郁达夫堪称是20世纪杰出作家。他的一生离不开读书、买书、借书、藏书、写书。他以写书为乐，以读书为快，以藏书为富，一生创作达三百万字。其得力于图书馆，也得力于自己丰富的藏书。
经常出入图书馆，每晚最少读一部欧美文学原著
少年时代的郁达夫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后来特别提到三部书对他的影响最大：一部是黎城靳氏的《吴诗集览》，因为吴梅村的夫人姓郁，当时的郁达夫虽还不十分懂得他的好坏，但一想到郁氏和他有姻戚关系，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亲热；一部是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这部书从戊戌政变说起，说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莲英的受宠、八国联军的入京，颐和园的纵火等，激起了郁达夫的义愤；另一部是署名曲阜鲁阳生孔氏编定的《普天忠愤集》，该书收集了甲午战争前后的奏章议论、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章，郁达夫读后，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是不会亡国的。
当郁达夫由浙江富阳上杭州读初中时，就迷上了学校图书馆。他爱读黄仲则、王渔洋、吴梅村的诗。少年的郁达夫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以后，郁达夫在富阳自学过一段时期。此间，他以一部《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醇》为课本，加上一些英文和自然科学书籍，每日勤奋读书。
1914年，郁达夫东渡日本深造。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图书馆结识了日本《太阳》杂志编者高野。后来，他在家信中提到：“昨日在上野图书馆阅书，得读史梧冈《西青散记》，弟翻阅一次，即以铅笔题‘逸老梧冈大有情，一枝斑管泪纵横，《西青散记》闲来读，独替双卿抱不平’28字于书后。坐弟侧者为一位白须老人，笑问弟曰：‘子中华民国人耶！’定欲得弟之‘落书’而一睹之，览毕惊曰：‘子能诗耶！’弟瞠目不敢一语，老人自谓姓高，在《太阳》杂志选诗，住京都，现因微事来东京，与图书馆长有旧，故来相访。”图书馆里结识的忘年交，也为他开辟了发表创作的新园地。此后，郁达夫常把自己的诗作寄交《太阳》杂志社发表。
郁达夫在大学时期爱上了德国文学。因当时日本学校的医学书籍用的多是德语课本，由此必需熟识的德文，却为他欣赏德国作家的原著提供了方便。图书馆里的席勒、海涅等的著作，都被他翻遍了。那时候，他经常出入图书馆，每天晚上最少还得读完一部欧美原版文学著作，一天一部，一年就积了几百部，如此好学，深得图书馆管理员的青睐，并与之结成莫逆之交，这又为他阅读图书馆藏书带来了方便。当郁达夫回国时，这位管理员——一个不知名的日本人，匆匆赶上车船，同他依依惜别。
“我有两个库，文库和武库”
1933年，郁达夫移居浙江杭州，选择城东北场官弄，自筑“风雨茅庐”，取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堂中挂有集龚自珍诗句写的楹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是打算寄居杭州，安安静静地读书和写作。场官弄近邻拥有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浙江省图书馆，可供他经常去借阅图书。他常诙谐地说：“我有两个库，文库和武库。”这里说的武库是指家屋对面的相国寺，当时被用作兵器储藏，所谓文库，即是图书馆了。
当时，他还常应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约，为读者开办文学讲座。陈训慈是位饱学的长者，很注切图书馆的学术和文化氛围。有次陈训慈在主持讲座时作介绍：“我想诸位定是很想看看郁先生的风采。”郁达夫演说完后俏皮地说：“我不是梅兰芳，如果诸位只来看我的风采，那包你会失望。”
郁达夫爱藏书。出卖文章为买书。他写了很多文章，也买了很多书。他的书，聚而散，散而聚。
在日本留学及在上海的20余年中，他先后购买了5万多册书，很多是日、英、德的原版书。
在场官弄风雨茅庐，最后积累藏书3万册。
在星洲新加坡又陆续增添了书籍几千册，且主要是外文书，三年后竟达2万册。
在印尼也有几千册书，包括原版《莎士比亚全集》。
郁达夫为所收藏的图书设计了藏书票。旧中国制作有藏书票的仅有两位作家，即是叶灵凤和郁达夫。
郁达夫读书多，多读书，就知道图书目录学的重要，也懂得书目的功能。据冯至回忆，早在1924年，郁达夫在北京就曾应陈翔鹤要求，把他喜欢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有斯特恩《感伤的旅行》、王尔德《道林·格莱的画像》、海涅《哈尔茨山游记》、凯勒《乡村里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和屠格涅夫小说。
这时，中华书局编译所舒新城正在主编世界著名丛书，其中德国文学部分请郁达夫和林语堂编译。郁达夫极为高兴，认为“这实在是有功于中国文艺界不浅的盛举”。他根据自己的藏书，另参阅了图书馆的目录，编制了一份《哥德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搜集了哥德、霍泊尔曼等15位大作家的著作。《举目》还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并征求意见。
“我查到《福州便览》，是要查得福州共有多少图书馆”
郁达夫善于利用图书馆。1936年2月，郁达夫初到福州时，福建《社会日报》记者前去采访，看到他床前的桌上，放了几卷线装书，一部是《寒山集》，一部是《词苑丛谈》，还有的就是一本《福州便览》和一张新出版的福州市区地图。记者问郁达夫，看这些介绍福州的书刊，你要知道些什么？郁达夫当即回答记者：福州山上有山上的物产，在水里有水里的物产。据说，福建的穷人每天吃的东西倒不愁，只愁是没有衣服穿。记者听了，发现郁达夫刚来福州不久，却对福州现状已经知道得不少了。就在这时，郁达夫话题一转又说：“我查《福州便览》是要查得福州共有多少图书馆，里面所藏的书是多少；看市区地图是辨明它所在位置。”这时记者才清楚郁达夫的用心。后来，记者在报道中说：“由此可见，他对书的留意，不愧是大作家。”
郁达夫爱读书，可是他匆匆南来，没有及时携带应有的图书，而读书又是他每天少不了的。他初步调查，知道福建最大、藏书最多的图书馆是在市内乌山，于是当他搬出旅舍后就在乌山附近租赁民房，以便就近到图书馆去读书。郁达夫有一个读书倾向，每到一地，喜欢先读些有关地方特色的书籍，如乡贤丛书、地方志。当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进华北，并把福建视为它的势力范围时，郁达夫格外注重查阅福建地方文献资料。他曾详细阅读戚继光和郑成功的文献，也读了南宋末年《心史》作者郑所南和明末被福建人奉为宗师的《黄道周文集》，并以他们在强敌面前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作诗勉励福建的知识分子向他们学习。
这年，郁达夫被陈仪聘为福建省政府参议，这是一个闲缺，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找书、读书。此间，他对福州的图书馆作了全面调查。在福建《小日报》等召开的读者座谈会上，他滔滔不绝地演说，根据自己利用图书馆的经验，劝青年们多读社会科学类书籍，并且告诫青年，读书首先要分清是非与黑白。当时的福建省政府设有图书馆，但读者寥寥，门庭如雀，而郁达夫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热心读者，他经常找管理员借书。据当时在图书馆担任图书编目工作的蔡圣焜回忆：“郁达夫先生来时，他都到图书馆找我借书，或到书库拣书。”因为经常赴图书馆，郁达夫和他结成了朋友。几个月后，郁达夫出任省政府公报室主任，他推荐蔡圣焜担任公报室编译员。
抗战期间，郁达夫颠沛流离，先后离开祖国去了新加坡和印尼。
在新加坡，郁达夫在星洲日报社主编副刊。他仍不改故态：买书、读书。他的一个很大兴趣就是跑书店，经常从书店捧回一大叠书。在他的住所内，三壁放着的均是连天的书架，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
在那里，他先后读了三千多册英文书籍，仍是当年留学日本的读书习惯，一夜看一本。有人问：“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部《辞源》也不买？”他回答说：“九岁会作诗，十八岁赴日本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源》，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守芬）
链结郁达夫特别喜爱买书。嗜书成癖。曾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
余思你认为公共图书馆建筑应设在城市或乡镇的什么位置比较合适？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