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宣文
改革的年代是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的年代；是敢想、敢说、敢做与反对敢想、反对敢说、反对敢做针尖对麦芒的年代；也是更多的人写杂文与更多的人作践杂文的年代。但杂文依然是杂文，杂文依然是新时期启蒙运动的号角，是时代的良心。作为杂文这样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以短小、活泼、锋利、隽永为特点的文艺性论文，并不好写，敢于写，实属不易，善于写，更不简单，暮远先生便是两者兼备颇有成就的一位。
暮远先生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干部，工作在反腐倡廉第一线，大名扬钊，在区外发表作品常用“山狼”之名，意为“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他四十刚过，归属“贫瘠的土地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那类头型，身材精干而健壮，浑身洋溢着活力，血气方刚，疾恶如仇，才思敏捷，笔耕勤勉。在我担任宁夏杂文学会会长的五年中，他一直是最年轻的也是惟一的回族副会长，因而做的工作也最多，他在创作了数百篇杂文的同时，为会员们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暮远写杂文出手很快，涉猎广泛，感情饱满，生发自如。他下过乡，做过工，又在党政机关捉笔为生，积累了写作的丰富素材，加之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驱使，有真情而发实感，几乎平均每周要发表1至2篇杂文。他的杂文有为家乡的贫困与不幸凄然流泪的；有为教育的喜悦与忧愁奋力呐喊的；有对环境的恶化与人们的漠然痛心疾首的；有对社会现实中的弊端投以深深一击的；更多的则是直面形形色色腐败现象像股股闪电撕破乌云般的愤怒。正如他的自述：“我常写一些直陈社会时弊的文字，自以为是一个敢于愤怒敢于直言不为什么人讳的‘愣头青’。”（《但为自己讳》）。
暮远写杂文愣劲十足，激浊扬清，针砭痼疾，寓意深邃。虽然他深知“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你不但说了也白说，而且会招致自身祸害”（《不能说》），虽然他的文章常经好心的编辑们左砍右削去其锋芒，但刊登出来后仍然力透纸背。他谈到电影《红樱桃》受命删去三场表现纳粹暴行的“****”的情节时发出质问，“我还是觉得奇怪，怎么历来有人总要从女人的身上替中国的男人们看出他们的邪念和****呢？是中国的女人多苦难呢，还是中国的男人本就是见了女人就要想到性的色情狂呢？”（《裸体便是色情？》）他针对几乎千篇一律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的八股文作风指出，“该把精力放在‘但是’之后的‘分形势’上，‘总形势’你不强调它它未必就不是好的，你强调了它它也未必就会是好的。”（《“总形势”与“分形势”》）他从余秋雨先生面试研究生时，给不与流俗为伍而质疑莎士比亚作品的考生打高分一事中领悟到，“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命运由了别人去拨弄，张扬个性，守住自我，才是善待生命的选择。”（《善待生命的选择》）他剖析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一面从事严重经济犯罪，一面还担任着北京市******领导小组组长和（北京）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副主席的现象后，警示善良而本份的人们，“查处腐败犯罪分子最大的阻力和干扰，恰是来自那些‘领导’着******斗争的领导者们的身上。”（《谁来领导******》）
综观暮远先生杂文，不难看出，他始终聚焦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顽强不懈地表达着人民对政治清明的企盼。他在《幸亏还有“最高”》一文中说道，“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官本位’‘家天下’封建传统的国家。”在论及******“居然能堂而皇之地被提拔重用”时，他拍案而起，“谁推荐的人？他是怎样被提拔上来的？”（《谁推荐的人？》）连原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本人也承认，对此“负有责任”。这是一种什么责任？这仅仅是陈、王孤立存在的问题吗？显然不是。封建社会是世袭制，老子死了儿子当皇帝；后来是科举制，谁的八股文做得好谁中状元；再后来是委任制，看谁顺眼了就指谁为官。无论是世袭制、科举制，还是委任制，都逃不脱“官选官”的樊篱，而不是“民选官”。“权力来源于少数人，权力服务于少数人”，许多悲剧由此而生。（《为谁掌权让谁监督》）。再比如，为什么“当前，腐败现象仍然严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理应从这几年******的实践中提出健全******体制、机制和法制的构想和方案，从本质上遏制住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如果我们不下决心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那些经济体制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我想，这便是暮远先生历时三年每晚伏案灯下完成的，继1995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夜行者独语》之后的第二部杂文集《告诉我们真的历史》所要告诉人们的。我以为暮远先生这本杂文集的全部价值也在于此。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于一旦。我想，这便是暮远先生历时三年每晚伏案灯下完成的，继1995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夜行者独语》之后的第二部杂文集《告诉我们真的历史》所要告诉人们的。我以为暮远先生这本杂文集的全部价值也在于此。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