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不愧是礼仪之邦。一名司机驾车违章而拒不接受检查，交警对他以礼相待，居然给他敬礼达一个半小时。然而君子国里并非人人皆君子。一个半小时的敬礼也未能使那司机感动，他依然稳坐车中不予理睬。这是一场很令人尴尬的文明与反文明的遭遇，这是一个漫长而难耐的瞬问。当电视摄像机对准了那仿佛来自远古的不知文明为何物的司机时，文明终于取得了胜利一一那司机不得不下车接受检查。
1996年，北京大学曾兴起一个叫作“文明修身”的运动，“一批德高望重的大师级学者出面纵谈修身问题”。然而“问题”又实在简单得不至于让大师级学者出面“纵谈”：“不随地吐痰”、“不说脏话”、“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样的初级启蒙知识，值得向我们的“精英”们去讲吗？自然，“纵谈”可能是必要的，但更要“横谈”、“横看”、“横比”。人的思想和行为总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不相信当今大学生真的就不懂得随地吐痰说脏话是不文明的举动，我也怀疑那位司机面对一个半小时的敬礼，内心就真的不产生一种情绪。要不要思考一下：他们那样做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在那不文明的背后，是否更潜隐着某种比不文明更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就如同“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一样，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然而这“优越性”又确实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来作保证。否则，主人就会变成仆人，公仆就会成为老爷。从北京对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资料看，有44．3％的厂处级干部、75．1％的科级干部和管理人员、78．2％的操作工人和85．9％的科技人员不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他们感觉，领导干部是主人，他们则是仆人。这种颠倒了的感觉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么？
当我们沉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的时候，还要想着致力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巩固。因为一种制度本身并不能体现优越性，只有当它作用于社会和大众的时候，只有社会和大众努力身体力行地实践它的时候，它才能真正表现出优越性。这道理很浅显，然而实行起来却不易。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