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错误的认识（以“错误”二字来定义本文所涉及的一些现象，其实是不准确的，其中大多应属于违法违纪、腐败犯罪行为和现象。但考虑到本文的重点并不在那些现象本身，故还是以“错误”概括之），总是处于错误已经形成且已对社会构成很大的危害的时候。当一个错误的苗头出现时，人们对此是没有知觉（或者说不愿去知觉）的；当这个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蔓延时，更多的人是抱了观察、研究、不置可否的态度；只有当这错误成为普遍的流行的社会病症且已明显地危及了社会的政治生活或经济生活时，这才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加以制止或纠正。且不说这时的制止或纠正的效果如何，惟令人痛心疾首者，国家与人民的损失已经太大了。一个错误能够在这社会立足、生长、蔓延，许多人为了这样的错误在社会立足、生长和蔓延而推波助澜，一些错误终于成为社会瘤疾而难以根除，大抵与我们这种对于错误的认识不无关系。
公款吃喝玩乐已经成为社会顽症，即便到了今天，它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恐怕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而我们意识到公款吃喝玩乐的危害性的时候，却是公款吃喝玩乐已成为一股势头猛劲的风且刮及社会每个角落。认识的滞后，终于酿成一个社会苦果——一个难以根除的苦果。这些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的新名词，而有一些新名词是与这社会流行的或曾经流行过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官倒”，当老百姓对这一名词耳熟能详的时候，官倒们已经把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倒了个一塌糊涂。我清楚地记得整治“官倒”时的艰难，一则他们大都是有权的官商，二则那时候“官倒”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当然，“官倒”现象终于在声势浩大的整治下有了很大的收敛，但谁就敢断言，今天，我们的社会已从根本上禁绝了“官倒”现象？
如果说，在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大的转变的时候，有些错误是人们难以预料的（如“官倒”现象），而可以取得大众的理解，那么，一些用不着预料的十分明显的错误的出现和蔓延，就完全是不应该的。譬如领导干部乘坐超标豪华小轿车。假如当初就有明确的规定且辅之以严格的管理监督和严厉的处罚规定，大抵就不会出现严重浪费国有资产，严重败坏党和政府声誉的领导干部竞相奢侈排场的尴尬局面，也就不至于出现后来的兴师动众、全国上下的清理纠正。我不相信中国人都那么傻，明知那是一个错误却任其发展。然而那放纵的结果以及后来的清理纠正却分明让人觉着心里不是个滋味。照实说，这样的严重错误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倘使当初有人稍稍认识一下，完全可以避免的。公款购置移动电话也是如此。既然有了超标车错误以及其他许多类似错误的教训，按着“吃一堑长一智”的老话，同样的错误应该不会再犯了罢。然而不，我们总是一遍一遍重复过去的错误，我们的认识水平也总是一次一次的“教训”所不能提高的，国家于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着错误的危害。你试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看看今天我们社会中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错误中，有多少是只要认识稍稍提前一点儿就完全可以避免的。
难道我们的社会缺少这样的一种人，当一个错误出现时（大而论之——当一个新的事物将要出现时），就可以认识到它对于社会的不利因素，并且及早地做出预防对策，以免使它对社会构成危害。
不，观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不相信我们的社会缺少这样的人。而且我怀疑，那些错误的出现，并不是我们对于错误的认识问题，而是我们对于错误的态度问题——你想想，假如一个又一个错误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依然不能使我们警醒，那还能是对错误的认识问题吗？
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