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入的初次分配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
在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急需推行的关键性改革措施之一。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今后能否稳定、和谐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今后能否切实有效地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大事。
收入分配通常分为三个层次，即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初次分配是市场调节之下按生产要素供给者各自供给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的分配。二次分配是政府调节之下，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措施对初次分配进行调节之后所形成的分配。这时，市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都已经结束，每个人所得到的收入已经是税后收入或政府社会福利措施实行之后的收入。三次分配是在二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这是一种以道德力量为指导的个人收入的再分配，不包括任何强制性的因素而完全依赖于个人的自觉自愿，例如个人的捐献、个人的扶贫济困措施、个人成立公益性的基金等等。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的作用在于制定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鼓励个人的自愿捐献，防止有关单位、机构和人员对公益性捐献的侵占。
收入分配制度的重点应当放在哪里？关于三次分配，争论不大，主要是由于中国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并不长，三次分配在经济中的影响还不太大。按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来对比，也许还要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三次分配的影响才会逐渐加大。不过，国内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了，几乎都认为早日出台有关捐赠免税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将会鼓励更多的人热心公益事业。
现在，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改革的重点是放在初次分配方面，还是放在二次分配上？假定认为初次分配的改革和二次分配的改革都是重要的、必须关注的，应当双管齐下，那么仍会有哪一个更重要、更应侧重的问题。
本书的观点是：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重要。理由很清楚，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二次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的初次分配一般来说应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结果。只要市场是完善的，确实由市场机制按人们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即按人们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作用进行收入分配，就依然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在市场调节下肯定会出现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并不完善，比如市场中存在着垄断势力，又如市场中因各种原因而使得供给方与需求方力量不均等、不对称，形成一方强势，一方弱势，必然影响初次分配的格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情况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而是历史上形成的，或者说，在人们刚参与市场活动时，各人持有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就存在很大差别，以致后来在参加市场竞争时不可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收入差距显然偏大。这就表明二次分配是必要的，在二次分配中有必要通过政府对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和社会福利措施，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为目标。这样也就可以做到“初次分配不足由二次分配来弥补”。
然而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初次分配受市场的影响小，受计划体制的影响大，初次分配的结果主要不是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下形成的，而是在计划体制之下由政府部门规定的。最明显的例子，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工资收入来自政府部门的规定，这里有“供给制”的影响，形成实际工资收入和表面上的工资收入极大的不一致，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实际收入（包括生活上得到的照顾和特殊待遇）与账面上的货币工资水平极不相称，账面上的工资数额反映不了实际生活状况。二是农民的收入与市场机制基本上没有联系。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农民实际上是没有产权的，或者说，所谓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归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掌管。农民的收入来自集体生产成果中归于农民所能分配到户的那部分，但与市场无关。只有农民自己饲养的家禽、家畜、鸡蛋等极少数产品，出售后所得到的少许个人收入，才同市场发生联系。
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初次分配，根本算不上市场调节下的分配，而依然是由政府部门包括基层政权人民公社决定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市场逐渐开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经营权，农民所得到的收入在较大程度上遵从市场机制，然而农民最重要的收入，即土地作为农民财产理应得到的收入，却通常没有引入初次分配之中，因为农民实际上没有财产收入。只有广大城镇个体工商户的收入、民营企业业主和职工的收入、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才是市场机制作用条件下的初次分配收入。此外，还包括投资者散户在内的一些人，也可以认为是受市场机制影响的初次分配收入者。
这些就是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启动前的初次分配实际状况。它与“收入初次分配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这一经济学原则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讨论即将启动的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不能忽视这一实际情况。
二、在初次分配改革中需要解决哪些难题
问题仍然需要从现阶段中国经济非均衡谈起。
1990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199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1998年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200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已经指出，非均衡经济分两个类型，即第一类经济非均衡和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第一类经济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非均衡属于第一类经济非均衡。第二类经济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并且缺少真正的市场主体条件的非均衡，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就属于第二类经济非均衡。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进行产权改革，即界定产权，使企业转变为产权清晰、投资主体明确的、真正的市场主体，即先从第二类经济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经济非均衡；然后通过市场的不断完善，由第一类经济非均衡逐渐向经济均衡状态靠拢。这就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的要点，本书第一章已经作了概括。
从1990年该书出版到现在（2013年），已经24年了。24年来，中国经济非均衡究竟有怎样的变化？总的说来，通过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成为产权清晰、投资主体明确的市场主体。当然，正如本书前面已经指出的，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仍须加紧推进，这24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已为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但不能否认，中国至今尚未完全摆脱第二类经济非均衡困境，原因是：农民的产权尚未明确，农民虽然卷入了市场，但由于产权（包括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和农民的房产权）都还没有落实到户，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农民也没有成为有明确产权的市场主体。这样，中国尽管在迈出第二类经济非均衡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无法认为中国已经由第二类经济非均衡跨入了第一类经济非均衡。
除此以外，市场不完善依旧存在，市场机制对初次分配的影响仍受到很多限制，还不能认为市场调节已在现阶段中国的初次分配中起着基础性调节作用。
农村和城市两方面的初次分配遇到的问题，大体上有以下几方面：
(1)历史原因，包括中国国内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个地区受到不同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等。再加上各地市场发育程度不一，有些地方的传统习惯势力很强，限制了市场的进一步成长。
(2)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垄断因素，只是垄断程度不一样而已。以一个行业而言，完全竞争的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有人说，农贸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并非如此，要按产品种类而言，多数产品的垄断程度低一些，但有些农产品市场依然存在垄断。垄断严重阻碍了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在某些农产品市场上或小商品市场上，甚至还有欺行霸市的行为，并且有的还同当地黑恶势力有关。这虽是市场不完善的反映，但同时也反映了法制的不健全和市场秩序的紊乱。
(3)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初次分配的工资标准、工资级差和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计划经济时期在制定工资标准、工资级差和行业工资差距时，可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有所考虑，也可能是参考了当时各地的物价水平而制定的。经过这么多年，客观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然而当初有关工资的规定依旧作为目前的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
(4)劳动力市场上买方（雇主）和卖方（受雇者）的力量极不对称，因为雇主通常是企事业单位而受雇者通常是单个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双方站在地位不平等的境地，受雇者吃亏是常见的。如果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是供大于求的格局，受雇者在受压抑后只好忍气吞声。
(5)如果进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析，可以把劳动力市场(或劳工市场)大体上区分为高级劳工市场和低级劳工市场两大类。在前一类劳工市场上，工资较高，福利、津贴较多，职务升迁的机会较多，而且在工作岗位上较有可能学到本领，学到专业知识，技术提高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这里的职业被人们看成是“好职业”。在后一类劳工市场上，工资较低，福利、津贴较少，职务升迁的机会较少，而且在工作岗位上净干些简单劳动的体力活，大量重复劳动，一般学不到技术，也学不到专业知识。这里的职业被人们看成是“坏职业”。两类劳工市场的并存被称为二元劳工市场。一般受雇者本身技术水平低，又没有学历，在求职时只可能进入低级劳工市场，受歧视，工资起点低，而且难以提升。二元劳工市场的并存，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也是常见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见到。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的最后一部分已作了阐述。这里仅概述要点。
看来，这种现象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所导致。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可能更加突出一些。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来自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的谋求职业者，都是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简单劳动力，他们在低级劳工市场上求职，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更加明显。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现阶段还不可能真正形成由市场调节作为基础性调节的所谓经济均衡条件下的工资率。
(6)农民的初次分配收入同样是在非均衡条件下形成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农民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所以至今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手中的承包地、宅基地，以及农民在宅基地上建成的住房，都没有明晰的产权，不能用于抵押或转让。不仅如此，农民的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失去土地但得不到合理的补偿。由于农民没有产权，没有保住自己仅有的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土地收入受到许多限制，农民甚至不能对自己利用土地而获取未来的收益作出预先的规划，所以土地收入前景是不确定的。在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寻租”行为，受损失的往往是农民，也就是说，受“寻租”行为损失的，恰恰是农民本人。
(7)农民虽然可以离开自己的家园进入城镇工作或企业工作，但他们却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弱势的受雇群体。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城乡两种户口制度，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户籍和身份不同，农民工的权利受限制，而雇用农民工的企事业单位相对而言却是强势的。雇用方和被雇用方双方地位的不对称，十分明显。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更甚于作为受雇者的城市居民。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是离开自己的家园进入城镇打工，有些人还把妻子儿女带进了城镇，他们必须自己租房子住，必须多支出生活费用，这些可以纳入“进城务工成本”之列。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工的负担是重的，收入显然是较少的，而且回乡探亲成本还未包括在内。
(8)在农产品的销售市场上，农业作为供给方，如果面对的是零散的买主（需求方），双方很难说谁是弱势、谁是强势，但如果面对的是农产品采购商，那么农民作为弱势一方，农产品采购商作为强势一方，是通常见到的。农民作为种植者、家畜家禽饲养者在同采购商谈判时，无法争取到市场均衡价格，而常常会被压低价格，从而农民在初次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减少了。即使有些地方的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但这只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同农产品采购商谈判时谈判条件略有改善，最终仍免不了要吃亏。因为相对于大企业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旧是弱势单位。这与某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据观察，在丹麦、荷兰、新西兰等以农业畜牧业产品著称的国家，那里的农民不仅组成了合作社，而且农民合作社还参加联社，它们实力雄厚，规模庞大：有自己的车队、船队、码头和仓库；有自己的营销渠道，能直接同国内外的大型超市签订供销合同，从而可以得到较多的收入。此外，在农民合作社和联社之外，还有农民协会之类的组织，为农民的权益说话。这是现阶段中国还做不到的。
(9)在谈到农民在初次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时，还需要对农民缺少社会资本这一实际情况做一些补充。前面已经指出，二元劳工市场的存在，使农民在求职时受到歧视，他们只能进入低级劳工市场而难以进入高级劳工市场，在这方面，农民受到的歧视大于城市居民受到的歧视。除了农民的学历一般低于城市居民中的求职者，自身的条件较差而外，还由于农民求职者的社会资本极小，尤其是来自偏远山村的农民，他们在城市中没有什么亲戚、朋友、熟人，没有人在自己急需别人帮助的时候拉自己一把。社会资本需要自己去创造，去积累，但他们连创造、积累的机会都没有，又怎能利用社会资本？
以上一共谈了九点，全都说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把初次分配改革放在首位。初次分配不进行改革，仅靠二次分配又能起多大的作用？
三、初次分配改革的建议
那么，怎样有效地推进初次分配改革呢？根据以上的分析，提出如下的建议：
（一）使市场尽快地健全、完善
既然初次分配的趋向合理同市场的趋向完善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初次分配改革中，理应把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作为首要的任务。具体地说，市场的健全和完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清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初次分配的影响，如所有制歧视的取消、行业垄断的取消等等。
(2)早日形成生产要素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以及早日形成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为调整初次分配格局做制度上的准备。
(3)对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并且至今仍对初次分配发生影响的工资标准、工资级差、工资在行业之间的差距等规定，认真审查，该取消的取消，该修改的修改，以贯彻市场作为初次分配的基础性调节的原则。
(4)关于现阶段中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在这里可以再作进一步的分析。一方面，这与市场机制受限制，未能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业垄断和准入限制的缘故。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最大障碍是实际上实行的特许经营制度，而特许经营制度不仅排斥了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而且还必然导致特许经营制度的后果，即价格控制和内部人控制等现象。结果，既损害了民营企业及其投资者的利益，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所以这是非改不可的。
（二）让农民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初次分配的不合理之处，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民在户籍和身份上处于不平等地位有关。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仔细分析，这一统计数字并未反映实际情况。这是因为，在计算城镇化率时把在城镇常住半年以上的农民都纳入了城镇人口，实际上把依旧是农村居民的农民工也作为城镇人口而登记在内了。据局部城市的统计，常住城镇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在城镇人口总数中大约占20%左右，这样，估计全国实际上的城镇化率（即城镇户籍的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40%，而农村户籍的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高达60%以上。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有60%以上的人没有个人或家庭的产权，没有个人或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这正是影响现阶段中国初次分配不合理的重要因素。
因此，要改革目前初次分配的不合理格局，必须在农村土地确权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
首先，在全国扩大农村土地确权的范围。
到目前为止，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仅仅在少数县域进行试点。但根据已经试点的县份的资料，土地确权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农民经营的积极性高涨，城镇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大大缩小。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有了产权，有了财产性收入，加之有了自主经营和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从而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等等。这些都促使初级分配朝有利于农民的方向变化。
其次，土地确权后，农民有了三权三证。农民有了三权三证之后，在农村和小城镇金融机构相应地成熟的条件下，可以利用三权三证进行抵押贷款，获得融资，为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水产业、手工业和商业创造条件。农民也可以在明确产权的宅基地上拆旧屋，建新房，新房除自家居住外，还可以出租给城镇居民住，既方便了城镇居民，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第三，土地确权后，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政府不经过合法程序，无权以低价圈占农民的承包和宅基地，无权强制拆掉农民在宅基地上修建的住房。土地流转必须在农民自愿并且以协商的方式取得补偿的前提下开展，从而土地流转将有序地进行。这对农民的收入是有保证的。在一些地方考察时发现，农民以明确产权以后的承包地入股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其他类型企业，或出租给各种企业和其他农民作为耕地，使其他农民经营的家庭农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或取得土地入股分红收入，或定期取得租金收入。农民的初次分配收入将会增长。
第四，土地确权后，农民的初次分配收入将呈现多元化趋势。据调查，农民可以从以下六个渠道获得初次分配收入：（1）种植业、养殖业收入；（2）或者自己不经营种植业、养殖业而外出务工、开作坊、开商店、从事物流业，取得收入；（3）或者以土地入股而参加分红，取得收入；（4）或者以土地出租而取得土地租金收入；（5）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在经营农村种植业、养殖业、果树业等的企业中做雇工，按月取得工资收入；（6）农民把宅基地上自建的一部分住房出租给城镇居民居住，取得房租收入。可能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总之，农民初次分配收入都会比土地确权以前大为增长。农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的关键，在于土地确权以后，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三）在劳动力市场，使买方（雇主）和卖方（受雇者）之间的地位趋向平等
这是影响初次分配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易使雇主和受雇者的地位平等化？有各种不同原因。现分别讨论相应的对策。
(1)在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通常是导致供给方弱势和需求方强势的原因之一。然而我们的分析不应到此为止。要知道，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是不可忽略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劳动力市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高级劳工市场和低级劳工市场，前一类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认为“好职业”，后一类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认为“坏职业”。每一类劳工市场又可以按专业不同而细分为若干个分市场。在讨论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状况时，按专业不同而细分的分市场的供求状况分析，也许比笼统的全部市场的供求状况分析更能说明问题。通过分市场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即改革开放的前30年，简单劳动力是供给大大超过需求，而且越简单的劳动力，如粗工、搬运工、采石工、筑路工、挖渠工等，供给者越多；而越有专长的劳动力则需求越多，供求差距越小。然而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简单劳动力供给减少了，这或者由于生活费用上升，简单劳动力的工资过低，许多人不愿从事搬运、采石、筑路、挖渠等劳动，或者由于农村中愿意离家去从事这些粗活的青壮年越来越少了。相形之下，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专科毕业生的供给增加了，而合适的岗位则没有那么多，所以难以找到工作。分市场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变化，使得雇主与受雇者的地位开始出现反方向的变
化，进而影响双方的地位。这意味着供求双方在工资谈判条件上也正在发生相应变化，并且有可能改变初次分配的格局。
应当指出，虽然劳动力市场上供求状况的变化会影响雇主和受雇者双方的工资谈判条件，但雇主是强势一方而受雇者是弱势一方的地位不可能颠倒过来。这不仅是由于雇主通常是企事业单位，受雇者通常是以个人身份去应聘的，而且还在于：雇主掌握着主动权，而受雇者处于被动地位。这是因为，雇主有自己的一条底线，这就是：成本不能等于收益，更不能大于收益，否则何必要雇人？而受雇者也有一条底线，即工资不能低于当时当地的生活费用，否则何必去受雇上班工作？问题恰恰在于：雇主的底线是硬性的，雇主（除非有特殊原因）绝对不愿使成本大于收益；而受雇者的底线却是柔性的，可以相机浮动，因为“当时当地的生活费用”并没有绝对标准，可以多一些，也可以少一些。在供给多而需求少的情况下，受雇者可能一退再退，降低生活费用标准，只要有人愿意雇用就行了。这就是受雇者的真正底线。
这样的问题在近两个世纪内一直存在于西方工业国家。那里的雇主强势地位和受雇者弱势地位是如何改变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改变起了一些作用，但未能扭转雇主的强势和受雇者的弱势。在那里，主要依靠工会力量的壮大。受雇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工会，于是工会逐渐成为代表受雇者权益而同雇主们抗衡的力量。而工会自身力量的成长又来自它为受雇者权益而奔走呼吁，直至号召举行罢工。当然，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运动，还有不少问题可供讨论，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参与其中，即终于形成“企业界—工会—政府”三方博弈并相互抗衡的格局。这才使受雇者的弱势地位有所改变。
在中国，对工会的作用需要有新的认识。工会毕竟是初次分配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2)在二元劳工市场继续存在并且短期内不会消失的条件下，应当促进低级劳工市场逐渐向高级劳工市场转变，让“坏职业”逐渐成为“较好的职业”，让“好职业”成为“更好的职业”。这包括提高某些累活、重活、脏活的工资标准，增加某些职业的职工福利待遇，增加某些职务的升迁机会、员工的深造机会等等。同时，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使高级劳工市场的职位数额在就业职位总数中的比例逐渐上升，从而增加“较好职业”、“好职业”和“更好职业”的在岗人数。
同时，为了适应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需求，不仅要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还要加强在职职工的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要实行免费食宿制，对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让他们安心地依靠努力学习而成为技术人才、专业人才，以便此后有取得较高收入的机会，这同样是提高低收入家庭初次分配收入的办法。
此外，还应当鼓励和帮助求职者自行创业，创办小微企业，尽其所能，为社会、为个人创造财富，增加收入。
四、一种设想：让人力资本投入者也能分享利润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曾经出现一种被称为“分享经济”或“共享经济”的学说。所谓“分享经济”或“共享经济”是指利润不应当归物质资本投入者独自享有，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当分享或共享一部分利润。其依据是：
财富、收入和利润都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的，仅有物质资本的投入，而没有人力资本的投入，不可能创造出财富、收入和利润。既然如此，为什么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入者拥有，而人力资本投入者的收入只能从生产成本中的工资一项中支出呢？这在经济理论中是说不通的。因此，根据“分享经济”或“共享经济”的原理，利润应当归于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分享、共享。
这就是说，物质资本投入者，如果担任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那么他们就是以双重身份参加了财富、收入和利润的创造，他们应当既得到利润，也得到工资，利润是以物质资本投入者身份获得的（也就是以股东的身份获得的），工资是以人力资本投入者即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身份获得的，尽管这些所得都应在企业生产成本中工资一项支出。至于企业的职工，他们也将以双重身份参与财富、收入和利润的创造，他们应当既得到工资，也分享利润。他们之所以得到工资，是因为他们作为职工，对企业生产销售过程有人力资本投入；而他们之所以还应分享利润，则是根据“分享经济”、“共享经济”的原理，由于财富、收入和利润都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的，所以企业职工们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当分享一部分利润。
企业职工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分享一部分利润的方式很多，可以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于本企业的某种形式。例如，把用于分配给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那部分利润折合成股份分给职工；或者，把这部分利润折合成现金分给职工；再或者，对为本企业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职工给予股份，作为激励（产权激励制度），对其余职工发给现金，等等。
至于物质资本投入者共得到利润的多大比例，以及人力资本投入者共得到利润的多大比例，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由企业根据本企业实际状况再作规定。
不管怎样，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分享利润的做法，不仅可以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也体现了初次分配改革的精神，因为分享利润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在实践中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