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混乱的民国初年（1912—1926年）
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首先响应，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湖南军政府。军政府下设参议院，管理湖南政事，另设军政、民政两部，民政部下设六司一院一处，即：民政司、财政司、教育司、司法司、交通司、外交司、会计检察院、盐政处。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地方政权，但实权掌握在立宪派手中。不久，焦达峰、陈作新被杀，谭延闿主湘。此后，湖南政治同全国一样，进入一个混乱时期，清末成长起来的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台。但在改造湖南、重新整合湖南社会的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由于缺乏凝聚社会的政治理念，因而都不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一时期湖南政治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1．军人掌权，政权更动频繁
自谭延闿主湘后，湖南进入了军人掌权、政局混乱的时期，是军阀混战的重要省份，主政者像走马灯一样更换频繁，从1911年10月至1926年3月，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湖南都督（督军、省长）一共更换了10余人，在位时间最长的是赵恒惕，主政5年多，最短的才一个月。足见当时湖南政局的混乱状况。
2．政治参与有所扩大
民国建立之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观念在古老的****统治的土地上渐渐地深入人心，湖南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前有所增长。这时湖南设立了省议会等民众参政机关。但在此期间，仅有谭延闿几次督湘时，实行过比较开明的政策，湖南人的政治参与进一步发展。表现在：第一，省议会组织较此前的咨议局扩大了。咨议局为82人，省议会为108人。第二，省议会在选民与候选资格上的门槛较咨议局降低了许多。这时省议会的合格选民已达227万人，比咨议局的10余万人增加了22倍。第三，近代政党政治的选举方式在省议会中表现出来了。如省议会共108席，国民党得90席，共和党得18席。当然，这个时期的政治参与仍不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还是部分精英参政。
3．首倡省宪运动，主张联省自治
湖南为何在全国首倡省宪，主张联省自治。除了清末以来地方主义势力抬头之外，湖南还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这一时期，湖南成为南北军阀争夺的重要省份之一，政局动荡，混战频繁，湖南的官绅民众希望通过“湘人治湘”来摆脱这种困境。第二，近代以来的湖南人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忧民意识，这种意识来源于传统文化——湖湘学派的积淀。湖湘学派崇尚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身实践。湖南的制宪运动和联省自治的主要人物是谭延闿和赵恒惕。其进行程序大致是：第一步，各省脱离中央，实行自治；第二步，自治各省共同联合组织联省自治政府。自治的要点在于各省自行制宪，省政自决。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发表湖南自治通电后，准备尽早将湖南带人宪政社会。托人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及《省自治大纲》，筹开自治会议。但在制宪过程中，湘军集团发生内讧，谭延闿被迫将湘军总司令一职让给赵恒惕。赵氏上台后，迅速恢复省议会，以75票选举原政务厅长林支宇为临时省长，开全国选举省长之先河。同时继续推行地方自治，于1922年颁布了省宪，采用内阁制。同年9月，举行了省长选举，出席投票的共2593人，结果赵恒惕得1581票，谭延闿得885票，赵恒惕以压倒多数当选为行宪省长，湖南自治政府建立了。赵当选后，为了改变对省长权力的限制，下令修改省宪，自愿将湖南置于全国一个地方政权的位置上，降低了地方主义倾向。但三权分立，省务院长制等原宪法本质的东西仍得以保存下来。
（四）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
这一时期可分为两阶段，前期是从北伐军进军湖南到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时为止，此后到抗战爆发为后期。
在前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北伐战争首先在湖南拉开序幕，旋即推翻北洋军阀在湖南的统治。1926年初，湖南省政府成立。省政府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五厅。唐生智担任湖南省主席，唐虽然宣布废除了省议会和省宪法，但这时湖南民主政治参与程度在扩大。1927年2月，省政府通过了《湖南省行政大纲全案》。提出要扶植群众组织，整顿吏治，筹办县、区、乡自治，民选各级政府；制订劳动法，保障工人利益；在司法上，筹建县、市人民法院，实行人民参审陪审制度等。这些措施，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要将民主政治的基础扩大到一般工农群众的要求。但不久，国共合作破裂了，这些措施大多没有实施。
抗战前十年，主政湖南的共有4人，即唐生智、程潜、鲁涤平、何键。其中何键在位的时间较长，从1929年2月上任至1937年11月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为止，主湘达9年之久。何键在任期间，政治上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剿共”；二是推行地方自治。在“剿共”方面，何键是国民党内一员干将，他能主湘9年，不能不说与此有关。1929年3月，何键成立“清乡司令部”（1933年改名为“湖南全省保安司令部”），各县则成立了保安团，“剿共”的重点在湘东和湘西。
关于地方自治，在孙中山的方案中，是以县为自治单位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没有首先推行县自治，而是仿效山西，实行乡村自治。国民党认为，实行县自治，必以乡村自治为基础。国民党力图通过地方自治，训练国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利，以立宪政之基础，实行“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使地方自治体成为经济政治的组织体”。1928年，湖南省政府成立了地方自治筹备处，派出200余人到各县设立自治调查办公处，从事户口、土地、物产等调查，湖南的地方自治由此开始。后来，由于经费短缺，机构屡次变动，时断时续。1933年初，民政厅分别召集上述各县召开实行地方自治会议，决定分三期推行自治，每期4个月。第一期委任区长，成立区公所，制定临时区公约，筹备调解委员会；第二期编划乡镇，成立国民讲堂，制定区公约，成立区调解委员会，整理“义勇队”及教育、财政等事项；第三期委定乡镇长，成立乡镇公所，编划邻闾，完成户口调查，召集临时乡镇民大会。1934年冬，红军长征经过湖南南部，国民党令湖南各县举办保甲，于是在1935年1月，湖南省将保甲制融入地方自治当中，规定县以下为区，区以下为乡镇，乡镇下辖保甲。至1936年统计，全省76县市，计454区，19个直属乡、20个直属镇，3111个乡镇，38，020保，420，034甲。
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的地方自治应怎么看，作者认为：第一，在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大量的调查人员到各县调查户口、土地、物产及风土人情等情况，为了解整个湖南省情提供了较详细的资料和数据。第二，在地方自治的过程中，湖南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虽有不少地方的自治偏离了地方自治的宗旨，但也有的地方取得了一些成效。如衡山县在1936年被确定为乡村建设自治县后，县政府裁局设科，废除区一级，建55个乡、2个镇。县政府选考小学教员600人，地方自治人员70人，并邀请晏阳初及其“平教总会”来衡山指导地方自治。在政治上，重视人才选拔，原县政府的科长、区长是当权士绅的一律淘汰。新任命的科长多是省内外颇有名气的人士或大学毕业生，他们注重办实事，不搞裙带关系，给民国时期的官场带来了新风尚。设公产处，专管全县公有田产和房屋。改进会计制度，县属各单位会计人员直属县会计主任领导。同时在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新建了卫生院和农业试验场，开办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该校开学时共计98人，来自各省46个县。学校课程和中心主题是乡村改造，分六大类：即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及自卫、民众教育与民众组织、乡村学校、农业和乡村改造活动（内含合作社、乡村卫生、村公所等）。这些学生又成为乡村改造，推行地方自治的专门人才。第三，湖南的地方自治也同全国一样，融入了传统的保甲制度，它是地方自治的对立物。保甲的功能是安定社会秩序，自治则是地方民众参政的台阶。两者的目的和功用是不相同的，且不少地方保甲长一职被土豪劣绅所把持，从而使得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的真谛难以实现。
二、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
中国传统的人才选拔方式是科举制，教育的内容是四书五经，这种教育制度到明清时期越来越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摧残了文化。到了近代，西学东渐，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制度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也在发生演变。1861年京师同文馆和次年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立，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发端，随后新式学堂在沿海各省出现，到1899年扩展到包括湘、云、贵、川、陕等内陆地区的17个省。1902年清政府命令各省书院改为学堂，1905年，清朝宣布废除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旧学的体制和根基崩溃，新式教育在各省建立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大学、高等专门——都市省垣；中学、师范——府治；高小——县城；初小——乡镇这样的学校与行政梯次配备的体系。在甲午战争之前，湖南没有一所新式学堂，直到戊戌变法时，湖南始设浏阳算学社和长沙时务学堂，才有了新式教育。至变法失败前夕，湖南共设立各种学堂16所，学会23个，报馆6所。至1907年，湖南共有各种学堂739所，学生30，199人。同年全国共有各种学堂37，888所，学生102．4988万人，湖南的学堂和学生数分别只占全国总数1．95％和2．94％，比较落后。进入民国之后，虽然湖南政局动荡，但教育发展的总趋势是在前进，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湖南教育发展迅速。小学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湖南省政府把小学教育作为重点发展目标。民国元年，教育部规定小学分为初等4年，高等3年，废除读经。湖南省也颁布了《湖南暂定学制大纲》，规定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鼓励私人办学。至1926年，全省小学有17，009所，在校学生为27．9729万人。小学的课程设置也与旧学完全不同。清末和民国时期，共变动了10余次。主要课程有：修身（民国时期分为“公民”、“卫生”、国民政府时为“党义”）、国文、算术（后改为“数学”）、格致（含动植物、矿物、理化、卫生等，后易为“自然”或“常识”）“史学”与“舆地”（后改为“历史”、“地理”）、体育、图画（美术）、音乐、外语（后改为“外国语”或“英语”）。至1932年，湖南省有小学25，462所，小学生1，011，051人。其中私立学校有10，376所，占40．75％。当年全省的教育支出为247万元，居全国第5位。当时湖南有近3000万人口，按学龄儿童占1／10的比例计算，适龄儿童应为300万，可见当时入学儿童只占适龄儿童的1／3。
湖南的现代中学始于20世纪前几年，公、私立并存，后又有了联立中学。至清朝垮台时，已有42所，学生4349人。民国初年，中学有所发展，但由于省政府把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在小学，故中学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至1927年，全省中学为67所，其中私立占了37所，超过了半数，学生为12，460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湖南的中学教育继续向前发展。至1935年底，全省拥有普通中学82所，其中省立6所，联立8所，县立17所，私立51所。在校学生为23，280人。这说明中学教育的覆盖面在增加。开设的课程也与西学相当。主要有：公民、体育、英语、国文、算学、生理卫生、植物、动物、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图画、音乐等。
除了中小学教育外，湖南省还发展中等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至抗战爆发前，形成了从小学到中等师院、中等职业学校再到大学这样一种金字塔式的新式教育体制。社会的进步，需要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清末民初湖南社会演变加快，与这批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留学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走出学校后，成为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律师、技术人员或工商业者，积极宣传新思想，倡导社会变革，成为现代化的提倡者和拥护者，在湖南的社会舞台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纵观清末至民国前期的教育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省政府对教育比较重视，教育的投入也较多。民国初年，由于政局不稳，有的主湘军阀对教育不大重视，教育的投入相对有限。但到抗战爆发的前几年，湖南教育发展较快。据统计，1931—1936年省级教育经费总数为1516．2万元，年均经费252．7万元，占省财政支出的13．90％，居全国前十位。第二，办学形式多样灵活，湖南的私立学校居全国之冠。湖南各级学校有公立、私立、私塾、联立等；在小学中，私立占了近半数的比例，在中学和职业学校中，私立占绝对优势；抗战前，湖南有3所大学，其中公立、私立、外国所办大学各1所。第三，社会教育迅速发展，省政府恢复和充实了原省立中山图书馆、省立通俗教育馆、省立博物馆，增强了农民教育馆和南岳图书馆，尤其是在民众教育方面进展较快。1929年成立了省民众教育委员会，大力兴办民众学校，至1936年全省公私立民众学校5000多所，遍布各县。第四，全省教育发展不平衡。全省的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等大都集中于长沙、衡阳、常德等少数几个地方，而湘西、湘南等地的教育还相当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