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想法虽事出有因，但未必经得起推敲，更不能待于施行。理由很简单，成神成仙，实在渺不可及；沦落街头，未必是体面者所乐于作为的，此其一。设若人人流浪，生计定然于瞬间成为问题，此无须待考。梁启超说：“上帝创造人，并不是他开了面包铺，销售不了，给我们白吃的。世人无论何人，勤劳是他的本分，设使他不劳作而吃饭，便是抢劫侵占，一切虚伪嫉妒，种种罪恶，因此而起。”(《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如果有可供抢劫的面包可食，那还可以，如若人人流浪，恐怕连犯罪的资格也被剥夺了，此其二。退一万步说，假如成神成仙，流浪逍遥是一种有望的可能，那种生活真的快乐十足吗？劳役之苦的确没有了，但谁能保证那不是一种最无聊最空虚的生活呢？此其三。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这种生活不细想则已，一当认真推敲，便要生出丝丝寒意。何秀煌先生曾对此作如是之反思，他说：“许多人常常觉得工作好像是一件不得已的苦事。它只是为了谋生，为了追求温饱的手段而已。有时我们甚至暗自感叹。空想如果不必工作那该多好。可是我们细心设想：难道我们真的一心只想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吗？我们真的以为只要不必工作，专心享乐，人生也就因此满足，因此快乐，因此觉得一生过得有意，觉得一生活得有价值吗？”(《工作与娱乐的道德观》)每当为工作疲倦身心之时，我们常常会想，要是退休该多好，因为那样可以退出人生的主战场。但有几个真正到了退休年龄能爽爽快快地办了手续而乐不可支呢？退休后若不是带带孙子孙女，或养养花草鱼虫，那真是一个荒凉的晚景。可见人生是注定不能没有劳作的，劳作是人的本能需要。因此，把劳作单纯地视为谋生的手段实在限于直观，其实，在其背后，更有其人性的内涵。 佛家常云：“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前因莫羡人。”可见，烦恼是因为人们对自我的认识。痛苦是让人最清醒地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时候，也是最清晰、最直接地逼视自我的时候。修行的人为什么要敲打木鱼．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细数着胸前的佛珠呢？如果没有这些道具，那将如何呢？以吾辈之陋见，那实在是一种转移自我意识的有效方式，否则，就那么干坐着，太难受。时间一长，不疯才怪呢。人是注定要寻些事情二F的，因为人不能太真切地逼视自己。即便是小孩子，要是没有玩具，让他呆一小会他也要哭闹的。所谓“寂寞难耐”大概是一个例证，因为寂寞时人总是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无聊也一样，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真受不了。在这个意义上，对罪犯的惩罚最严厉的并不是夺其自由的劳动，或是一枪取其性命，而是给他自由而又让他无所事事，给他最充分的时间而又不给他消磨时间的任何手段。可以在房间四周装满镜子，把犯人关在其中，让他长时间地照镜子，令他无法躲开自己。或许是在这种哲学的层面上。佛教主张“忘我”。忘我的方式很多，较直接的是麻醉自我，诸如吸毒或以酒浇愁。如何忘却自我，最好的方式是劳作与游戏，当我们执著地、聚精会神地做一件事时，全身心地投入，使得我们可以暂且将自我搁置一旁。倘若一定要给幸福下个定义，可以这样说，所谓幸福，就是人自我感觉的迟钝。据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论断：让人体味什么是幸福很难，但让人知道怎样才不至不幸却不是不可能，办法就是设法忘掉自己。倘若能让人全神贯注于某事，则无疑使他幸福了，如此一来，我们不难理解劳作于人生的意义了。那些厌恶劳作、仇视劳作、一味贪图安逸的人实在是距离幸福最远的人。他们无法体味劳作中的合作的快乐、收获的快乐，更难体会到创造的幸福。游戏·娱乐
巧笑东邻女伴，采香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晏殊对那些抱着积极进取之人生态度的人来说，娱乐和游戏实在是一种近乎堕落的行为。他们的人生宏旨是事业、成就和使命，并为此而发奋努力，不敢稍有懈怠。他们把人生的弦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放松。我们可从诸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人生教诲中见出这种心迹。
但人生终究不应是一路的冲冲杀杀，马不停蹄地一路奔跑。紧追慢赶的目不斜视。人生需要驿站，需要小憩，需要不时地静下来喘喘气。人生既不该是饱食终日的无所事事、空虚无聊的游手好闲．但也决不该是终生劳顿、永不轻松。在人生的虚白与劳碌之间。娱乐与游戏当有一席领地。何秀煌先生说：我们往往把娱乐看成只是消遣。当作只是游戏，视为只是用来满足工作之余的需要的雕虫小技，因此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特别去思量考察的。这样的想法显然只是在很粗浅的表面上看娱乐。我们还需要从更深入的角度，检讨娱乐的人生意义，从而设想“娱乐的道德观”。我们都知道，从小孩到大人，不论是古今还是中外，人类对游戏的热心决不亚于对工作的尽力；我们花费在娱乐上的心血，也决不次于我们应用在工作上的精力。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人类需要休闲活动，需要在轻松无拘的气氛下，恢复疲劳，休养生息；需要在不计较现实世界的环境下，发挥想象，激发聪明；需要在一般工作所不能提供的范畴里．表现意愿，追求理想。因此我们以轻松的心情和旷达的态度，或者玩赏事物，怡然自得；或者是览阅风光，心旷神怡；或者独思遐想，自取其乐：或者闲谈说笑，热情有加；或者辩说争论，妙语无数；或者闲读朗诵，欣然陶醉；或者手舞足蹈，情意飞扬；或者低哼高歌，苦闷皆忘；或者观剧听曲，融化其中；或者对弈交艺，机智油生；或者比武争擂，毅勇尽观：或者幻想神秘，幽发玄思……这一切的一切，不只是人生里的点缀品，更不只是生命中多余的枝节。我们所从事的娱乐，不仅反映我们的需要和本能，它也表现了我们的情趣和人格。娱乐不是人生的假期，也像工作似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工作与娱乐的道德观》)
真正从文化的角度深入研究娱乐与游戏的人生意义的是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在《文化论》中集中讨论了游戏的意义。他说，游戏、游艺、运动和艺术的消遣，把人从常规中解放出来，消除文化生活的紧张与拘束，使人在娱乐之余，能将精神重振起来，再有全力去负担文化的工作。游戏之于孩子的主要功能是在教育方面的，也即孩子们通过游戏习得了日后人生的方方面面的技能。道德习惯在游戏中发展，性格特质也跟着养成，日后生活上的友谊及爱情也自此而始。成年人游戏和娱乐是继续着儿童时期而发展的，只是成年人娱乐的性质变得显著。娱乐中人们可以改换兴趣，并将常态的和连续的生活暂时打断一下，以此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减轻一些人生的担子。
娱乐不但能引人离开厌腻的工作，而且，还含有一种建设的或创造的元素。原始社会里，进步的先锋，也常是见于闲暇和额外的工作中：技术上的进步，科学上的发现，艺术上的新动机，都易由娱乐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另一种完全非生产非建设性质的游戏，如公开游艺、体育比赛、凡俗舞蹈等，似乎是没有这种创造的功能。不过，它们在社会团结上却有很重要的贡献，松弛和自由的空气，及此种公共游艺需要众多的参加者，都可促成新的社会结合。友谊与爱情的联络，远亲或族人的相会，对外的竞争和对内的团结一一这些社会的品质，都可以在公开的游艺中发展出来。
娱乐对于一个国家的特性亦颇有影响。英国人之爱运动，德国人对于游园、散步和唱歌的浓厚兴趣，法国人之沉醉于咖啡馆和逢场作戏的恋爱，意大利人之喜欢小旅舍等，都是和国家的特性与习惯有种种的关联。
游戏之较劳作更具诱惑，因为游戏更富于变化，更富有挑逗性．更具个性选择的意味，更能激发和满足人性中争强好胜的一面．所以更易进入忘我之境。一个人在锄一亩地或洗一盆衣服时，偶或还可以反观自身，自然也就可以触及内心深处那些毛毛糙糙的心事．所以不容易完全进入“无我”之境。而游戏，譬如一场球赛，一次对弈，包括一场麻将，是很容易把当事者及旁观者引入一种“忘我”之境的，这也就是俗话说的“入迷”了。生活中“入迷”最多的就是耽于游戏的人，诸如球迷、棋迷、戏迷、舞迷、歌迷等。正是在这个意思上．一切体育活动、文娱活动才有着深刻的人生意义，因为它直指幸福。
最能让人入迷的应当是那些不及利害的游戏，最好不要涉及什么个人或组织的声誉，使游戏只限在游戏本身。如此，则那些跳橡皮筋和踢毽子的孩子们在游戏中获得快乐远较成人的多。他们更自由、放松，无牵无挂。当然在一切有关声誉的比赛中，大师们应当除外，虽然他们的举止关系到国家与个人的声誉，但这是比赛后的事．带有世俗捧喝者的偏见。至于大师，置身赛场恐怕顾及不了这许多．否则在没有成为大师之前恐怕早就被淘汰了。于此，我们认为。大师之成为大师，就在于他们更投入游戏本身而不是其他。换言之，大师便是某一领域里投入最深、把自己忘得较常人更彻底的那种人。因而他们从游戏中所获的幸福也是最多的。我们必得养成一种“很投入”的爱好，当自己有朝一日力不从心时，不能山高水远地游逛或被火热生活投至一隅时，我们不至于一下子陷入无聊。这种爱好应当是以简洁、廉价和于世有益为前提。谁能说围棋或象棋的乐趣就一定低于保龄球或高尔夫球呢？难道台球就一定比赛车、赛马少有乐趣？在一切用以幸福的游戏中，一切当以廉价、普及、随便为上。书的享受
在春光明媚的清晨，坐在花园里，嘴里含着一支烟斗，让太阳晒着脊背，没有比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更愉快的事了。
——恩格斯倘要跟现代的孩子们谈读书的享受，一般说来是不大会被理解的，许多时候，读书的确是一件大苦事，古人所谓“头悬梁、锥刺股”的那种读法就很难称作愉快。林语堂先生十分反感这类“苦读”，他说：“有一个实行苦学的著名学者，有一次在夜间读书的时候打盹，便拿锥子在股上一刺。又有一个学者在夜间读书的时候，叫一个丫头站在他的旁边，看见他打盹便唤醒他。这真是荒谬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把书本排在面前，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说话的时候打盹，那么，他应该干脆上床去睡觉，把大针刺进小腿或叫丫头推醒他，对他都没有一点好处。这么一种人已经失掉一切读书的趣味了。有价值的学者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学’，他们只是爱好书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他提倡兴趣读书，他说：“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
但林先生的话实在有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嫌疑，因为他是名人，书也差不多读到家了，所以可以作如是轻松的言谈，设若他是待考的中学生，恐怕他也不敢出此高雅堂皇之语。道理很简单，你的兴趣通常不是考官的兴趣。所以违心违愿地读书，不得已地读书，实在是读书的一种常态。也许因为读书的难处与苦处，所以人们才会为读书许下诸般的许诺，以此来提吊起读书的胃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可以说替读书定了一个高调子。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读书如是高贵，苦一点又何妨？在关于读书的诸般承诺中，宋真宗皇帝的劝学文可以说是把话说得最坦白露骨的，虽然俗气了点，但很中听，他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干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是极端的功用读书论，把读书看成是谋取功名富贵的手段，正所谓“读书原为稻粱谋”。此论并无太过，时至今日，读书为文凭，为工作，为出国等仍是极普通的一种认识。“书到用时方恨少”仍是教导不学孩童的良言妙方，“悬梁刺股”的孙敬、苏秦之流，囊萤夜读、映雪读史的车胤、孙康之属仍是世代学子的楷模。背着沉重十字架的莘莘学子，为功名所累，所读甚苦，所学甚劳，每每生出遁逃的念头，正所谓“春曰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当眠，待到秋来冬又至，收拾书包待来年”。
纯粹把读书作消遣看待，须得功成名就、踌躇满志之时，要么就是良机已逝、苦读无望之际。罗素倡导“无用的知识”，要现代青年读一点野史轶话，那是因为他是罗素；金圣叹读《西厢记》一口气列出三十八种快乐，那是因为他是金圣叹。倘若他们也要考试，也要评职称，也要向职称评审小组出示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我想他也不会怀有如此的心境去读《西厢记》、《水浒传》之类了。不为生计，不为利禄，不为功名，将读书功用思想完全开除出列，只为在人生闲暇之际，给心性以滋养的那类读书实在难得。古人所谓的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实在难以为现代人所享用。明人吴从先在其《小窗四纪》中以“赏心乐事”为题，细数了读书的若干乐趣。在他看来，读什么书。获得什么知识不是读的目的，关键是读书能带来情趣、意趣，可以滋神养性，开合心扉。他说，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读史宜映雪，以莹玄鉴。读子宜伴月，以寄远神。读佛书宜对美人，以免堕空。读《山海经》、《水经》、丛书小史宜倚疏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无垠之游而约缥缈之论。读忠烈传宜吹笙鼓瑟以扬劳，读奸论宜击剑提酒以销愤，读骚宜空山悲号可以惊壑，读赋宜纵水狂呼可以旋风，读诗词宜歌童按拍，读鬼神杂录宜烧烛破幽。他则遇境既殊，标韵不一。”
在此，书中的世界与周遭的世界相得益彰，互为表里。读者之心与书中之境相映成趣。灵魂在理想与现实、幻境与实境、历史与当下的通道中穿越往来，时而沉郁，时而激昂；时而高放悲歌，时而浅唱低吟；时而红尘洞破，时而混浊满目……此番妙趣，只有读书方能领略。 读书是雅事一桩，需得相符相称之幽雅的环境，譬诸弹琴需得焚香，弈棋需得松竹。作者说：
斋欲深，槛欲曲，树欲疏，萝薜欲青垂几席栏杆，窗窦欲净澈如秋水，榻上欲有烟云气，墨池笔床欲时泛花香，读书得此护持，万卷尽生欢喜，仙洞不足羡矣。 与其说环境的清静，毋宁说是心灵的一尘不染，杂念几无。将心灵完全浸泡在字迹的墨香之中。如此的读书心境与环境，难得！ 话说回来，人生总有一些闲暇需要消遣，总有一些无聊需要打发。总有一些空空洞洞的时刻需要补充，读书无疑是可资选择的方式，书中的世界无疑可以让你获得另一种情趣。梁实秋说：“古圣先贤，成群的名世作家，一年四季地排起队来立在书架上面等候你来点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行吟泽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饭颗山头的李白、杜甫也会联袂而来；想看外国戏、环球剧院的拿手好戏都随时承接堂会；亚里士多德可以把他遥廊下的讲词对你重述一遍，这真是读书乐。”
读书的乐趣源之于读书的兴趣，林语堂说：“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