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想降低眼前的经济生活水平。
4．妻子身体弱，经不起分娩和哺育幼儿的劳累。
5．对孩子不感兴趣，或对哺育幼儿没把握。
6．周围的人不欢迎有孩子。
以上是日本上世纪中晚期的情况，其情形和中国现在差不多。据中央电视台对丁克家庭的报道，年轻夫妻不要孩子的理由几同于上述．只是多了些不得已的色彩。这些丁克家族大多知识层次较高，属学识型家庭，在目前中国经济现状下，这些家庭的经济基础显得薄弱，一则是多年的读书生活，使他们在年近30岁至40岁时几乎尚无收入，二则步入社会后，工薪太低，除日常开支外，几无所余，倘若夫妻双方的家庭(指父母)不能给一定的资助，这些人每每是捉襟见肘。这些人结婚时年龄较大，几无例外地属于大龄阶层，加上经济的薄弱，必然使他们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多了十二分的谨慎和恐惧。再就是这些人又都属于事业心较强的人，他们也不愿在功不成、名不就的事业关节点上平添一个累赘，以使他们在激烈的人生搏击中不能全力以赴。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中国都市中生育手续的繁琐，子女教育的困难(入托、学前教育、入学)等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还有不少人基于一种悲观的情绪，认为现代社会不适宜于人的发展。现代社会中，来自方方面面的激烈竞争，已使包括孩子在内的一切人都疲于应付，我们能保证我们的孩子幸福吗？试想一下，我们除了辅助孩子参与较我们这一代更为激烈的竞争，我们还能给孩子什么保证。从孩子们渴望星期八的苦涩的童心中，我们已感受到激烈的社会生存竞争是如何过早地进入了人的童年。有几个父母能坦坦然然地给孩子一个轻松愉快的童年，放牧着儿童的天性，让他们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有赏心悦目的童年回忆。有几家父母不是把自己生存竞争的苦涩与无奈不自觉地灌输给了自己童稚的孩子。在笔者看来．都市里有教养的父母在对待孩子问题上几无例外地把爱心化为一种潜在的重压，将望子成龙的传统思想上演到了白热化。不无偏激地说，现代都市儿童正受到前所未有的爱的虐待，从胎教开始，人类已将竞争的苦恼强加到生命的细胞之中，加之商业主义的推波助澜，以各种智力开发的形式共同榨取儿童的天真与天性。营养品、滋补品和五花八门的电子智力玩具，将人类的未来强行催熟，实难免于揠苗助长之虞。试想一下，当每个孩子都会弹琴，都会绘画，都会电脑，他们就一定比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幸福了吗？这种由父母一厢情愿的安排。只能催化孩子早熟。我们可以保证：如此教育之下的孩子3岁时就懂得自由放任的孩子5岁才能懂的东西，但绝不能保证这样的孩子就能比自由放任的孩子更幸福。每当我们看见星期天、节假日各种名目的儿童智力强化班，看见那些背着琴或画夹的孩子痛苦的表情，就对都市的孩子寄予了十分的同情。回忆我们自己的童年，虽然吃穿俭啬一些，但那种乡野的童年实在美妙无比。可惜现代的孩子没有了那种乐趣，都市孩子的童年是可怜的，都市孩子的父母也就显得有些可恶。虽然我们理解他们的不得已，但还是觉得剥夺孩子天性的父母十分可恶。不仅孩子学，父母也得学，祖父母也得学，都市人在这一点上真是可怜。就像炒股票似地。都市人在不自觉地“炒”着孩子。乃至许多人抱定这样的观念：自己这一辈子没什么出息，但我一定得不惜一切，让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于是三十几岁的夫妇，双方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乐趣，一门心思地算计着孩子，就这样。孩子幼小的身心就不得不沉重地背上了父母殷殷的期待与重托，不得不去接受名目繁多的各种训练。他们的未来我们无从知道，但他们现在的苦和累我们分明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中国有一句古老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相较于现在都市父母们对待孩子的情形，这句古训倒显得宽忍得多，坦然得多，无论对孩子，还是对自己也真实和客观得多。
基于上述认识，不少夫妇认为，倘若我们对保证孩子的幸福毫无把握和信心。那么生育孩子就显得有些盲目和不负责任。
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妇女生育能力也明显地呈下降趋势，我们从现代都市女性生育的那份艰难和恐惧中不难体会到。较之农村妇女。现代娇生惯养且十分注重体态的城市女性，对生育子女普遍感到很畏惧，从怀孕、分娩到子女教育，这一漫长艰辛的过程或多或少让他们鼓不起勇气。凡此种种都困惑着年轻的夫妻们，于此，就滋生出一种全新的极富诱感色彩的思想，那就是认真地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至于明天怎么样，老了怎么样，到时候再说，过一天算一天，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就将传统的“养儿防老”、“养儿送终”的思想击得粉碎。事实上，聪明的人早就看到了，靠子女来养老的希望在现实中十之有九要落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即便是极孝顺的子女，也很难终日厮守在老人身边，嘘寒问暖。现代生活空间的宽阔，孩子们很少能留在父母的身边，往往要天各一方，“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也早被忘却，反倒滋生出在父母身边没出息的观念来。所以，作为父母，在回想自己一生中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孩子们拉扯大，如何倾尽自己毕生的心血把他们抚养成人，而老来仍如此伶仃，则不能不说这是在老之不幸中又添进不少令人心酸的寒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倘若以此来责备儿孙的不孝，那也只能怨自己不明智。罗素在《快乐哲学》中也谈到现代家庭的苦涩，他说：“从过去留传到现在的各种制度中，没有一种像家庭这样混乱与出轨的了。照理，父母对子女之爱，子女对父母之爱，乃人生最大的快乐之源。但事实上，如今父母子女的关系十个之中有九个是双方苦恼的来源，一百个之中有九十九个是至少双方中的一方感到苦恼。家庭不能提供基本的快乐，是弥漫在我们时代不满情绪的最深层的原因之一。”这就难怪人们常常思考动物的亲子之情。鲁迅先生不是写过《答客诮》一诗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兴风狂啸的猛虎尚且如此怜爱小虎崽子，而况人乎？但是，有哪一种动物在其长大之后还深深地眷恋父母的呢？想通这个道理，做父母的也就不必心怀忿忿了。曹雪芹说过：“痴心父母知多少，孝顺儿孙谁见了。”这话虽然偏激了一点，但“老为小”和“小为老”不可相提并论，大概是个绝对的事实。这或许就是一种天性的保留。现代人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较之传统父母要顺畅得多，他们生儿育女只是出于一种亲子之情的需要，一种本性．不应存有什么报答之想。生你、育你、教你，至于长大成人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有心来看看也好，没心就算了。知恩不图报，这是一种明达的生子之道。
所以，丁克家庭在对待子女问题上是无奈的理智，理智的无奈。是多子多福的传统幸福观念的逆向选择。
伴随这种逆向选择而来的诸多问题便是：没有孩子这根纽带，夫妻关系一般不太稳定，较松散，或者说更容易破裂。然而，只有夫妻两人的生活既会产生懒散，也可能进一步加深爱情，两人总是朝气蓬勃，自由自在，把不养育孩子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和金钱用来改善两人的生活。
丁克家庭的增多几乎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步增长，只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呈零增长或负值增长的情形便可以见出。罗素认为这只是白人文化的特殊现象，他说：“无疑，白人的文化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吸收这种文化的男女变成不生育者，最有文化的人最不生育，文化最少的却生育最多。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在继续发生变化。目前西方各国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正在日趋减少，在数年之内，西方各国的人口总数也将日趋减少，除非从文明程度不高的地区内移民去补充。”其实，这种情形绝不限于白人，现代文明的大都市看来皆会如此。结婚幸福的条件
如果要婚姻成为夫妇的安乐窝，必得要使友谊慢慢代替爱情。
——阿仑阿德勒在论及爱情与婚姻时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德国的某一个地区，有一种古老的风俗来试验一对未婚夫妻是否合适于一起过婚姻生活。在结婚典礼之前，新郎和新娘先被带到一个广场，那儿已经事先安置好一棵放倒的大树，他们要用一把两端都有把手的锯子，将这棵树的躯干锯为两段。由这个试验看出他们愿意和对方合作的程度有多大。如果他们无法协调合作，彼此为对方掣肘，终将一事无成。如果他们一人想居功，什么事都想自己来，而另一个又甘心让开，那么他们的工作将事倍功半。他们两人都必须积极进取。这些德国农民已经知道：合作是婚姻的首要条件。至此，阿德勒提出了对爱情、婚姻的看法：“爱情、婚姻都是对异性伴侣最亲密的奉献，它表现在心心相印，以及生儿育女的共同愿望中。我们很容易看出：爱情和婚姻都是合作的一面——这种合作不仅是为了两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村中兼松在《男性一女性心理学》中引用各种关于男女结为夫妻的所谓缘分的学说，论断了以下几条似乎很难加以证实的法则：
1．如果把男性的虐待狂倾向作为正，把女性的被虐待狂倾向作为负，则其和为零的夫妻最为理想。——(中和说)
2．在幼儿期或青少年期所形成的稳定的性印象的方向与对方正好一致最为理想。
——(同型说)
3．兴趣的基本方向一致。——(同趣说)
4．感动性程度相同。——(同感说)
5．道德方面的差异不太显著。——(道同说)
6．智力的差别不大。——(等智说)
7．双方的个人要求被对方满足的程度越大越好。——(互足说)
美国的戴夫斯关于婚前性体验与成婚关系的研究表明，处女结婚的成功率相当高。婚前就同定婚者或其他人有过性关系的男女，婚后的幸福程度最低，特别是那些同订婚者以外的女性有过性关系的男性，要比保持童贞结婚的男性的幸福程度低。据洛克的研究，离婚者中男性同订婚者以外的女性在婚前有暧昧关系的比率很高。女性则没有这种情况。
男性还倾向于选择同母亲相似的女性，女性也倾向于选择同父亲相似的男性。
据特曼和奥德的研究，丈夫比妻子的身材高，结婚的成功率亦高。
据特曼的研究，幸福的夫妻，丈夫不认为男性的认识能力比女性强，妻子也不认为女性的认识能力比男性强。据洛克的研究，离婚的夫妻都认为自己的认识能力强，幸福的夫妻则认为双方的能力是相同的。这样看来，特曼和洛克的研究都表明：幸福的夫妻互相都不认为知识能力有什么差异。
从婚后夫妻双方的情绪上看，可划分出如下三种形态：
1．夫妻双方都有相互依赖性的形态。
2．只有一方依赖对方的形态。
3．夫妻双方都独立的形态。
一般说来，第一种情况最能造成统一的婚后生活。
使结婚生活不和谐的情绪方面的原因还有：易怒、神经质，动不动就生气，心情多变，忧郁症以及兴奋性等。一般说来，女性对具有这种情绪的男性忍耐性强，而男性对具有这种情绪的女性忍耐性弱。
洛克研究表明，凡婚姻不幸福的人大都缺乏决断力，优柔寡断，容易受他人影响，无主见；而幸福的婚姻则夫妻双方表现为较有见地，决断力强，有主见。结婚不适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配偶非常容易受亲朋好友的影响。很多离婚者都诉说离婚的原因是配偶听从别人的意见。 据牛岛等人的研究，大部分夫妻赞成“收入稳定后再结婚”，但是这种意见同结婚的幸福程度关系不太大。
巴拿德和特曼都认为，收入额同结婚生活的幸福程度没有什么关系，伍德豪斯的研究表明，和收入额相比，开支同结婚生活的幸福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据牛岛等人的研究，收入全部交给妻子的，幸福程度高，而且妻子的幸福感特别强。伯吉斯、沃林以及洛克都指出。婚后的收入储蓄额越高，结婚生活的幸福程度也越高。 结婚年龄与结婚成败的关系： 根据伯吉斯一科特莱尔的研究，夫妻同岁或丈夫比妻子年长l一3岁的，幸福程度高；特曼提出，丈夫比妻子年长3—5岁或12岁以上的，丈夫幸福程度高。洛克认为，丈夫比妻子年长3—4岁离婚率最高，夫妻同岁或年长1岁幸福程度最高。牛岛等的研究表明，幸福组中夫妻同年以及丈夫年长6岁以上的比较多，不幸福组中丈夫或妻子较对方年长1—5岁的比较多。
朋友型的夫妻，两人的幸福程度都高。 父亲型的夫妻，丈夫的幸福程度比较高。 母亲型的夫妻。妻子的幸福程度比较高。 关于婚前的性教育问题，据特曼的研究，丈夫受过完全不恰当的性教育和完全不受性教育的，幸福程度比较低；妻子完全不受性教育的，幸福程度也低。性的知识是从教师那里得到的夫妻，幸福程度最高：性的知识是小时候从其他孩子那里得到的夫妻，尽管人数最多，但幸福程度最低。从得到性知识的年龄方面看，丈夫是6一16岁的幸福程度最高，16岁以后的幸福程度最低。 从人际关系方面看，首先，从对父亲的态度来看，精神分析家所说的那种有恋母情结的孩子，如果对母亲过度依恋，以至婚后还继续如此，则对结婚生活的适应要发生困难。但是，假如夫妻二人都对父母相当依恋，那就成了促进适应结婚生活的条件。从只依恋父母中一个人的情况来看，金(King．C．E)认为，最好是妻子依恋母亲，丈夫不依恋；特曼和卡克柏特里克则认为，最好妻子既依恋父亲又依恋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