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要磨炼容忍这种功夫，经常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在谈到东西方哲学的差异时，他说，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中国哲学家把一切抽象的推论完全撇在一边，认为这些东西和生活的问题不发生关系，认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理智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把握住人生，仅提出一个万世不易的问题：“我们要怎样生活？”西洋的哲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很无聊的。西洋的哲学以伦理或逻辑为主，注重获得知识的方法，以认识论为主。提出知识的可能性的问题，可是却忘记去探讨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那是很愚蠢，很琐碎的事，像一个人恋爱求婚，而没有结婚生子；又像天天在操练的军队而不开到战场上去。德国的哲学家是最无谓的东西，他们把真理当作爱人那样地追求着，可是不想和她结婚。(林语堂：《尘世乃唯一的天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将中国哲学的特征概括为：第一，一种在艺术中看待整个人生的天赋才能；第二，一种回到简朴纯真的哲学的有意识的倾向；第三，一种合理近情的生活理想。受这种哲学思想滋养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比较接近大自然和儿童时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本能和情感得以自由行动，洞识世故和孩子气的天真，成了奇怪的混合物。
东西方文化这种根深蒂固的差异，必然反映到幸福观的差异上来。一般说来，在东方文化涵养下的中国人，其心态容易满足于现状，具有极强的忍耐性，他们甘于平凡与平淡，惯于俭朴，安于知足而常乐，加之封建社会的漫长，其文化心态缺少剧烈动荡的开拓因素，黄土高原的凝重，加重了心理上的平稳与迟钝。“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尘封了与外在世界的自由交往，使其失去开放的眼界。世代相处的庄园生活与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的土地束缚，使得他们惯常于在亲情中宽容生长而很难从容自在于陌生。仁、义、礼、智、信的文化教养规范出忠厚老实、纯朴憨笃的品格。所有这一切，复合出知足常乐、平和恬淡、至为达观的人生幸福观。相比之下，西方人则惯常于开拓，在陌生的冒险中求刺激，西方人的幸福观念中包含着兴奋、刺激和成就感，而中国人的幸福则平和得多，安详得多，也温馨得多。西方人是在征服外在中求快乐，中国人是在自我克制中求快乐。梁实秋在《说俭》中对中美“俭”之观念所作的一番比照，可以充当这种差异的脚注。他说：“美国人只要勤，并不要俭。有一份勤劳，即有一份收获；有一份收获，即有一份享受。美国的《独立宣言》明白道出其立国的目标之一是‘追求幸福’，物质方面的享受是人生幸福中的一部分。‘一箪食，一瓢饮’在我们看是君子安贫乐道的表现，在美国人看是落伍的理想，至少是中古的禁欲派的行径。美国人不但要尽量享受，而且要尽量设法提前享受。”’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对中国淡漠物质生活、只求安稳的君子理想作了如下的描绘：“中国的理想君子，是一个置身于生活需要之上，能够优游岁月，致力于象征安闲的学问的人。最受尊敬的人就是已经得到安闲的人，并不是那个比其余的人更能加速疯狂的商业活动步伐的人(像一个现代生意的企业家利用电讯交通和办公室职员日夜不停地工作那样)。这种安闲的理想，直到最近还可以在中国农村里看到。在那里，一个收入水平惊人之低的有闲阶级，却高高处在农民之上。比较富有的农民，虽然照我们的标准看仍然是一贫如洗的，也要抓住一切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从一个靠自己双手和背脊在田里作活的劳动者，转变为一个穿长衫的文绉绉的君子。旧中国的长指甲肯定是人类所发明的最廉价的有闲的标志。”
所以，西方的幸福代价极其昂贵，中国人的幸福代价极其低廉。中国人关注天人关系的和睦，讲求顺应自然，以期与自然合一；而西方人则企图征服自然。西方人的幸福要损创自然之元气，中国人的幸福则求与自然为伍。难怪林语堂这位精熟西洋文化与生活的大家是这般的轻蔑西洋的生活态度。他引用罗素夫人的话说：“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他说：“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来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
东方思想关注于人的终极问题，比如在对待生育子女的问题上，东方人生儿育女为了养老送终，为了传接香火，这种终极思维指向使东方人常常忽视了事件过程的艰辛而将目光死死地逼视于遥远的一端。基之于此，他们对生命过程常常有一种惊人的超然的态度，对待人生旅程中的一切苦难都能宽容对待，这种极富忍耐性的心态正源于他们终极目标的人生观念。即使是诅咒仇敌，也往往不将矛头刺向对方的现世人生，而是直指其人生终极，恶狠狠地骂上一声“不得好死”或是“断子绝孙”。在文学作品的情节安排上，也深刻着这种文化心态的烙印，即坏人最终没有好下场，好人最终得到了好报。相比之下，西方人则过分看重活动本身，看重过程，看重眼前。夏威夷大学的穆尔(charled．A．Moore)教授在其编纂的《哲学一一东方与西方》中指出：“西方缺乏瑜伽(抑制)精神，对于活动本身也没有超脱的态度或心境。在西方人看来，人的活动首先是因为活动能带来直接的结果，或是因为喜欢活动而进行活动。这不仅与‘业’和‘瑜伽’的思想完全不同，恐怕也是西方人被世俗社会及其世俗价值昕束缚的一个深刻的原因。”在穆尔看来，西方人由于拘泥于事件过程本身，因而丧失了心灵的平衡。他们缺少东方超然的处世心态。东方人那种生于污染并处于污染但又不被污染的莲花精神是西方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与实现的。陶渊明的那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超脱与超越，在西方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人们历来主张，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灵性的”。东方人的思维方法是综合型的，西方人的思维方法是分析型的。普遍承认，宽宥的精神更是东方思想的一个显著的特色。东方思想是遁世的，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实践缺乏热忱。
科恩在《自我论》中把欧洲人的范式与日本人的范式作了比较，以期发现两种自然环境和两种文化传统下“自我”的差异：
近代欧洲人的模式肯定人的自我价值、统一性和整体性，“自我”的分散性、多重性在欧洲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不正常的东西。日本的传统文化强调个体的依附性和个体对一定社会集团的从属性，偏重于把个人看作多重身份即若干不同“义务范围”的总和：对天皇的义务，对父母的义务，对恩人的义务，对自己的义务。
据此可知，根植于“自我”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之上的西洋幸福观则更多的是指向“自我”，带有明显的自私和功利的倾向，其幸福的主体色彩十分浓重，在个性幸福与社会集团幸福的关系上，也是偏执于前者而偏废于后者的。而东方分散性、多重性的“自我”观念，必然使得东方的幸福观念带有十足的集团性质，很难为一己之幸福而漠视其他。在“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的解答中，我们可以分明发现中国人对这一幸福观念的清晰表达。如果说西洋人幸福观中有“我行我素”的倾向，则东方人习惯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科恩在解释造成东西方“自我”差异的原因时指出：“日本的传统文化是在儒家学说和佛教思想的强大影响下形成的，是非个人主义的。在这种文化中，个人不是一种自我价值，而是出自个体对家族和共同体的从属性的各自分立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的纽带。如果说欧洲人是通过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认识自己，那么日本人就只能够在‘我与他人’不可分割的系统中使自己获得实现，自己就是‘自己的部分’或‘自己的一份’(‘自份’)。后者不是抽象的实体性‘自我’，它存在于个人的外层、个人与他人的具体关系之中。因此，日本人没有‘内在’和‘外在’之分以及由这种区分派生出来的‘过失感’和‘羞耻感’的对立。”科恩还引用日本学者守丈二对欧洲的个人类型和日本的个人类型所作的精妙的比较，即把欧洲的个人类型比作带壳的鸡蛋，把日本的个人类型比作无壳鸡蛋。“带壳鸡蛋”的“外壳”有硬度而无弹性，其蛋心有蛋壳保护而不易被破坏，可是外界的压力一旦超过容许的限度，鸡蛋顷刻就会破裂。由于蛋心包在蛋壳里面，每一个鸡蛋都是一个单个对象，可以单独在空间移动，可以享有自己的名字。灰尘落于光滑的蛋壳表面不能渗入，容易擦拭。从外表无法看出鸡蛋完好或损坏。与此相反，“无壳鸡蛋”柔软而有弹性，它没有蛋壳保护，比较容易被破坏。这种鸡蛋比较无定型，因而也无法单独命名。科恩据此结论：“欧洲人(‘硬性人格’)的内在世界的‘自我’是一种摸得到的实在，而他的生命就是他实现自己原则的战场。日本人则更关心保持自己‘柔性的’认定性，以此来确保自己的集团从属性，价值系统因此有所不同。无‘壳’的个人比较容易改变形式，适应形式。但是，只要压力减轻就会复原。从众心理，也就是希望‘像大家一样’，在日本从来不被认为是一个弊病。日本人认为幸福就是使生活的外在形式同周围人们的观点和评价一致。这同曰语‘幸福’一词的词源学也正相符。”(科恩：《自我论》)道家的幸福观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八十章》老子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极具诱惑的人生幸福景象，任继愈先生对老子描绘的这一理想社会有较通俗的解释，他说：“这个社会的特点是，国家小，人民少，人民吃得很香，穿得很漂亮，住得很安适，大家都过得很习惯，人民都不用冒着生命的危险，迁移到别的地方去。虽然住得很近，鸡鸣犬吠的声音都可以互相听见，可是人们老死也不相往来。在这个社会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器物，但不使用它。大家不必远徙，虽有舟车，也没有使用的必要。那里没有战争，虽有兵戈，也没有地方去用。生活也简单朴素，没有使用文字的必要，用古代结绳记事的办法就够了。”(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第59页)
在道家的观念中，文明是对幸福的最大伤害，所以他们极力要求“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老子·十九章》)。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他认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在他看来，天下之不幸皆由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搞乱的。多智多能乃天下之大祸根，是人类一切灾难与不幸的罪恶之源。其后庄周坚守此道，认为“黄帝”以仁义扰乱人心，使得天下大乱。“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之流，却甩手阔步，振振有词于桎梏之间，“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庄子·在宥》)只有“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治矣”(《庄子·箧》)。为此，在道家的理想社会中，统治者是“无为而治”的，不过多干涉老百姓。“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很少发号施令，事情自然而然就办好了。老百姓也不觉得这是谁的功劳，大家说，“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如此则“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一切都自然而然，自自然然，顺顺当当，和和美美，真乃人间天堂。
道家反文明的思想根本上源于其对自然的崇尚，因为崇尚自然，所以阻抗文明。抗拒文明，必须抱定一个“朴”字，尚“朴”即“无望”，无望则无不获之虞，人不虞则心静意平，无劳心竭虑之苦。朴则廉，廉则正，正则刚，刚则无所畏惧。人正、家正、国正，则无恶行恶德，则物尽其用，细水长流，无枯竭之患。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那样就能“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婴儿”，“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要求人们返璞归真，终至婴儿、赤子般无知无欲。 道家所崇尚的幸福是一种舒缓而非急促、持续而非短暂、平易而非刺激的那：种状态。侧重于心灵的感受而不倾向于感官的刺激与满足，故而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十二章》)。他们所追怀的“小邦周”时代的那种民风淳朴、和平安宁、老百姓留恋乡土、自给自足、互不干扰的理想生活，正是源于上述这种幸福观念。
老庄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在漫长的中国文化长河中生生不息地流淌着，滋润着古老帝国子民们纯朴的心性，熄灭心中不时燃起的欲念，涵养出笃爱自然、平和恬淡的艺术型人格。请看时隔700余年之久的五柳先生对人生至乐的理想描绘，其《桃花源记》中的文字．，足以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较为真切直观的道家人生理想图，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道家幸福思想的源远流长。受其影响，后世有王维的《桃源行》，韩愈的《桃源图》，刘禹锡、王安石的《桃源行》，苏轼的《和桃源诗序》等诗文。“世外桃源”也已成为国人心目中理想国的代名词。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这是作者向往的无羁无绊的理想天地，是由现实苦闷所幻化出的人间天堂，集中体现出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状态的人们对幸福直观坦诚的意愿。倘若我们对这一幸福乐园作一种理智的沉思，不难发现其中隐约着的幸福的因素与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