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用“我的…我的”格式来命题的电视剧名很多，“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都是观众很喜爱的节目，我也借此时尚标题开始对自己参加组织之前的“组织”以及和“组织”有关的故事进行回忆整理。这个“组织”在中国曾是最能激起群体**国主义激情的、最具备活力的一项运动，现在却是最被唾弃的群体。它就是足球，足球队，足球队员。
足球恐怕是世界上对队伍要求最不整齐划一的运动项目，没有篮球那样的身材要求、没有排球那样的组合、没有乒乓球那样的高超技术、没有接力跑那样的紧密衔接，却依然是除过中国以外全球最狂热的一项竞技运动和最具活力的体育商业市场。
一切是从18年前的某一天开始的…
17岁刚上高二的我竟然能进入校足球队，就如同现在要征召我进入国家队一样的不可思议和狂喜！
我个子是17岁之后才开始猛窜的，那之前的我身高还不到170，体重仅有50公斤，属于羽量级，凭当时的条件是不可能选入当时让男学生眼热、让女学生热眼的校队的，也许天注定我与足球是有缘的。
高二的课只上了两周，和往年一样，XJ维吾尔自治区初中的学生全部去摘啤酒花，高中的学生全部去摘棉花，当时挂着“勤工俭学”的旗帜，其实现在想来就是学校想给老师们挣些外快。
我的采摘任务是每天50公斤籽棉，每天吃一样颜色的菜（泡菜），睡棉花堆成的铺，每天和女同学们隔田相望，这种生活让很多城市长大的学生无所适从，有人干脆直接掏钱买任务。
我坚持每天最早一个进田、晚上最晚一个离田，不是因为我很勤奋，而是我知道早晚的露水会让棉桃增加水分和重量。
我大中午躺在棉花包上大睡，注重效率让我的采摘量在城市学生里摇摇领先，但与农村学生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们能把一年的学费挣出来。
我这种“早出晚归”的精神碰巧让带队老师－一位新分配的体育男老师看到，他看到细皮嫩肉的我竟然如此能吃苦，不禁有了些其他想法。
又回到18年前的那个“某一天”出现了：有一天，孙老师找到我说：“猎户座，我正在带校足球队，来我这吧！”
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而且听说足球队里是很乱的，队员是很坏的，出路是没有的，我的体质是很弱的，于是我只是笑了笑，敷衍的说“好呀！”
没有想到的是，孙老师竟然在半年后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个教练。
高二的学习很紧张（其实是泡妞很紧张），我忘记了棉田里的“知遇”，却和班里一群玩散文诗歌的同学搞“朦胧”派（请参看我的另一篇杂记《红星社的聚散离合》）。
翻过年来的初春，刚被融化的积雪湿润过的土操场很松软，田径队的已经在训练了，篮球队的也活过来了，一群要是不穿队服就和混混没啥两样的男生绕着跑道慢跑。
老体育老师退休了，孙老师成了高二年级的新体育老师，碰巧下午最后一堂课是体育课，我自觉的去当守门员。
孙老师没有怎么管我们，一门心思去带校队，校队有“特权”可以不用上最后一节自习课。我所在的班和另一个高年级班一起踢比赛，我的几个辗转腾挪扑球动作迎来了不少喝彩声。
天生具备的弹跳和灵敏度使我在大门这个位置上有了不少施展。
下课后，孙老师叫住了我：“猎户座，下课后先别回教室，来队里试试吧，我现在缺少一个门将！”原来我一直在旁边观察我，我有些心虚的“混”进了球队，和同样是混进来的十四个充满个性的队员一起开始了我从此的“足球人生”。
同年级文科班的一个同学早我几个月就进入校队当守门员了，我当时没有“竞争”的意识，就觉得和混混们一起混混，锻炼锻炼跑跑步也好。
第二天，孙老师带来一个大学校友，据说是XJ青年队的守门员教练，让他带我这个替补和正选门将进行正规化训练一周。
后来我才明白，孙老师让校友从我们两人中挑选一个最适合的守门员，就学校给的寒酸的那点比赛费用，他甚至都不愿考虑替补的守门员名额，要知道，足球比赛一般要带2名守门员替补啊，教练太啬了！
一周后，我除了开大脚的力量不够外，其他方面的表现均好于正选，于是我立刻被扶正了。
孙老师扔给我一双手套，指着一堵画着球门的水泥墙说：“从今天起，那是你个人的训练地，我是你的教练，你是校队的一员！”
我当时特别兴奋，不是因为能踢球，而是因为有了把别人PK下去的那种激动和小小的自豪。
那时的我还没有爱上足球，我还不懂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