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到几十里以外干活儿，没有钱在工地食堂吃饭，下班后徒步三四个小时，晚上九十点钟到家吃晚饭，下半夜两点起床再走回工地，走时奶奶给带上当天的中午和晚上两顿饭。
最让大爷感到揪心的，就是他的牢狱之灾给亲人带来的影响。我父亲是全家唯一一个脱离了农村参加工作的，由于大爷的影响，凡是有政治运动，父亲一定是被调查和批判的对象，甚至还殃及从未与大爷谋过面的我。为了与大爷“划清界限”，父亲十几年没有给大爷写信，也没有见过面。虽然父亲从来没有表示过，但我感到他一直很内疚。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内疚，都很心疼大爷。
堂妹刘馥的婚事也受到大爷案子的牵连。刘馥的男朋友何武是一位解放军军官，那时军人找对象都要经过组织审查，根红苗正的女孩儿才配当军人的妻子。何武的部队对刘馥的家庭背景提出质疑，让何武慎重考虑，不要因为娶了反革命分子的女儿而影响了自己的前途。何武动摇过，但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娶了刘馥，两人一直很幸福。
1978年，大爷的案子得到平反。大爷虽然在伪满部队当过兵，但那是让日本人抓了壮丁，被迫的；在国民党队伍中杀过人，那只是士兵服从命令而已。况且大爷还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斗英雄，即便有罪，也完全可以将功补罪。
大爷恢复了复员军人的身份、党籍和工作，女儿刘馥也参加了工作。大爷获得新生后，拼命地工作，年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
大爷已经退休多年，开始每月有1800多元、后来涨到3000元人民币的退休工资，与母亲、女儿和女婿生活在一起，晚年生活很幸福。
刘馥的母亲离开刘家后，大爷终生未再娶。
大爷于2011年11月5日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六岁。
老叔英年早逝
老叔刘世良是老刘家最有文化的孩子，家里穷，大哥和三哥都没有上过学，老叔的二哥就是我的父亲，也只上到小学毕业。老叔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全家努力供他上学直到高中毕业，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
老叔上高中时，与同班的一个女孩儿谈恋爱，两人非常要好，学习成绩在全校数一数二，两人共同憧憬着比翼双飞的未来。高考时，女孩儿如愿考上了大学，老叔发挥失常落榜了。老叔自尊心强，提出与女孩儿分手，女孩儿痛哭流涕，老叔态度坚决。其实老叔内心非常痛苦，他十分舍不得这个女孩儿，想到将来两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狠心与女孩儿了结了这段感情。
老叔高中毕业后回到刘家河小学当教师，当时教师的收入相对高，老叔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老叔有文化，能拉胡琴，对家里的孩子特别疼爱，孩子生病都是老叔张罗着看医生，孩子们也都特别喜欢他。
一次三叔刘世振的儿子刘栓生病了，三叔大大咧咧的，没有在意生病的儿子。老叔从学校赶十几里山路回来，到家天都黑了，见刘栓发高烧，就冲着三叔发火：“孩子都烧成这样了你还不找医生，有你这么当爹的吗？”说着，抱起孩子就翻山越岭往邻屯的医院跑，回来时已经半夜了。老叔那时还是单身，视所有的孩子如己出。
我父亲和母亲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工作，后来调到祖国的大西南支援大三线建设，因此我与老叔在一起的时间很短。1960年我五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和两个弟弟回了一次老家。在我记忆中，老叔总是在院子里拉胡琴，神情抑郁。我和弟弟在老家水土不服，总是生病，请医生到家中打针，我总是大哭大叫地向老叔求救。
与高中的恋人分手后，老叔在感情上一直高不成低不就，一直到二十九岁时才勉强与松树村的一名小学教师结婚了——那时候农村人十八九岁就结婚了。
因为是年纪大了经人撮合才勉强结合的，婚后两人感情一直不好，经常闹矛盾。老叔有文化，长相英俊，却不得不在自己的婚姻生活里委曲求全。新婚之夜，新媳妇不肯上床，老叔就陪她坐到天亮。老叔的媳妇我称之为老婶。全家人都不知道老叔与老婶过得不舒心，直到老叔去世后，老叔学校的同事才告诉奶奶，奶奶心疼不已。
老叔结婚刚半年就去世了，按迷信讲，老叔的死是有预兆的。
事情要从老叔结婚这天说起。结亲的早晨，有人传信说女方生产队的牲口有传染病，咱这边赶车的是个戴帽的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不敢去接新娘，怕马被传染上疾病，他承担不起。那时候，牲口都是公社的财产。大家很着急，因为结婚找人看了时辰，必须按看好的时辰走，否则不吉利。邻居老孙头是贫农，与老刘家关系甚好，主动向队长请缨出车去接新娘，并表示如果出事他承担全部责任。到了新娘家，按照娘家的风俗举行过仪式后，新郎总算把新娘抱上了车。每个村有每个村的讲究，按老刘家这边的讲究，新娘必须盘腿、面朝前，坐在车的前头。可新娘非要伸直腿、面向后，坐在车后面。老孙头告诉新媳妇说这样坐是蹬新郎，不吉利。新娘说：我蹬死他！
老叔是溺水死的。我们家门前有一条大河，出事的那天正赶上涨大水，老婶的妹妹和一个朋友来老刘家玩了几天后要回家，让老叔送他们过河。奶奶制止他们说：“不行，下了好几场雨，河水这么大，太危险了，不能走。”两个年轻人非要走，老叔只好答应了。老叔将他俩安全地送过河，返回来时，被大水冲走了。
奶奶正在做午饭，忽然听到房后有人喊：“大嫂，刘世良送小姨子过河没有了，媳妇在河沿不敢回来了。”这声喊犹如晴天霹雳，所有人都往河沿跑去，只见老婶抱着老叔的衣服傻站在那里。老婶告诉奶奶：“刘世良把他俩送过去往回走时，走到河中间，被水冲倒了，再也没有起来！”我那苦命善良的奶奶，听了后还说：“这要是去时把人家的孩子给淹了，那可怎么说呢。”对儿媳妇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
全家和村里的父老乡亲顺着河沿奔跑，大河两岸回荡着凄凉的喊声：“儿子、世良、哥哥、弟弟、老叔……”
寻找尸体的日子里，二姑和老姑陪着奶奶一起跑上跑下，七岁的刘馥跟在后面。三叔每天带着人沿着河沿往下找，找到下边的村子也没有找到。奶奶劝三叔不要找了，怕去找的人再发生意外，三叔不听，说什么都要找到，否则他不会放弃。
一星期之后，河水退了，尸体在两里地以外的水面浮了上来。尸体抬回家，奶奶守着尸体哭过了，就坐在院墙上笑，有人说奶奶中邪了。奶奶后来说：“说这话的人不理解母亲失去儿子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啊，我哪是笑，是气的，不会哭了，只觉得笑好受。”
三叔那段日子什么活儿也不干了，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每天拿酒瓶到苞米地沟刘家坟茔地上。他抽烟，给老叔坟前也点支烟；他喝酒，在老叔坟前也倒上一杯酒，一边跟老叔说话一边哭。奶奶看三叔这样，自己再不坚强点这个家就真的过不下去了，就劝三叔不要想了，人死了不能哭活，活着的还得活，顾活的要紧。奶奶开始下地干活儿，收获土豆和种菜，三叔看奶奶都能这样，他也就开始干活儿了。
老叔去世时刚结婚半年，老婶当时已经怀孕。老叔死后，老婶偷偷做了流产，不久离开了刘家。
老刘家全家老小每逢忌日都要到老叔的坟上去痛哭一场。
老叔死时，我们全家远在三千公里之外的大西南。一天父亲拿着一封家信回来对母亲说：“世良死了。”幼小的我第一次为亲人去世大哭不止。
老叔死时，大爷在狱中服刑，平时都是老叔与大爷通信，父亲给三叔写信说：“如果大哥知道世良去世的消息，他肯定也活不成了。我们就告诉他说世良为了政治上的进步与他断绝关系，以后不给他写信了。”
老陈家
老陈家居住在一个叫小河沿的村庄，距离刘家河有三十里路。
我的太姥爷叫陈庆林，太姥姓顾，没有人记得她的名字了。旧社会的人结婚早，按二十年为一代人，太姥爷和太姥应该出生在1870年左右。
太姥爷和太姥生了七个孩子，六男一女，在重男轻女的中国社会，一家人有六个男孩儿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我找到了六个男孩儿的名字：陈德恩、陈德慧、陈德忠、陈德志、陈德元、陈德全，却没有人知道那个女孩儿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嫁了姓车的人家。
老五陈德元是我的姥爷，姥爷娶了草河口镇上一位名叫姜振敏的女子，就是我姥姥。姥姥和姥爷共生育了五个儿女，四女一男，陈富芝、陈富胜、陈秀珍、陈秀芬和陈秀华，只有老二陈富胜是个男孩儿。
陈富芝是我的母亲。母亲前面还有一个女孩儿，活到一岁多生病死了，于是母亲就成了家中的老大。姥姥、姥爷给母亲起了个小名“领小子”，希望母亲能给家中带来一个男孩儿。两年后，姥姥生了个男孩儿，姥姥的妈妈送来了一只鸭子，当地的风俗，生儿子送鸭子，儿子好养活。因此舅舅的小名叫“鸭得子”。
舅舅出生后，姥姥姥爷还想多要男孩儿，二姨出生后，姥姥一看是女孩儿就哭了，二姨的小名叫“会兄子”，意思是以后能见到一个兄弟。后来姥姥又生了两个女孩儿。母亲比最小的妹妹大十八岁，老姨出生时，母亲已经参加了工作。看到姥姥、姥爷这样盼望男孩儿，母亲祈祷老天一定再给陈家送一个男孩儿。母亲下班回家，看到“炕”上躺着一个孩子，母亲没有问就知道又是一个女孩儿。老家农村有一个风俗，如果生男孩儿，就在当屋地上刨个坑，将胎盘深埋在地下；如果是女孩儿，就将胎盘扔到荒地里去。母亲看到地上没有坑，就知道姥姥又生了个女孩儿。女孩儿多男孩儿少成了姥姥、姥爷一辈子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