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郑撼大学毕业面临着就业的考验。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月薪六千元的一家中国500强央企做物业管理，基本上是铁饭碗；二是去《新京报》做营销，第一年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以后是否能多挣钱，完全靠自身的努力。在央企做物业管理是个养尊处优的工作，而去《新京报》是一次自我挑战、自我突破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去《新京报》，他自己非常纠结，家里其他人也认为放弃去央企的机会太可惜了。我对儿子说：“你妈我在四十六岁的时候还敢于抛弃铁饭碗，你一个年轻小伙子有什么担心的？何况，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非常欣慰儿子选择了《新京报》，更让我欣慰的是儿子热爱他的工作，而最让我欣慰的是儿子具有与我一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当我遇到问题与儿子交流的时候，他由衷的意见总是能说到我的心坎上。
这几天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我与陈志的相似之处就是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在这种时候，儿子总是能给出让我舒心的答案：“你不了解我妈，我妈是理想主义者。”
想到没有在儿子成长过程中给予他更多关爱，我内心总是内疚万分，而我的一言一行对儿子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又让我宽慰很多。在《我的中国梦——从红卫兵到CEO》英文版新书发布会上，儿子说：一般人离自己的偶像都很远，而我很幸福，我与我的偶像天天生活在一起。儿子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年轻的儿子和逐渐老去的我总是能“心有灵犀”地想到一块，这真是上天赐予我的可望而不可求的礼物，我可舍不得他让比尔·盖茨收养！
我曾经看着淘气的儿子悲叹：“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啊！”而现在总是欣慰地想：“上天是公平的！”
肩负“传宗接代”重任的男孩儿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中国鼓励多生多育。孩子生得越多越光荣，生孩子多的母亲被誉为“英雄母亲”。
七十年代末，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审阅了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
1980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响应“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已达十亿。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四亿人口，这相当于半个多欧洲的人口数量。
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在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一共生育了两男两女，三个大学毕业工作了，最小的刚刚考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我喜欢孩子，但我非常赞同和支持计划生育。今天看来，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给中国做出了贡献，也给全人类做出了贡献，道理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个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人口越多，耗费的资源越大，人类生存的环境就越恶劣。因此，有外国人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时，我总是很不爽。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牺牲自身利益来纠正国家的错误。
我经常想如果那些对中国计划生育国策不理解的西方人能到中国过一段老百姓的生活，春节期间到火车站去看一下，与老百姓一起排队购票上车，体验一下人口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一定会赞同并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如果不亲身经历，这种苦难是不能想象的。
如果将计划生育上升到人权的高度，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更是正确无比，中国人有提高生存质量的权利！否者中国人无法有尊严地活着。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存在着几千年“重男轻女”的思想，计划生育能成功地执行和落实到今天，实属不易。
老陈家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姥姥、姥爷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儿，就是我的舅舅。老陈家传宗接代的重任就落在舅舅一人身上了。
老陈家很穷，没有钱供孩子上学，四个女孩儿有三个没有正经上过学。全家省吃俭用供唯一的男孩儿上学，而这个唯一的男孩儿却不喜欢读书。
舅舅小学读完后就开始种地，当了一辈子的农民，是五个孩子中生活最困难的一个。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在接济舅舅家。老陈家的女孩儿通过参加工作、上学或嫁人改变了命运，生活虽然清贫，但都比我舅舅强。舅舅这个全家唯一的男孩儿却是生活得最艰苦的一个。
舅舅的故事又在下一代重演，舅舅也生了五个孩子，也是四女一男。男孩儿就是我的表弟小殿子，自然小殿子是老陈家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与上一代一样，小殿子是唯一留在农村老家的孩子。
小殿子这一代赶上了计划生育。
根据辽宁省计划生育的规定，女方是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只有一个女孩儿并且也为农业户口的，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小殿子夫妇俩都是农业户口，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于1984年出生，是个女孩儿。时隔五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又是个女孩儿。这意味着老陈家这条线要在小殿子这一代断掉。如果再生就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舅舅决定，即便犯法，也要让儿子再生一个。他的决定得到了母亲和三个姨的支持。
母亲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的教育一辈子，但“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存在，可想实行计划生育有多么的艰难。
表弟媳又怀孕了，东躲西藏，还是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被发现了，强行做了流产手术，这一次是个男孩儿。
怀孕七个月被强行做了人工流产，这是我们都不能接受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情感非常矛盾。我“恨”我的表弟、表弟媳以及我们这个家族任何一个人重男轻女的思想，包括我的母亲。但与此同时，我对野蛮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行径非常愤怒。
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也哭了。
我对母亲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小殿子生男孩儿？我就是女孩儿，我哪一点比男孩儿差？为什么小殿子不可以好好地养育两个女儿，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什么要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没有人听我的。小殿子媳妇又怀孕了，这次躲得严实，没有被发现，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儿！老陈家终于如愿以偿了。
老陈家为获得一个男孩儿而欢呼雀跃，而为了得到这个男孩儿损失了什么没有人去考虑。这个损失很大，剥夺了两个女孩儿持续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而使她们的前途大打折扣，这个损失是无法估算的。两个女孩儿都没有上完初中就辍学了，母亲说两个女孩儿是自己不想上学了。小殿子的大女儿对我说，她之所以不上学了是因为自尊心受到打击。家里穷，生了弟弟后又遭到罚款，每次交学费时都拿不出钱，总是遭到老师的歧视和冷嘲热讽，心情压抑，没有心思学习，就辍学了。生这个男孩儿被罚款两万元人民币，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其实，不仅仅是在农村，即便是在城市，“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普遍存在。在我生孩子前，公公婆婆说生男生女都一样。等我生下儿子后，他们说我为老郑家（丈夫家姓郑）立了大功。丈夫的弟弟特别高兴，因为他没有压力了，哥哥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来他生了一个女孩儿，起名叫圆圆。公公去世时，老家来了一个丈夫的堂兄参加葬礼。堂兄对我说：“郑撼是正根。”言下之意，圆圆不是正根。
按照中国的传统是养儿防老，而父母却长期与我这个女儿生活在一起。即便如此，我也不可能改变父母灵魂深处“重男轻女”的思想。
中国目前有十三亿人口，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仍然要继续实行下去，传统意义上的传宗接代总有一天会终止。
小殿子的两个女儿现在都在北京打工，挣钱接济父母，供弟弟上学。我希望这个经历了千辛万苦得来的男孩儿不辜负老陈家的期望，好好学习，长大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我希望小殿子不要有老一辈的旧思想，将传宗接代的压力转移给儿子。
我的舅舅，母亲这一辈唯一的男孩儿在六十多岁时去世了，而他所有的姐妹都健康地幸福地活着。
舅舅活着时，在八十年代末期的一天，突然造访我在北京的家。打开门看到破衣烂衫的舅舅，我都不敢相认。母亲从头到脚从外到里给舅舅置办了新衣服。舅舅头疼，大把大把地吃廉价祛痛片。当时我们也无知，不知道这是脑溢血的先兆。其实舅舅早就得了高血压，只要到医院检查，吃药将血压降下来就行了。舅舅是农民，没有文化没有钱，还要负担孙子的超生罚款，否则，舅舅会长寿的。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三十年了，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为实行国策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在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方式，像“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宝宝素质高，生活烦恼少”等文明温馨的标语的出现，从惩罚多生转变为奖励少生，都显示了中国在尊重生命、尊重人权方面的进步。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从我前夫家的角度，儿子郑撼也要承担传宗接代的重任。而对我而言，儿子将来生儿还是生女或者做丁克一族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一个幸福的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行了。
谁来守望祖坟？
在我父母之前，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最早离开刘家河的是我的大爷刘世俊。他在1948年参加解放军后就离开老家了。父亲刘世杰1950年参加了工作，在本溪硫铁矿当工人。我的老叔刘世良1964年溺水身亡。大姑、二姑和老姑出嫁后分别离开了老家，只有三叔刘世振一直留在刘家河务农。三叔家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除了大儿子刘栓以外，其他的孩子也都离开了农村。
2005年春节父亲得了带状疱疹，开始不在意，发展严重了才到医院就医。带状疱疹非常痛，父亲很难受。有时疼痛难忍，父亲以为自己要死了，一次半夜说胡话，问：“和平回来没有？快叫和平回来。”
父亲这次生病，时间拖得比较长，慢慢地心理上出现了问题，得了抑郁症，看了心理医生也不管用。
奶奶于2004年九十八岁时去世。2005年夏天老刘家为所有的祖坟重新立了碑。父母原来计划要回老家参加立碑的，弟弟刘刚的儿子刘畅考上了北京交通大学，父母为了等孙子来北京，取消了回老家扫墓。立碑时，老刘家兄弟姐妹除了父亲全家人都到齐了。
父亲认为他生病是受到惩罚了，因为他没有回老家参加立碑仪式。看到父亲的心病越来越严重，我临时做了一个决定。
我很多年没有回东北老家了，决定回老家扫墓，了结父亲的心愿。
我对父亲说：“我代表父亲回老家扫墓，是对祖上的大孝。”因为父亲生了我，并把我培养成人。我现在事业有成，回老家扫墓，也算是光宗耀宗、衣锦还乡了。因为祖坟风水好，我才有今天的成就，所以于情于理我回老家扫墓都是最合适的，比父亲亲自回去更有意义。
我做出这个决定后，父亲的心情立刻好转。
我的美国朋友汤姆当时正好在北京，我问他是否愿意与我一起去东北老家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农村。这对汤姆来说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老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西方人来过。
我决定开奥迪A6回去。我、妹妹、汤姆加上司机一行四人在一个周五的早晨出发回老家。
北京至丹东约一千公里，一天就到了。在丹东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驱车先到通远堡，一个有几万人口的镇子，大爷的女儿刘馥全家就住在这里。通远堡至刘家河有五十多里，全是山路。刘馥的丈夫何武说：“去刘家河的路很颠簸，你这么好的车开进去底盘会被撞坏了。”我说：“我就是想将车开进村里去，让老刘家的祖先们知道他们有个光宗耀祖的后代。”我并不是一个虚荣的人，但我知道这样做父亲会高兴，老家的父老乡亲会高兴。
从通远堡至刘家河一路风景优美，汽车一直在山沟里行驶。几十年了，老家基本没有任何改变。一方面依然贫穷，另一方面因为没有搞所谓的经济开发，生态环境保持得还算好。
车径直开进老刘家院子里，老刘家住在附近城镇的亲戚都来了，几十口人等在那里。
堂弟刘栓看上去比我至少老十几岁。农村艰苦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在他的脸上刻上了深深的皱纹。
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扫墓必须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完成，否则不吉利。我与大爷、叔叔、婶子、姑姑、姑父、堂弟、堂妹、表弟、表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等寒暄几句，立刻起身去苞米地沟老刘家的墓地。
苞米地沟是太爷刘凤阁选的地方。祖太爷刘庆太单独埋在老刘家的田地边，离老刘家祖坟地有几百米的距离。老刘家曾经有人提议将祖太爷的坟迁往刘家祖坟地，奶奶不同意。曾经有风水先生看过祖太爷的墓地，说祖太爷的坟地是保佑老刘家老二的，老二就是我的父亲刘世杰。父亲的确是老刘家孩子中最幸福受苦最少的一个，父母生育了我们两儿两女，都接受了高等教育，生活都达到小康水平。孙辈又是两男两女，均得到良好的教育。按老家的说法，我父母是“全乎人”，意思就是有儿有女，有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后，这样的“全乎人”以后不会有了。父亲晚年更加幸福，与母亲相互照应，与两个女儿生活在北京，有自己宽敞的房子，生病不必担心医药费，除了国家能报销的部分，儿女们也有能力支付额外的费用。每年北京、贵州、东北来回走走，看看老家亲人、老同事、老邻居，生活得很惬意。父母的晚年生活让同辈人羡慕不已，父亲相信这是由于祖太爷坟地的风水好，保佑了他，我也相信。
我和妹妹挨个儿辨认墓碑。大爷、三叔、兄弟姐妹们七嘴八舌地讲解着。
我和妹妹在大爷和三叔的指点下挨个儿献花磕头，堂弟刘栓非常熟练地按照老家的风俗清理坟地、烧纸、放鞭炮。看着忙碌的刘栓，我心存感激。我们这一代刘栓是唯一留在农村的，也是生活最清贫的一个，他承担起了照料祖坟的重任，替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不孝晚辈尽孝。
看到祖坟仍然是土坟，担心将来水土流失会损坏墓地，我想出资在墓地周围多种些树，尤其是墓地前面没有什么植被。堂妹刘馥说墓地前面种树不吉利。
我和妹妹没有按照城里人的时尚着休闲服装和运动鞋，而是穿着时髦的“白领”牌羊绒大衣和高跟短皮靴。我们特意这样打扮来迎合老家人的审美观，营造一种衣锦还乡的氛围，就是为了让老家人高兴。
刘家河第一次来了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大家非常兴奋，汤姆作为第一个来到这个山沟的西方人更是兴奋。我向大爷介绍了曾经是美国大兵的汤姆。一个志愿军老兵和一个美国大兵的相见也是挺有意味的。大爷不停地说：我在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立过功。汤姆只是“呵呵”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