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状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的二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几乎一统天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趋向单一化。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都控制在国家手中，所有的社会剩余都集中于中央统一分配，国家具有高度的控制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对各个阶层在社会资源的占用和社会机会的获取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从而国家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地位。国家严格控制阶层之间的分化，由此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各个阶层之间是有差别的或者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和较大范围内减小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的程度，尤其是在控制收入分配和两极分化方面具有很强的平均化或者“去分层化”趋势，表现为低分化程度、慢分化速度和弱社会流动性的明显特点。二是无论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构成的观点，还是两大阶级和一大阶层的看法，都指认了社会阶层结构具有简约型的显著特点。这个时期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殊历史前提。
改革开放后，根据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社会阶层结构由简约型向复合型结构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中，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协同演进，对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重大社会问题。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土地承包的产权改革导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彻底解体。农村生产活动的非农化和乡村工业的兴起，传统农民转变为乡村工人。随着农村工业中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演变成为新生的流动民工阶层。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在原有的公有制经济的夹缝中出现了非公有制经济，个体户阶层逐渐壮大，资本集中的趋势使私营企业主群体也成长起来；同时，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中，逐步塑造了一个企业家和经理阶层，失业和下岗的职工演变成为城市低收入群体。经济体制的转轨迅速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中，所有制成分的多样化导致社会阶层出现多元化。不仅从原有阶级的内部结构中逐渐分化出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利益群体，而且出现了原有阶级相互位移的情况以及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阶级以职业分化引领身份变更和利益群体重组，农民分化的主要途径有：创办乡村企业，逐渐加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劳务输出，进城从事建筑业和服务业，成为农民工；从事个体工商业和运输业，成为个体劳动者。由此，中国农民阶级分化为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社会管理者等等。同样，中国工人阶级按所有制划分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合资合营企业工人、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雇工等等。这样，所有制成分的多样化和经济收入差异化以及经济地位的差等化，使得社会阶层趋向多元化，阶层结构趋向变动化，并导致各阶层之间的生活方式、利益认同、经济和社会特征的差异日益明晰，使得原有身份制逐渐弱化并形成以职业为基础和以收入为尺度的新的社会分化机制，从而推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换言之，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身份指标向以财产所有权等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从世界各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来看，在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进的时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以及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产生新的利益上的差别、摩擦和冲突，社会整合的难度也明显增加了。
尽管如此，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化并没有引发中国社会的显著震荡。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在从改革开放前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向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分层为主的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政治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对经济不平等程度起到了一种补偿和平衡作用；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因为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升级而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从而对社会阶层分化和主导意识形态产生了价值认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地位下降的人们也必然会产生心理逆反和疏离不满。
2.影响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因素
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发生作用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对社会个体分化的牵引，也有个体通过自我奋斗而实现的阶层跃升，前者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起着总体上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政治因素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根源。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工作重点的确立以及发展战略的选择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从“两个凡是”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到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中心任务的调整——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及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和发展中得到实惠，发展战略的调整——实施改革开放和重点发展战略，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勤劳致富，从而形成极大的示范力量，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此外，当代中国社会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包括户籍制度、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强力作用对社会阶层结构演化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第二，经济因素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所有制结构上，根据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多层次的状况，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突破了原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单一结构，致使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体制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产业结构上，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带动就业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城市劳动力逐渐转变为以从事专业技术、管理、销售、办公室工作的白领为主体，从而形成与“夕阳产业”相联结的阶层相对缩小，与“朝阳产业”相伴生的阶层相对壮大。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革命将继续充当社会阶层分化的推力，生产关系的市场化将继续充当社会阶层分化的拉力。
第三，主体因素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动因。人的内在需求包括积极向上和追求幸福生活的主观意愿，是驱使人不断重新自我定位并付诸实践以及导致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主体动力。主体因素对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巨大作用常常为学术界视为理所当然而有所忽略，然而在探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进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素质差异是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身体素质——健壮的劳动力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获得较高收入，而有病或残疾者不仅收入较低，而且还会增加医疗开支；心理素质——成就欲的高低、进取心的大小和冒险精神的强弱是影响致富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素质——文化水平越高，收入往往越高，有无一技之长或职业技能强弱直接影响其收入水平。以农民阶层的内部分化为例，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打破了“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体制的条件下，那些劳动力较强、头脑灵活、技术较好的农户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成为农民阶层分化的主体动因。在农民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中，在农民角色转向为工人角色的过程中，主体因素的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
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直接产物，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进步。这一阶层分化是在改革开放前社会阶层结构的基础上展开的。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身份固定化，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间的差别是生而具有的事实上的等级关系。二是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的阻断化，高度统一和严格的劳动用工制度以及劳动力的“单位”所有制，从总体上消除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可能性，使得职工在经济、政治、社会福利诸方面同单位建立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三是知识分子从分别依赖各阶级的状况中游离出来，就其劳动方式和社会功能来看，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因此，依据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社会分工以及城乡差别的区分，中国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呈现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或者是工人、农民、干部三大利益群体。这种分界和差异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而在同一群体内部分化程度很低，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
第一，分化和聚合成为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两种基本趋势，这两种趋势共同作用的典型结果是社会分层间距的拉大。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大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农民阶级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在逐渐减少，工人阶级以及非工人的白领阶层的在相对壮大，这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总体趋势。就工人阶级内部而言，原工人阶级群体也在不断地细化和流动，有的向更高的社会阶层上升，有的由于下岗失业而沦落为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除了下岗失业人员和贫困市民之外，还包括贫困农民以及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构成中国社会的底层。与之相对的是，社会顶层形成了一个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由各类精英组成的强势群体。
第二，社会流动性增强，但仍以单向流动为显著特征。社会流动主要指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阶层界限封闭还是开放的重要指标。社会流动并不能消除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但是，一个开放的阶层结构相对于一个封闭的阶层结构而言，无疑可以减少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换言之，社会流动率较高、同职率较低，则社会更有可能趋于和谐和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职业和收入载体的单位仍是阶层划分的基本依托，但是阶层流动的体制障碍有所突破，人力资源的单位所有制受到巨大冲击。单位是有中国特点的国民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是中国社会运作的基层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不同的单位实际上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群体，但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人力资源单位固化的现象开始弱化。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双向流动开始出现，但仍然以单向流动为显著特征。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变化，双向流动甚至多向流动开始出现，但是阶层流动的基本特征仍然是一种单向流动，主要是由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和市民阶层流动，社会声望低的阶层向社会声望高的阶层流动。前者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现象，后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
第三，阶层边界逐渐显性化，阶层之间的歧视依然存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许多地区和城市，日渐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居住区。与居住分区形成的有形边界相伴随，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方面的阶层边界逐渐显现。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像品味和审美等因素，可以因为专属于某个阶层而起到强调和维护阶层之间边界的作用。在一些大城市，贵族俱乐部的出现、白领文化的流行和“小资情调”的复兴，特别是消费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体现这种审美情趣的消费物品，都以其强烈的专属性在构建阶层边界机制中发挥着独特的效用。阶层内部认同和阶层社会意识的日渐清晰成为阶层边界显性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取决于阶层之间的现实利益差别，而且取决于各阶层意识的形成和成熟。虽然随着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增强，阶层或群体之间的歧视有了很大改变，但无论从社会体制上还是从民众观念上看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层歧视。只要社会阶层结构不固化，阶层歧视的现象就会越来越少，但是阶层歧视必然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阶层歧视的消除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