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加强对再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初次分配主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来决定，国家主要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影响和调控再分配。规范初次分配秩序，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这就要求拆除各种市场壁垒，建立统一市场，消除市场平等竞争的障碍，尤其是逐步消除垄断以及操纵市场供求和价格等不正当现象，为公平竞争创造基本条件；同时消除就业歧视和体制障碍，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过大现象。再分配的功能在于弥补初次分配的缺陷，是政府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有效手段。如果国家过多地干预市场领域的初次分配，就会影响效率；如果国家对再分配领域放任不管，就会导致贫富悬殊。从国际上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来看，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国家通过各种财政税收和福利保障政策，可以大大缩小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例如，英美等国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对家庭收入的再分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4—1995年，英国全部家庭的年收入按照五等份分，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次分配年收入是最下层20%家庭的19.9倍，但在社会福利、国家税收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和交通等各种实物津贴和补贴的综合作用之后，最上层20%家庭与最下层20%家庭的平均初次分配年收入差距从19.9倍下降到3.7倍。在美国，仅累进所得税一项，就使最低收入者群体和最高收入者群体的收入差距在税后比税前减少了数倍。同样，税收可以有效地降低财富的集中程度。在美国“新政”时期，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第一任期升到63%，第二任期达到79%，房地产遗产税的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到77%，其结果是：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多，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这一系列措施，使得美国从一个以高度的贫富不均为突出特征的时代，过渡到一个经济学史家戈丁和马戈称之为收入差距缩小的“大压缩”时代，“大压缩”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这些成功经验无疑是值得借鉴的。显然，提高对再分配领域的调节和控制能力，尤其要完善税收制度，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建立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遗产税、赠与税为核心的多税种立体式的税收调节体系。这些税种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最普遍和较有效的调节手段，在调节范围和调节力度上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所得税调节即期个人收入分配、财产税调节个人财富积累水平、社会保障税“补低”的具有连续性、全面性和协调性的税收调节机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继续扩大，除了分配体制的疏漏外，主要原因之一是相当部分的居民收入在税制外运行，基本上没有受到税收的调节。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缓和收入差距和贫富矛盾，个人所得税是最主要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之一，要规范个人所得税制，加大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度，特别是要强化对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建立高收入阶层的专门档案，及时追踪其经济活动和收入情况，实行重点监控，定期组织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专项税收检查，加大对纳税人违反个人所得税法律法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建立社会化计算机信息监控网络系统，利用现代化手段对个人所得税税源和个人收入信息进行有效监控。为此，建立普遍的财产登记制度和财产转移的监督制度，增加财富的透明度，对国家提高控制贫富差距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税属于累退税种，具有实现整个社会由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横向转移和个人收入由青年或就业时间向老年或失业时间的纵向转移的双向调节功能，从而使低收入者一生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有利于缓和阶层之间的贫富矛盾。
第四，抑制非正常收入，遏制两极分化的势态。非正常收入由其发生率和社会总收入以及技术进步等变量因素所决定，社会总收入和技术进步对合法和非法收入往往具有同样的促进作用，因而探究抑制非正常收入的关键在于正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如果保持制度缺陷，非正常收入的频率和额度必然随着社会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增加。在各方面制度相对完善的经济环境中，通常情况下非正常收入的单位成本收益率会很低，而获取正常收入的收益率会较高。制度缺陷的增加使得非法非正常活动的成本收益率大幅上升，同时相对地使合法正常经济活动的成本收益率降低了，因而二者之间的比率也就上升了。正是这一比率的提高刺激了人们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将本应归为社会或他人占有的社会财富据为己有，使非正常收入的发生率上升，从而非正常收入额增加。因此，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常常是互为因果关系，其中的关键变量在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分配机制的运作效率。在大变革时期，非正常收入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健全和落实法律制度体系，以法制化、秩序化来予以规范和约束，将非正常收入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或程度内。
第五，重视发展慈善事业，多管齐下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建立相关法律，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促进民间自愿捐赠活动，吸纳社会资金帮助困难群体，缓解贫困，缩小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实协调和缓解贫富矛盾的物质基础
有针对性地实施经济和社会政策调控，解决了经济收入和财富分配领域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如何切割蛋糕的问题。但是，这只是解决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问题的一方面，要缓和贫富矛盾，尤其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财富水平，根本出路还在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既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本质要求，又是解决社会成员之间各种矛盾的基本前提和物质保障。“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只有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把蛋糕尽可能做大，才能够使社会成员分享到更多的物质利益，奠定协调和缓解贫富矛盾的坚实物质基础。同时，国家也才有更多的物力和财力用于公共消费支出和建立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阶层进行利益补偿和有力保障，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缓和贫富矛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下，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
在工业增加值中，1990年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只有10％左右，2001年已超过33％。这一数据在说明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同时，也间接地折射出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疲软态势。如果仍然要继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话，中央政府就要加大对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和扶持力度，推动公有制经济的强劲发展，进一步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基础作用和政治导向功能。否则，仍然像大多数学者所主张的那样继续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可以让地方政府去做，以推动区域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发展），那么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句空话。为此，必须加快公有制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重点做好国有企业的改制增效工作。在国有企业改制增效的过程中，要加强理论研究，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要经过论证，对中小企业不能一味地简单放弃，甚至暗箱操作。国有企业改制并非意味着单纯民营化，要及时总结改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后国有企业健康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指导。
2.加强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能否充分发挥，有赖于教育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比森教授的看法，人力资源是构成各国财富的根本基础，资本与自然资源都是被动的生产要素，只有人才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动力量。一个国家开发其人民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对人的知识和技能开发的程度，是其开发其他资源的必要条件。而教育恰恰是开发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关键。居民文化素质低和创新能力弱，这两方面决定了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生产力水平低下又决定了居民收入的低下，从而形成了一种“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者收入水平低—受教育水平低—文化水平和知识技能低—劳动生产率低下——生产力水平低”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必须从教育入手，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必须实现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通过普及教育及其优质服务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形成高素质劳动力和高水平人才培育和成长的广阔空间，把人口压力变为发展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通过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以及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则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便水到渠成。一方面，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耳熟能详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教育投入不仅占GDP的百分之几，在国际上排名怎样等等，这应该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教育兴则国强”，此类理念不能仅仅束之高阁了；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注意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确保现有教育资源配置的公正性，尤其要建立弱势群体公平地享有教育资源的机制。
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的过程，也就是提高收入水平的过程。第一产业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影响更大，这就使第一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受到限制，局限于第一产业很难实现富裕的目标，只有在搞好第一产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才能提升收入水平。在现代社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与人均收入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下，中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利用信息化来加速工业化，并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信息化能够提高企业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从整体上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从而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先进的技术基础，使工业化奠基在一个更高更广的平台上，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又为加速信息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需求市场，二者相互促进，为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大力推进信息化，充分发挥信息化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军事等领域发展的重要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到2020年，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基本普及，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产业结构全面优化，国家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大幅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取得明显成效，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初步确立，国家信息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基本完善，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显著提高，为迈向信息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具体目标包括：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加大对环境污染的监控和治理，服务循环经济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掌握一批核心技术，实现信息技术从跟踪、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实现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信息产业由大变强的跨越，等等。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重点是：推进面向“三农”的信息服务，建设城乡统筹的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适用的市场、科技、教育、卫生保健等信息服务，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信息技术在能源、交通运输、冶金、机械和化工等行业的普及应用，推进设计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整合资源，协同共建，形成全面覆盖、高效灵敏的社会管理信息网络，完善社会预警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运行机制，增强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监控、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完善财政、金融等经济运行信息系统，提升国民经济预测、预警和监测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提升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发展多层次、交互式网络教育培训体系，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并完善覆盖全国、快捷高效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增强防疫监控、应急处置和救治能力，促进医疗、医药和医保机构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建设多层次、多功能的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加强就业信息统计、分析和发布工作，改善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加快全国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