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蜜月
很显然，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袁世凯急需做的就不再是提出总理的新人选了，而是要搞好自己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尤其是搞好与维新派以及革命派的关系。
他心里清楚，想要实现真正的南北和平困难很大。但是，即便如此，此时也应该顾全大局、保持克制。毕竟，现在还没到撕破脸皮的时候。甚至对于那些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政党，袁世凯也认为可以慢慢加以适应。
其实，这也是一个处于巨大转型期的国家必然出现的状况。很多新事物不断涌现，不可能全都符合自己的愿望。在这时，最重要的就是隐忍和适应。当然，这样做可以团结很多不同派别的人物，但是却使得袁世凯领导的新政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主政府，更像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大杂烩”。
尽管如此，袁世凯在那段时间里还是努力地保持着谦和、宽容，竭尽力量搞好与各派的团结。
比如，大家都知道，在革命派里面，章太炎是一个骨干分子，而且性格强硬，好几次都不买袁世凯的账。然而，对于这位清末民初的古文派经学大师，袁世凯却一直十分尊重。据说，一次章太炎在袁府喝多了酒破口大骂，袁世凯也只是不停地好言相劝，并不动气。
除了章太炎，袁世凯还十分优待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当时，像赵尔巽、李经羲、冯煦、李盛铎、唐景崇、联芳、宝熙、萨镇冰、于式枚、周学熙等人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完全可以发挥政治上的作用。于是，袁世凯就把他们都聘为了北洋政府的参政。
至于那些在思想上落后、身体上衰老的清朝老臣们，像载沣、那桐、世续、周馥和锡良等人，袁世凯虽然没有让他们参政，但是也给与了优厚的待遇，友善地称他们为“旧侣”。
当然，袁世凯主要用心搞好关系的，还是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政治家们。
在维新派方面，大家都知道，袁世凯跟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往的关系很不好。不过，现在既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势力，因此袁世凯也对这两人表示了友好。
实际上，自从戊戌变法失败以来，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有机会便会跳出来攻击袁世凯。比如，康有为曾在南北议和的时候，责骂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是“窥窃神器”。而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康有为又抨击他对列强媚颜奴骨，是个只知道出卖国家主权的奴才。
对于康有为的这些激烈言辞，袁世凯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他不仅没有予以反击，反而认为当务之急是把这些人才全都笼络到新政府之中，为国家做贡献。比如，他多次邀请康有为从日本回国主持孔教。康有为虽然最终没有答应，但却回电表示了感谢。此后，他反复三次请求康有为回国参政。康有为对他“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十分感激，并提出了“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祀天”、“令学校读经”等一系列治国方略。
同时，袁世凯还多次劝说梁启超回国参加内阁。最终，在袁世凯的努力下，梁启超顺利出任第二届内阁政府的司法总长。
当然，在内心深处，袁世凯十分清楚，自己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人士，尤其是更为保守的康有为，是难以长久共事的。他们在思想内涵、行为方式乃至性格特征上，都有着太大的差异和冲突。虽然两人可以暂时抛开成见走到一起，但是日子久了一定会产生矛盾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袁世凯和康有为的“友好”关系，只不过持续了两年时间而己。
在与其他政治派别搞好关系的时候，袁世凯的重心其实一直都是放在革命派身上的。这一点最好的体现，就是国民党成立这件事情。
在前面我们曾经讲过，袁世凯在唐绍仪辞官不干后，想邀请宋教仁出任新总理，却遭到了回绝。宋教仁回绝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正在积极地筹划将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1912年8月，联合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促进会的国民党正式成立，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人为理事。
为了扩大影响，国民党的成立大会选在了北京召开。听说这个消息后，袁世凯当即表示了同意和欢迎。当袁世凯得知孙中山会亲自参加成立大会后，他还通过宋教仁向孙中山转告，想与之进行一次会谈。就这样，8月24日下午5点半，孙中山乘坐的专列驶进了北京火车站。袁世凯早已安排好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霎那间，礼炮齐鸣、掌声和鲜花包围了孙中山。随后，孙中山坐着袁世凯的朱漆金轮马车，在30个骑兵的带领下，从正阳门直接来到了外交部街的迎宾楼。这座豪华的迎宾楼是袁世凯为了欢迎孙中山专门改建的。看到这一切，孙中山不知当时心中作何感想。不过，从后面事情的发展看来，此次北京之行，孙中山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就在24日的晚上，袁世凯来到了孙中山下榻的宾馆，两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友好会谈。这次会谈之后，两人似乎意犹未尽，于是在后来的二十多天里，又举行了十二次会谈。每一次的会谈虽然十分保密，但都是在友好协商的气氛中进行的。
通过这些会谈，孙中山改变了一些对袁世凯的印象。他认为，袁世凯十 分精明能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在当前状况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得有一个既有新思想，又有旧手段的政治强人不可，而袁世凯就是最佳的人选。
或许正是由于这两个曾经的对手这次会谈太隐秘了，因此才引来了外界的一片猜测之声。那段时间，所有的人都在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这两位时代巨人都谈了些什么，是否能为阴云密布的中国政坛指出一条新的道路呢？
一个多月之后，谜底揭晓了。9月16日，由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共同制定的《政治纲领》以政府公告的形式颁布，规定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举措，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立国取统一制； 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其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其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其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其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
其七，迅速整理财政；
其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这份《政治纲领》的颁布，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人们相信，中国很快就能结束政治上实质性的分裂状态，所有政党都能团结一心地发展各项强国富民的事业。
确实，在这份纲领颁布的前后时间里，中国社会似乎有了一个短暂的安宁期。虽然内阁依旧处于架空的状态，但是各项事业依旧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就连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
最有趣的是，在那段时间里，似乎各个政治派别，尤其是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出现了难得的和平共处状态。有一次，黄兴甚至还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当然，对于这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邀请，一贯奉行“君子不党”思想的袁世凯婉言拒绝了。他有些神秘地答道： “加入政党诚然不错，但现在不是时候。”
尽管如此，袁世凯最终还是让北洋政府的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加入了国民党，也算是对黄兴邀请的一个友好回应了！
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和和谐！那段时间，几乎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从此平静下来，真正走向共和！然而，这样的想法相比于残酷的现实政治来说，都过于单纯了。不久，时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把那些欢欣鼓舞的人们从美梦中惊醒，并且再次陷入失望和痛苦之中。
也正是由于这些变化，才使得中国人慢慢地学会了政治上的成熟。至少，人们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性格迥异的两个政治巨人是难以真正携手并进的！将他们强捆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差异最终会造成巨大的分裂和灾祸！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1913年的“宋教仁遇害”事件说起。
扑朔迷离的凶案
宋教仁遇害之前，实际上是国民党真正的领导者，因为在那段时间，孙中山借着袁世凯的各种帮助，正在全国各地负责铁路交通的建设。
当时，宋教仁可以说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年纪轻轻的他就成为了国民党的领袖，心中想着的自然是能做出一番伟业来，而他心中的目标其实就是通过民主选举，使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很显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只是第一步，关键是最终由国民党组织内阁，成为执政党。这一点，很好地反映在了宋教仁起草的《国民党宣言》里面。在这份宣言里，宋教仁指出： “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强健而良善之政党焉，因此，国民党决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根本宗旨，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组织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
经过宋教仁的努力，也依靠着国民党其他精英的协助，国民党最终在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了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三个大党，获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全部八百七十个议席中的三百九十二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刚刚成立不久的政党就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政治胜利，这自然让年轻的宋教仁十分得意。他心中明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由国民党组建一个责任内阁。
至于内阁的总理，自然也是由国民党的党魁出任了。由于宋教仁在国民党中功勋卓著，而且是这次选举获胜的实际领导者，因此极有可能出任总理一职。
于是，在接下来那段时间里，宋教仁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演说，在发表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同时，还大力抨击现存政治，尤其是现有内阁的弊病。很明显，宋教仁的言行肯定得罪了不少人。
大家要知道，就在国民党获得国会议员选举胜利的同时，袁世凯这边也没有放松对政权的争夺。就在第二任内阁总理下台后不久，袁世凯就让“自己人”、原内务总长赵秉钧成为了代理内阁总理。虽然是个代理总理，但实际上那段时间袁世凯和赵秉钧掌握着政府的大权。
对于国民党的胜利以及宋教仁的四处演说，袁世凯等人一直都冷静地观察着。毕竟，这个时候，权力还是在自己手中。另外，对于组执政党、进行民选等近现代民主政治这些东西，袁世凯等人确实没有宋教仁熟悉，因此显得插不上什么话。
全国演说结束之后，宋教仁回到了上海。1913年3月21日22时45分，正当他准备乘火车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的开幕仪式时，却被枪杀在了检票口。由于子弹上涂上了剧毒药，第二天凌晨宋教仁因抢救无效，死在了上海铁路医院，年仅3l岁。
子弹上涂有剧毒，很明显就是要致宋教仁于死地，而且是一定得让他死，究竟是谁想这么干呢？
宋教仁刚刚去世，就有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袁世凯，认为他就是指使枪手杀害宋教仁的幕后主谋。然而，从宋教仁被枪击后的口述中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怀疑袁世凯。他的口述内容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
22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
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从这个口述之中，我们只能看出，在宋教仁被枪击后，依旧希望袁世凯能按照确定的民主政治程序主政(所谓“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并未怀疑他就是凶手。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
在得知宋教仁遇害的消息之后，袁世凯不仅连发数电表示哀痛和安慰，而且严令江苏地方政府，要尽快侦破此案。经过地方当局的努力，很快一个名叫应夔丞的凶手被抓获了。
这个应夔丞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据说，他曾经担任过上海都督陈其美的私家侦探。在他的供述下，地方当局又抓获了一个凶手、失业军人武士英。
很明显，这两个人只是杀手而已，真正的主谋还没有露面。经过讯问，应夔丞交代，他和武士英受了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指使。
这个洪述祖又是谁呢？洪述祖曾经给台湾巡抚刘铭传做过幕僚，期间还因为贪污公款坐过牢。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干，成为了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
当事情查到这个地步，人们很有理由怀疑，洪述祖也是受人指使才会暗杀宋教仁，而指使他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赵秉钧。又由于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人，因此袁世凯再次成为了人们怀疑的对象。至少，赵秉钧和袁世凯这两个人都难逃干系。可是，即便人们的怀疑没有错，那赵秉钧和袁世凯为什么要暗杀宋教仁呢？
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宋教仁一旦回到北京，就有相当大的可能会取代他，成为新一任的内阁总理，这种情况是赵秉钧和袁世凯不愿意看见的。不过，这一切都还只是猜想，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证据。
尽管如此，得知消息后的孙中山还是从日本匆匆赶回了上海。在和黄兴、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商议之后，气愤的他决定联合日本人，举兵讨伐袁世凯。就这样，袁世凯和孙中山前一段时间建立起来的友好政治关系最终被打破了，这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
然而，就在孙中山准备兴师北伐的时候，黄兴却对他进行了劝阻。在黄兴看来，还是不要打仗的好，这一方面是由于南方革命派的武装力量此时已经大不如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前的政治氛围不适合打仗，最好还是采取法律的程序办事。
具体说来，就是与袁世凯等人一起，成立一个专案法庭来审理此案。这样的话，才能让真相尽快浮出水面，而且不会有更大的损失。
在经过黄兴的理性分析之后，孙中山也觉得还是走法律程序更好。于是，他暂时放弃了北伐袁世凯的想法。
很快，专案法庭成立了。然而，法庭的审理却并没有让案件变得明朗起 来，反而陷入了更大的迷雾之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就在法庭开始审理此案之后不久，凶手之一的武士英就病死在了 监狱中。而另一个凶手应夔丞后来竟然成功越狱。至于所谓的主谋、内务部 秘书洪述祖，则在两个凶手一死一逃之后，干脆把所有罪名都揽到了自己头 上。 洪述祖供述说，他之所以要杀宋教仁，是因为自己“满怀报国之情”， 是为了“使世人认清这位革命领袖的真面目”。做这一切都是出于他自己的 想法，与别人无关。
事实上，法庭在审理时，也并没有找到一样证据，能够证明洪述祖的所 作所为与赵秉钧，乃至袁世凯有任何关系。 法律上找不到证据，并不能让人们的怀疑和谴责停止下来。在当时的很 多人看来，袁世凯和赵秉钧才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当时的社会舆论， 对于袁世凯和赵秉钧十分不利。可以想象，袁世凯在那段时间肯定承受了巨 大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