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新闻事业步入“混合媒介文化” (the Mixed MediaCulture)时期，新闻源(亦即条线)、读者欲求左右了新闻业的运作，新闻敏感的标准品格逐渐失去，一个充满诱惑与挑战的时代早已来临。如何应付，在什么层面上应对，就成为一个关系新闻文化发展命运的大考验。
在我们看来，根本的解决在于养成批判性思维，它是培植大空间、养成大智慧的唯一途径。
M·尼尔·布朗和斯图尔特·M·基利这样介绍批判性思维：
与诸多思维方式一样，批判性思维始于好奇。究竟哪些事物诚实可靠，哪些方法卓富实效，它们又何以具备这些品质——对此我们常常充满好奇。好奇心促使我们盘桓于发现、创造以及思维的评价功能之间，流连忘返。好奇心激发我们投身于思维研究的艰苦劳作。
然而，批判性思维又远非止于好奇。它乃是思维方式和思维技巧的集萃，而这种方式和技巧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他人看法反应的质量。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人们通常不得不采取某种特定的取向。而一旦我们必须对他人在交流中所选取的目的——这一目的通常是劝服我们依照其方式思想或行动一一做出回应，便用得着批判性思维了……进言之，批判性思维提供的是某种标准或准则，可据此评估推理技巧的价值所在。
批判性思维要对付的是在信息污染日益严重时期，人们思维
理查德·保罗将批判性思维又细分为弱意识(Weak—Sense)和强意识(Strong—Sense)两种。在他看来，那种用来辩解自我先入之见或者为自我主见寻得报偿的批判性思维是弱意识的表现。它们并不关心获取真理或价值，而是一心排斥和消灭心目中的异端邪说，从而战胜异己。这是一种危险的举动，批判性思维高尚的特征会因着些微的不当而致毁灭于一旦。与此相反，强意识的批判性思维却要求人们将批判性问题用于一切观点，包括我们自己的观点。因此，它具有迫使我们批判地审视自我主见，走出故步自封疆域的特点。这是一种可以奠定基础、追根溯源的思维方式，对人类的交流十分有益。
我们当然需要的是强势批判性思维，我们更愿意在此进一步充实强势批判性思维的意涵。
1．我们的思考离不开我们的人格，在同一事实面前，不同的人会有各异的反应。我们对某一情况所作出的反应，暴露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人格的产物。
湖北某报2000年2月23日头版头条报道武汉大中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其中一篇文章的大字标题是《学历越高越好“硬件”越多越俏》。文章一开始即写道：“不限名额招揽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为他们提供各种优惠条件，这是昨日供需见面会上最诱人的信息。”末段写道：“当然，用人单位也并非文凭至上，本科毕业生若持有四、六级外语考试合格证、计算机程序员等级考试证等‘硬件’，也很受欢迎。”不言而喻，这位记者看出的是：要想找工作，找好工作，至少要有本科以上文凭再加上几个“硬件”，最好获硕士以上文凭。
新华社2月23日广州电讯《“学历高消费”是个误区》却有相异的敏感。文章说，近日记者在广州举行的大学生供需见面会上发现，“许多本科毕业生求职无门，因为不少用人单位打出招聘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的牌子。”文章以夹叙夹议方式，细密地剖析了“学历高消费”现象，列示了一些不合理、违逆常理的举措的荒诞性，例如酒店招保安、行李员也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并且引用广东高教厅叶处长的话指出，招人不从实际出发是为了“装饰门面”；再举********的博士学历记者能力不如本科生的事实，证明文凭并非水平的直接标尺；最后，引用专家的话呼吁，用人单位一定要改变观念，量才录用，改变“学历高消费”现象。它向社会发出的警示是相当深入而有力的，其焦思忧怀、担当使命的意识实在惹人注目。
由人格反应角度来理解行动，对我们理解许多敏感问题至关重要。狗仔队蚊子式的盯梢，他们对那些乱七八糟动态的敏感，不能说不高超，但却让人类厌恶；相反，那些担负道义责任的记者们却能努力开掘关乎人类命意的民生问题、伦理问题、教育问题、文化殖民问题……也早已获致了深深的敬意。
人格的健全可以说是目前新闻事业中最为紧要的指标。如何做到这一目标，显然是最值得关注的社会学问题之一。
2．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关系到可否见出新闻影子的能力问题，是新闻知识学中首要的构成。甚至在极端层面来看，新闻学的目的就是拓展人类的社会学话语的疆域。
在这一特有的领域中，我们认定社会是一张富有意味的网，各种构结形态也是一种在特定制度、行为、权力中交互动作的结果，一种易于领悟的文本氛围下的产物。每一种形态的出现、变动，都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发展。
社会学问题意识坚决拒斥那种完全顺向思维的做法，它要求记者以社会的眼光来思考、行动，在迎遇万千真实现状时，投注火热的社会学热情。一方面，它要从内在特质上为记者显示信息聚集场；一方面，它又要有效地抑制社会解放的形而上学冲动。
由社会问题意识，记者可以获得的敏感是十分惊人的，因为社会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计其数的，诸如文盲、滥用毒品、酗酒、少女怀孕、艾滋病蔓延、发放避孕套给大学生、贫富悬殊、营养不良、医疗事故、教育失当、语文学新发展……写之不穷，访之不尽。
例如，Herhert Musclaamp在《纽约时报》上谈论建筑美学与建筑问题，他透过1994年1月的洛杉矶地震对建筑的考验发现了他的报道线索：
一般认为，建筑物不会让建筑批评家丧命。建筑批评家的伶牙俐齿倒是要建筑物丧命。然而，要是有一座建筑是你心爱的，可是你却害怕它危及你的生命，那难受的滋味可不同一般。比如说在(洛杉矶附近的)圣莫尼卡就有座让建筑家、摄影家倾心的香格里拉饭店，不但建筑装饰艺术超凡脱俗，而且在饭店里还可以欣赏海天一色、棕榈婆娑的美景。
可是，上个星期一来了地震，这一些好处也没大顶用……建筑家们只是创造出一些徒有其表的东西，却自以为自己的创造就是文明。地震却时常给他们当头棒喝，提醒他们：老天爷另有高见……
在同一报纸上(1994年1月23日)，Natalie Angier则由基因、分子水平研究讨论犯罪成因。这一报道的标题是“Elemen—tary，Dr． WatSOn，The Neurotransmitters I)id It．” (嗨，沃森博士，你这老糊涂，那原因简单得很，是神经传导素在捣蛋。)文章起笔写道：
发现犯罪的最终原因，这可是个挡不住的诱惑。如今，暴力犯罪横扫美国，如同癌症扩散。在自家的后院、坐市郊的通勤火车，甚至一个小女孩邀朋友来家聚会过夜，都会遭到不测。可是，生物医学的威力却是与日俱增。研究人员骄傲地大声宣布发现一个又一个基因，可以解释一个又一个病症，或是可以由此开发出一种新的灵丹妙方，能让各种病症于未发之时。
文章紧扣美国社会问题，带我们一起研究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社会问题取之不竭，在我们读过的报道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而且日渐有压倒其他报道的趋势。尤其在中国社会，贫富悬殊让富人与穷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医疗体制与社会道德严重背离，教育的实质与现象有着让人尴尬的对抗，电信部门暗箱操作管理与收费，快速增强的经济意识与道德观念的彻底瓦解，流动人口与城市安全问题……它们早已成为了报道的原型。
中国酿酒协会专业负责人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中国白酒酿造业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是用食用酒精勾兑法替代粮食酿造，大大降低酿造成本与生产周期，节约粮食，保护环境。这一爆炸性的信息所引动的反应却并不惹人注目。许多记者只是将它作为科技与人类生活进步的个案来读解。其实，细究内中，却有如许的空间供我们开掘：
(1)这种“秘密武器”使用有年，却未见一家生产者公开说明，万千的消费者一直坚信他们饮用的是“固态酒”而非“勾兑酒”。一个流通中的社会问题。
(2)“勾兑酒”成本低廉，无需储藏，而消费者却是满怀信任地掏着购买需耗时耗粮的“固态酒”的价钱。一个暴利问题。
(3)这种快速生产法一夜之间催生了诸如“秦池”等品牌。一个社会问题。
(4)中国的传统酿造工艺还能有生息空间吗？一个历史延续的问题。
这些角度能使我们的思考深入、持久，是地道的“时间防腐剂”，是对未来的建没行动方向。
关键在于我们可否在任何的变动中嗅出社会的内在变动来。它要求我们不能只注意某一行为的表面，而是暂时撇开这些表面所宣称的目的，去注意另外一些后果。
由于这种努力，我们也能避免以狂热的道德判断取代深入冷静的社会学分析，从根本上回避贴标签的行为，远离“伟大、光荣、正确”之类的说辞。
3．原则思维与技术思维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培植新闻敏感，必须自觉地养成技术思维的意识。
中国社会自古重视“知”而忽视“行”，“知难行易”之说便是有力的佐证。但这种有侧重的强调却可使人陷入空浮的纸上谈兵，因为它强分知与行为二元。这种观念于新闻报道尤其不利，借用胡适之的话说：“民生国计‘是最复杂的问题，利弊不是一人一时看得出的，故政治是无止境的学问，处处是行，刻刻是知，越行方才越知，越知方才可以行的越好。”
倘若能使知与行相协调，则不难敏于在具体的事实中做文章，否则，只好空谈。英国随军记者亨利·w·内文森1919年3月从科隆报道，妇女和儿童中患结核病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6 16岁的女孩死亡率增加了3倍。儿童身体很弱，因而上学时问从7小时减到2小时。他写道：“虽然我在世界上见过许多可怕的事情，但是没有见过如此可怜的情景：一排排的婴儿因缺少食物而发烧，由于匮乏而衰竭，他们小小的四肢细如枝条，他们的表情绝望，他们的脸上充满痛苦。”这是内文森《饥饿的欧洲》的报道，他让数据与视境来说话。也是在一战后，一家自由主义报纸的撰稿人陪同胡佛委员会视察了埃尔茨山脉，那里的饥荒让人心碎：“我访问了广大乡村地区，得知有90％的儿童患佝偻病，儿童到3岁才会走路……跟我到埃尔茨山脉的一个小学看看吧，你会以为那是所幼儿园。不，那里的孩子都是七八岁的儿童。他们的脸蛋又瘦又小，眼睛大而无神，前额突出，小手臂瘦得皮包骨，腿关节错位，两腿畸形，饥饿浮肿，肚子突出。”他们善于将信息组织在数据与见闻中，通过技术性的运作充分实现了新闻传播的特性。
新闻记者应当敏于从现象求本质，他不应让心灵罩上网罩。M·尼尔·布朗和斯图尔特·M·基利在解释批判性思维时主要点示了如下方面：问题和结论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哪些词句的意义模糊不清？价值冲突和假设是什么？描述性假设是什么？⑥证据是什么？⑦抽样选择是否典型，衡量标准是否有效？⑧是否存在竞争性假说？⑨统计推理是否错误？⑩类比是否贴切中肯？⑥推理中是否存在错误？⑩重要的信息资料有没有疏漏？⑩哪些结论能与有力的论据相容不悖？⑩争论中你的价值偏好如何？经由这些具体的问题，人们总会有所收获。例如，在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提问中，我们往往会忽略最基本的定义信息，而这正是产生新闻的一个重要源。于不疑处有疑总会有收获。
4．克服各种思维障碍是十分必要的。记者们应当对下述构成批判性思维障碍的方式进行认真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