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天生的，并且无能为力。
亲爱的，打我一顿，让我记起现在。
或者给我一包烟，让我忘了我从哪儿来。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完全就是“墓志铭”，可是当我躺在床上，别叫醒我，让我去做梦。
一做就做梦到学校的噩梦。
睁开眼又是另一场噩梦。
我就活在这种双面噩梦中、喘息着，不到死的那一天，欢乐和痛苦总是如影随形。
哦，我厌恶我自己。
甚至在说这话时，我也很厌恶这种语调。
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冻结。
5
我再次回到了17岁的时候——睡不着，半夜爬起来写小说。这是我此时唯一能做的消遣，也是唯一能干的事。
就像17岁的时候，我打开收音机，坐在桌子旁开始听广播。就连广播都没变，还是伍洲彤的《零点乐话》。
今天是11月13号，距10月1日开始的迷笛音乐节才过了一个月零12天。可这一个月过得真漫长。
我以为我有了自由，也有了抛头露面的机会。但我并没有料想的那么开心。我总觉得心空了。
所以我也说自己有病。求自由得自由，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6
VIVIAN告诉我说，她们找到了一家好网吧。在朝阳门麦乐迪对面，那家网吧设计得像太空仓一样。
7
最近我经常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已经不正常了。我可能再也回不到过去。
我想我有必要看一下心理医生，可心理医生也应该不会了解我。
我有些害怕。因为这是我一个人面对，无论如何，只能由我一个人面对。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把我变疯或与变疯做斗争的过程记录下来。我想整理一下我的心路历程。现在是2004年1月11日，星期日。
最近我爱上了听革命歌曲。
我对自己说，坚持住，不能死，更不能疯，想想萨特，想想******，他们不都没有疯吗？！不都活下来了吗？
A说了一句话：想当年我也还去过你家呢！
他还说，我们巨蟹座犯的所有错误，都是因为太善良。
我突然大脑就像一片空白一样，又像是电闪雷鸣，我想起了以前。
上 篇1
玫瑰学校像所大花园。玫瑰学校有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我就是在这所学校里从小学三年级上到初中毕业。玫瑰学校是一所有着革命历史的学校。当年，玫瑰学校的很多学生都是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就是直到现在，玫瑰学校里也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不了解这些，是无法体会到曾就读于玫瑰学校的学生的莫名优越感的。
那是我刚到北京居住的第一年。安顿下来后，父亲着手为我找一所小学。在农村，我读到小学二年级，农村上学晚，一般小孩七八岁才上一年级，而我六岁就上学了，父亲是怕我来北京上学跟不上进度可能留级，于是让我早上了一年学。
有一天父亲给了我几张卷子，是附近一所小学的考试卷，我不知道其中事关重大，就随便瞎填了一些，父亲也没问我空着的是不是不会做就交到学校，理所当然他们没有收我。其实那些试题我都会做的，鬼使神差我没有当一回事，于是父亲又带我到附近另外一所小学去考试，就是那所玫瑰学校。我和一些补考的小学生一起做期末考试卷子，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数学题很简单，都是我在乡下时学过的，而语文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课本不同，试卷上的题有些我根本没学过，于是我只好空着。
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回家，我用手围绕着他的腰。记忆里，这是我和父亲少有的亲密景象。那天仿佛就是昨天，父亲骑自行车载着小小的我，我一路睁大眼睛看着还不熟悉的街道，一切都新鲜而亲切。那天是夏天，我穿着蓝色的连衣裙和白色的长筒袜，阳光是那么灿烂，我不由得用一只手遮在眼前。父亲问我考得如何，我说，应该还不错吧。
后来得知我数学考试得了99分，而语文只得了七十多分。玫瑰学校收下了我。数学老师对我说，没想到你数学还不错，基础学得挺扎实的。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一位大概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头发花白，戴眼镜，快退休了。她的气质很文雅，身材消瘦，经常穿浅色衣服。她的经典形象是手里抱一摞卷子或书，步履蹒跚地走在校园里。
她的办公室是老式建筑，可能是苏联那会儿建的。三四层的小洋楼，大大的玻璃窗，有干净、明亮的楼道。楼下便是校园的走道，平整的水泥地，两旁是松柏成行。
那一年，林志颖和小虎队风靡整个大陆，我们大概是北京第一拨低龄追星族了。《北京晚报》上登了一个新闻说小虎队的专辑《青苹果乐园》摆上柜台不多时就被小孩们抢购一空了，还有许多家长替孩子们来买。在流行文化还几乎是空白的当时，这事显得挺不可思议的，大有玩物丧志之感。玫瑰学校小学部甚至用了小虎队的《爱》当做广播操音乐。不知道是哪个浪漫的体育老师想出这个主意，现在想起来我依然感谢他／她。玫瑰小学的学生做完国家规定的广播操后，小虎队的《爱》就响了起来，大家一边做操一边跟着哼哼：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串一株幸运草
串一个同心圆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
趁青春做个伴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
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
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
永远地不停转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
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
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
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
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著的蓝天
让我们自由自在地恋爱
直到现在，我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能一字不差地跟着唱下来，同样能一字不差唱下来的，还有林志颖的许多歌，比如那首《十七岁的雨季》。那是九十年代初，到处都洋溢着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激情与按捺不住的梦想，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能感受到。仿佛天天都是天晴，天天都是天蓝，我们无忧无虑，在玫瑰小学里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们小学三年级五班的班主任潘老师是一名年轻女子，她大概二十一二岁，身材健美，皮肤黑得很美，一头短发，戴着金色的耳钉。那耳钉一边是星星，一边是月亮。她应该是当年最时髦的女子代表。她活泼，对我们也很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常一边大力地挥动手臂擦黑板，一边对我们说：“不许乱动噢，虽然老师背对着你们，可是如果你们乱动老师也能知道是谁。”当时我们不信，她就笑着举例：“小红，你刚才是不是跟同桌说话来着？”后来我们才知道是黑板的反光让她能够看到我们。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到后来高中退学前，我一直都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刚到北京时，我普通话说得不好，怕同学笑话，就很少开口，班主任可能是觉得我学习不错，作文写得好，于是安排我当宣传委员。可我知道潘老师其实喜欢活泼伶俐的孩子，我嘴笨，常常讨不到她欢喜，只能以特别听话来让她高兴。在我来到玫瑰学校半年后，发生了一件事，也许当时的同学都忘了，而我一直记忆深刻。
那是冬天，有几天下雪了，同学们都爱在课间跑到外面玩雪，潘老师平时留的作业很多，基本上都是抄生字、词，那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潘老师到外面办事，留完家庭作业就走了。老师走了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外面玩，只有我还固执地坐在座位上写作业。同学来叫我，我就说万一老师回来批评我们该怎么办啊？大家说我傻，说潘老师不会说的，可我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其实我特别想和同学一起到外面玩，但我不敢。而我潜意识里还以为潘老师回来后会表扬我听话。
潘老师回来后，果然没有批评他们，反而问他们玩得好不好，见我坐在教室里，潘老师说我太木，不团结同学。听了这话，我心都凉了。真的，我没想到是这样的，我确实太不机灵太傻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太不会投其所好，老师喜欢的不是像我这样的学生。
我说过那几天下雪，是个很冷的冬季。我穿的旅游鞋鞋底开胶了，我妈给我缝了好几次，可还是常常掉下来。有天放学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鞋底又开胶了，我就这么拖着走在路上，不时摔倒，又冷又饿，心里无限委屈。回到家后，父母正在厨房包饺子，我说我鞋开胶了，父亲冷冷地说，知道了。我还站在地上不走，他突然急躁起来：快走，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你不想吃饭啦？！我泪哗一下就下来了。
潘老师只教了我们半年就调走了，班里同学都很想念潘老师，后来我们有了新班主任常老师，她一直带到我们小学毕业。常老师胖胖的，就住在玫瑰学校西门旁边。可能那时常老师正处于更年期，脾气非常不稳定，经常骂我们，只要上课时下面有同学说话或做小动作，常老师就会扔下手中的粉笔，不再讲课，而用一整节课时间来骂我们，尤其让人受不了的是，每次还会叫班干部们站起来陪着挨训。同学们都必须手背在椅子后面，一动不许动。现在想起来，简直是酷刑。她每次留的作业都狂多，我每次都要做到半夜，困得要死，还要抄那么多遍生词，现在一想起小学，就记得当时坐在桌子前做作业的情景了。真不知道小学哪用得着留那么多作业，同学都叫苦不迭，一些聪明的同学从中午老师留完作业就做，课间也不歇着，时间太紧迫了，这帮爱学习的也经常以晚上八点前做完作业为荣。而另外一些爱玩的就常常挨骂，还经常被请家长。班里有个男生叫杜森，他爸爸是博士后，常老师就经常借此讽刺他，说博士后的儿子还经常不写作业呀！怎么生的你啊！诸如此类。有一次老师还叫他站到桌子上挨骂，现在想想他真可怜，他爸爸是博士后招谁惹谁啦，被常老师当做骂他的理由。还有个女生叫黄冬香，这孩子上小学时经常鬼点子乱冒，为了逃避常老师每星期一次的摘抄（就是抄好句子和好文章）作业真是伤透了脑筋。她有几次把老师红色的评语拿透明胶条粘掉冒充新写的，可惜总是被常老师发现，于是每周一晚上老师批完作业就是她挨骂的日子。我们也没心没肺，常常让常老师骂她的用语给逗得前仰后合。其实都不容易啊，每个礼拜除了抄好句子还有写周记，我们也快被常老师逼疯了，只是我们没有黄冬香那种奇思妙想，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儿。
2
说起叛逆和大胆，谁也没有小时候的同学有能耐。比起高中、大学退学的有志之士，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想退学。也许当时大家还没有退学这个概念，但他们把他们的厌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老师做斗争，不写作业，打架，抽烟，小学时候的先锋就是这么干的。
我们班的牛人，有一个叫程晶晶，他比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大几岁，发育也早，已经有了喉结和胡子，身高一米八左右。他是男生，却起了个像女生的名字。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我小学的同学还是我初中的同学，想了半天，才想起来，他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因为玫瑰学校分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大部分的小学同学都直升本校的初中。他那时候就打架、骂人“无恶不作”，在来到我们班之前曾经留过级。好像还进过工读学校。那时候老师经常威胁坏学生的话就是“再闹，再闹送你们去工读学校。”学校里还真有一两个学生被送进工读学校的。
班上还有个学生叫雨，他和他哥风都是老师说的坏学生。我倒是觉得他挺可爱的，他哥比他要深沉，他就显得很可爱。我和他走得挺近，老师还警告过我几次。班里同学说雨喜欢我，我也不置可否。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有好感，我也喜欢他，不过是那种很淡的喜欢。那时候我们喜欢的都是班里的同学，基本上没有喜欢外班的，因为我们的接触面太窄，直到上了初中后，才有班上同学喜欢外校的学生。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喜欢上了风，这是后来上初中的事了。
这挺可怕的，在我的感觉中，工读学校就是未成年人的监狱。于是我们只有乖。我们也不敢不乖，那时候社会环境还没现在自由，没听说谁上了高中、大学能退学，我们看重的是学历。
小时候大家都单纯，爱憎分明，谁学习好、谁善玩、谁家有钱就喜欢和谁在一起。当时我们班有个男生转学时，男生、女生纷纷主动送他礼物，因为他家特别有钱。当时同学都传说他家有好几间大房子。我还送了他几块香水橡皮，维多利亚常常借此来笑我。
我的普通话已经说得不错了，那时我最好的朋友是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是文艺委员，她也常常为作业发愁，虽然她每天都基本上能在八点前写完。
小学时的夏天，为让学生睡午觉，学校大门在中午2点才开。11：45放学，下午2：30上课。可每天中午一点左右，校门口就挤满了密密麻麻地等待开校门的小学生。真不知道当初怎么有那么大的精神，站在校门口锲而不舍地等待，或到校门口小摊买几毛钱零食（几毛钱那算多了）。那时我们最爱吃的是“玫瑰丝儿”，一毛钱一小袋，里面是丝状的甜食。“魔鬼糖”也流行过一阵子，大家课间买来糖吃，舌头一伸出来都是青的、紫的。后来报纸上登“魔鬼糖”含色素太多，不利于身体健康，老师禁止我们再买，风靡校园的“魔鬼糖”才销声匿迹。还有三分钱一块的“酸三色”、五分钱一块的“话梅糖”，都是我们比较常吃的零食。
后来班里又流行起一个新爱好，那就是养蚕。基本上都是女生在养。从门口的小摊上（又是门口的小摊！看来那里真是引导我们的潮流）上买来，然后每天放学后就惦记着去摘桑叶喂蚕。刚开始养时很多蚕中途就死了，很少有挺到结蛹的时候。有些蚕是吃了带水的桑叶拉肚子拉死了。还有些人找不到新鲜的桑叶把蚕活活饿死了。我和维多利亚也都养了蚕，有天晚上，下着大雨，我接到了维多利亚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焦急，她说她家没桑叶了，要出门给蚕找桑叶，问我能不能陪她一起去？
我说“好”，就约了她一会在路口见面，一起找桑叶。
我平时都去离我家不远的一军队大院找桑叶。那里有几株很茂密的桑树，一到秋天，我还经常去那里吃桑葚。那里有十几幢小洋楼，可能都是几十年前建的老房子，苏式建筑，住在那个院里的都是级别很高的军队干部。我认识这里住着的一个孩子，比我小一岁，她爸是军官，她们一家人住着一幢楼，还有小保姆。那时，我常感慨：“看看人家，每天还喝酸奶呢！”
我和维多利亚连夜打着伞跑进大院，一人摘了一塑料袋的桑叶才走。听说她家的蚕就是因为这“救命粮”才活到了秋天。等到了冬天，蚕下了一张纸的蚕卵，后来那些卵都让我给扔了。在扔之前，也许是让我家暖气太热给烤的，那些卵都干了，没法再变出小蚕。
我们养了一段时间后也玩腻了，大家都又接着迷上了别的东西，没人再养蚕了。
3
我每个周末都跟着我妈去我爸单位，那个军营在府右街，我记得我们常常坐335公共汽车，我每次下车后都忍不住吐，没办法，从小我就有晕车的毛病。
我爸我妈睡在我爸的宿舍，我睡在别的解放军叔叔的宿舍，那时候《365夜》特别流行，我每天晚上躺到被窝里，都看到半夜才睡，厚厚的三大本，我半年多就看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