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ley爱着我的妈妈，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十八岁那次撞车后，在病房里，我对着他尖叫：
她爱的是我的爸爸！
我不知道是在为我的爸爸争取幸福，还是为我。局面让人觉得好笑。
我为一家韩国服饰专卖店画海报的时候在上面加入了韩文，虽然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们总还是乐意停下脚步端详一番。那是家专卖年轻人服饰的店，因为衣服上印着一只很肥的熊而憨态可掬，所以十分地畅销。
Stanley在进入公司后推出的第一系列便是卡通。
他塞给我几件样品要求我试穿给他看。
小青，试一下。
那时候我已经很爱他了，我的自控能力在一种情况下无法保持——那便是深夜。
在深夜的时候他还在公司对于样式进行修改，办公桌上的样品楚楚可怜。我留在沙发上等待，我想要陪我爱的男人熬夜。
我接过他递来的衣服，示意他并不用回避；然后像剥去青皮洋葱似的为自己宽衣，他愣在那里，我确定他在深夜也会意志不清，直到我的身体散发着白光****地呈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我微笑着：
Stanley，我——爱——你。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表情，肌肉微颤的样子，然后很快地走上前，拾起我的衣服……
他的设计很成功，这使整个公司显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的妈妈对他说：
小青撞坏了你的车，对不起；你的设计很好，谢谢。
现在早晨起床之后我会走到楼下开我的牛奶箱和信箱取我的牛奶和航空情书。塞的中国字写得歪歪扭扭，这样让我很费眼神，但我还是乐意看的，并且帮他纠正语法错误。我可以在文字里和他谈恋爱，而实际，哪怕只是他的电话我都惧怕接听。我写信告诉他，家里的电话坏了，这样一坏就是几年。我想也许永远都好不了了。
大学里早晨的课我一般都不怎么会去上，因为我通常睡得很晚，或是夜里和老外交流得太多有些疲惫。在夜晚纵容自己熬夜，我惧怕自己会早一天老去。
爸爸在他放假的时候回来上海看我。第一次回来时带很多俄罗斯的小点心，甜腻得很。
我说：
我的胃受不了。
他透过老式眼镜：
小蓝从前不是很喜欢的吗？
十四岁前，我有健康的胃，现在，我没有。
他便黯然神伤地自己一个人咀嚼起来，如同嚼蜡。他总是在彼得格勒最冷的时候回上海，寻求一点点曾经拥有过的温暖——家的温暖，而我却没有办法给他，因为是他们打碎了我的幸福。
他选择离家近的二星级饭店。
小蓝大了，住在一起不方便。
我们交谈时他问得最多的便是我的妈妈，这样的情况和对方一样。
你妈妈的公司怎么样？她身体好吗？让她不要太累了。
你爸爸的书教得怎么样？他身体好吗？让他不要太累了。
可他们却没有通过一个电话，都坚持着自己的主张，我坚信这些年来他们的感情因为我的存在而维系着，但却总显得力求自己永远消失在对方的生活中。
我给Stanley写信，一封一封的国际航空信。不用打的，用一管中性笔在雪白的纸页上留下一个又一个字迹，偶尔一滴眼泪，便化得一塌糊涂。
我仍然迷恋着他，哪怕他爱的人是我的妈妈。
学校里总在开春的时候准备很多的预防针，然后大家就把校医院挤得水泄不通。因为一次逃课被老师点到了名，我开始在那里寻求一点帮助。
我花了一元人民币挂了号，然后往内科走。那是一条不长不窄的路，却走了很久，二月底的光景，报销的人排得很长，从青发碧胡楂的讲师到银发白眉的教授，每个人手上都拽着大大小小的单子，不耐烦地等着。
当我告诉医生我的来意之后，她疑惑地看着我，但最终还是给我开了病假单，并且开给我一些必备的药，因为我给她看了我慢性胃炎及曾经胃出血的证明单。病假单上龙飞凤舞着几个字：
该同学神经性胃痉挛，建议休息一天。
×年×月×号
我满意地走出内科，遇上一个同学。他告诉我今天轮到中文系注射甲肝预防针，然后急匆匆地拿着注射卡挤进人堆里。
我打开自己的背包，没有发现注射卡。只好跟随着那些等待报销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大厅里等待手中的电脑白纸变成花花绿绿的人民币。
晚上我告诉爸爸妈妈我病了。
第二天我发现银行账户里多了两笔钱。
那天晚上我在《挪威的森林》里发现我的注射卡，原来我把它当成书签用。我对自己笑笑，而后穿一套佐丹奴的运动衫，骑自行车到学校后门吃羊肉串。遇上三个学校里的留学生，他们友好地向我打招呼，我掏钱请他们一起吃，然后我们喊一辆车路过我家时上去换了套衣服，一起去马当路喝酒。
第三天的早晨我下楼取牛奶的时候发现信箱里多了封信。邮票上有一个狮子头。
我先看塞的信，边喝牛奶边看，和往常一样。
他说Plymouth在上个星期——因为航空信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会到我的手中——为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那里首航而举行了盛大的狂欢会，每年都有这样的活动，无聊至极。他说在人群中看见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中国姑娘，短发，小身材。他问我为什么那么久都不去安装电话，他想我的声音——或是呻吟。他说会在后两个月来上海……还有些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事情，比如，他买了飞利浦剃须刀片，因为我曾送过一个飞利浦剃须刀给他。
我在细嚼慢咽中看完他的信，吃完我的早饭。春天的阳光透过粉红色的窗帘射出一些屋里的灰尘，这样的季节总是暖洋洋中带着一点肮脏，唾沫牛奶发酵病菌随时随地地出现。
我开始动手拆Stanley的信，用钢制拆信刀一点一点地拆。但还是划了道倾斜的口子，信纸是公司的专用纸，他是马来人，所以中文字的丑陋程度和塞的不相上下。信上这样写：
小青：
……你的信我收到了，很多封，数也数不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爱你，是的。因为你长得很像你的妈妈，因为我很爱很爱你的妈妈。她终于收下我的戒指，在一个实龙岗明媚春光的早晨……你给我的那些信我打包寄了回去，过些天你会收到。你应该明白，早就该明白，也许是我的态度不够明确，其实我只是怕太伤害你……
我把信折好放在鼠标垫下，我会找机会问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爸爸——这是怎么了？
妈妈知道我和一个英国男人谈恋爱后，常常用取笑的口吻说：
就是你爸爸说的“披发左衽”。
但她并不反对，她相信爱情没有时间的界限，何况我仍然考很多第一名。只是她怎么都不同意我搭飞机去Plymouth，也许因为我折中在上海，让他们更有安全感。我一直以为她是眷恋从前的婚姻的，而我的存在，我在上海，让他们总是有复合的几率。
因为月底的缘故，皮夹有些瘪，前一天又请那三个黑黑白白的异国男人喝酒——所以我选择搭公车，在上面思考——而银行里得病而来的钱，我不想动。
坐在我后面的一对男女开始讨论起另一个女人。
男人说：
她比你胖多了，看她的屁股多大，腿多粗。
女人说：
是吗？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很胖。
我无法在这样的状态下思考，Stanley的样子，塞的样子，爸爸还有妈妈，全部乱成一团，在玻璃窗前摇摇欲坠。他的信，他们的婚礼，我的爱人，我的妈妈，我爱人和我妈妈的婚礼。
后面的男女仍然喋喋不休，言谈措辞把他们的学历定在技校。
下车的时候，那女人皮包骨头的身体像只八爪鱼一样环绕着男人。他们仍然讨论着那女人比不比自己或自己女朋友胖。
耳根清净了后，我开始胃痛。我决定今后写一则寓言教小孩子不要撒谎。
街上的梧桐香樟贞女都开始冒新芽，熟褐色的枝条翠绿的新芽，在空气里散发出勃勃生机。我的手开始微烫，在邻近的一个站头，我把最后一张百元人民币放在上衣口袋里，喊了辆taxi，目标——最近的医院。
在车上我开始吐起来，司机不住地让我把头伸向窗外，越远越好。然后浑身都开始疼痛，身体里血液就要崩泻。
医生花了一小时，凭一张化验单诊断为：痢疾。
一个星期后，在一家区级医院，一个年轻的漂亮男医师开了张诊断单：急性甲肝。
我被隔离。
于是我开始和各种各样的点滴及药丸打交道。和几年前的胃出血一样，宋妈守在身旁。
住进医院的第二个星期三，宋妈带来一包信，九封塞的信笺，二十四封有我美丽字迹的航空信还有一个红色封面的请柬。他们真的要结婚了。
我给爸爸打电话，他并没有收到请柬。
妈妈要结婚了，你就没有一点表示？她还是爱你的！
他沉默了半天后踉跄地答道：
我会寄贺礼的，小蓝，身体怎么样了？爸爸学校不能请假。爸爸……爸爸……那个阿姨，就是舞会上介绍过的那个，可能……爸爸会向她求婚。
我丢掉电话，见鬼去吧。
白天到黄昏，我在病房里度过，宋妈还是天天来陪我，给我带塞的信笺，穿白大褂，戴口罩还有手套，我是传染体。
我给那三个男人打电话，他们还是健康得可以一天做爱十几次。
第五——不，也许是第六个星期二，我撕开塞的信，滑出一张照片，一男一女站在Plymouth的纪念碑下。男人是塞，女人短发，小身材。塞说她就是那天在街上遇见的姑娘，日本人，他们住到了一起。
那个漂亮的男医师在阔别了几个星期后来病房巡视，他推开病房门走过来拿起挂在床头的病历。我端了本书坐在床头：
我是蓝色。
我这么告诉他，他眼角显出些鱼尾纹，示意他白色口罩下的嘴在笑。
他快速地在我的病历上写写划划，空间内只听见钢笔和粗糙纸摩擦的声音。然后拉上门，留下一片宁静，静得有点可怕。
我翻出宋妈带来的纸和笔，开始第一次给塞写信。写了满满三页纸的时候听见外面有些吵，走出去才知道一个伟大的母亲不愿在探病时间过后离去而和护士拉拉扯扯，我叹了口气，走到走廊尽头一个痰盂前吐痰，听见值班室里的护士对那个漂亮的男医师说：
323的蓝色，真可怜。
我又吐口痰，走回房把那三页纸撕成碎片丢在那个痰盂里，那些纸片就着痰愤怒地浸湿然后迅速膨胀。
⊙文学短评
这是一个孤独的故事。骄傲但内心自卑的女孩蓝色，父母离异，一个人独居。她在心底渴望附属于某个人，却恐惧迷失，固执地要自己属于自己。她一个人喃喃自语，内心的声音无人听懂，被全世界遗弃的孤独在字里行间渗延。情绪的隐忍以及对文字良好的把握能力使“自怜”显露得不动声色，但唯其隐忍，唯其冷静更让人觉得悲凉渗入骨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