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一喝了一口水，之后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愣住了，他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正想着，杨正一拿出两本日志：“这两本日志，一本是你离开前，和一本你离开张彪自己记的。上面有很明显的差距，你是不是想说这个？”
没想到，在我离开之后，杨正一变得料事如神。我拿过两本日记，上面所记载的两份成绩，果然区别很大。
当天晚上我做策划方案做的很晚，怎么让那些有心理疾病的人。到我们的医院就诊，一时之间成为困扰我的大问题。
第二天清晨，害的我好悬迟到。因为要和张彪一起商讨，因此这几天我俩都要一起上班。
中午张彪下楼吃饭，吃完他会给我带上来，因此我坐在办公桌前一直忙着。张彪回来时，不仅给我带来盒饭，还给我带来一封信。“欧阳，给！收发室有你的一封信。”我接过那份信，仔细看了好一阵。奇怪了？谁会给我寄信呢？
会不会是谁寄错地方了？我想到这看了看信封，上面写着四个字“欧阳少杰”，没错啊，是我的名字。很多细节都证明这信是写给我的，于是我没在顾虑那么多。撕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贺卡。展开后上面写着一行祝词“岁月无声，却带走了你我的青春……。雨落有痕，却也没记录你我的哀愁……
祝：欧阳少杰——27岁生日快乐
好友：敖敬上
傲？这是他给我的贺卡吗？怎么会是这样？不会又是一个误会吧？
“是谁来的信啊？让你看的出神，呵呵！是不是小情人啊？”张彪逗着我，我从想象中抽身：“啊？哦，不是的，是我同学。”我敷衍着张彪。
十一月十五日这天，正是我的生日。因为我是孤儿，所以这一天是我自己选定的。可是知道我生日的人有很多，从小学到大学有上百人。也就是说，在百名同学中，谁都有可能是寄信的那个人。现在我连大学的同学都记不完全，何况高中以下的，因此要锁定寄信人真是难上加难。
可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必须找熊猫帮助我。目前唯一的可能，就是先从大学同学中寻找。
借中午吃饭的时间，我约熊猫在他单位附近的饭店见了面。可是熊猫并不是我们系的，在怎么想也就是那些人。而且，有的…已经去世了。
最近在研究方案时，我想起了“兰芳”用过的方法。下午复印社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取名片。我和张彪每两个小时，更换一个班次。连续的忙碌，我也估计不上这件事了。
可……直到有一天，我带着疲惫回到家中，那时候天已经黑了。张彪突然打来电话，说今天忘记告诉我收发室有我的包裹。
可我实在是太累了，我想回家好好睡一觉。当我刚刚爬上第二层的时候，突然在想：“包裹？会不会和前些天那封奇怪的贺卡有关呢？不行！我得回去取它。”我想着调转方向，向医院走去。
我并不能怪张彪没有给我带包裹上去，因为那个包裹的确不小。我打开包裹，里面居然放着五块砖头。“谁这么有病？没事给你寄砖头玩，他家砖多钱也多是不？”收发室值夜班的保安，小刘挖苦着寄信人。
可我却不这么想，之所以这样就更让我怀疑这件事中，藏有玄机。我笑着应付了一下：“呵呵！可不是！”在与砖头一起，我发现一个缠满胶带的纸箱，或许他想邮寄的是这个，而不是砖头。那么砖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带着那个并不是很重的包裹，我回答了家里。打开包裹，里面有一张大合影。我马上认出，那是我十八岁离开孤儿院前的合影留念。我拿着相片并没发现什么不同，和我的那张一摸一样。
在包裹里还有一本书，那本书正是邵博军看过的那本《诡怖亡灵传》。两样东西怎么一起邮寄？难道……难道里面有什么关联？
在这时我从新拿起那张相片，翻转到后面。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差字，我感觉这个差很古怪。我举起相片迎光看去，那个差正好落在罗老师的头顶。
是谁在她头顶画的这个差呢？而这个差又在代表着什么意义呢？
罗丽敏是我在孤儿院里的老师，经常在我无阻孤独的时候帮助我。她给我如母亲般的爱，让我没齿难忘。
可是今天收到这样一份包裹，相片上她的头顶还被画上差，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上班，我又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或许你会感觉奇怪，怎么会有人连续给你寄信。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罗丽敏，她曾经是你在孤儿院时的老师。而我就是她的儿子敖东，请原谅我用这样的方式和你打招呼。
事出有因，我有一件特殊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他的字体写的很大，我翻开第二页继续看着。
“我想和你见面细谈，我的电话是1360000……”
我收好书信，坐在办公桌前想着。敖东在书信中提到老师，而且说有事要我帮忙。但是没说什么事情，要见面再说。他会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助呢？会不会是关于老师的呢？
我想着并拿出了电话，拨通敖东的电话后，他的声音感觉很凄冷。约见的地点就是我的诊室，我接待了几位病人之后。临近中午的时候，一位一米七左右的男孩走了进来。看他的面容年龄应该和我相仿，穿着一个灰色的外套。在袖子上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布，在袖子上是那么的明显。我愣住了：“你是？”他走到我身边，礼貌性的跟我握了握手，面无表情的说：“我是敖东。”
我看着他袖子上的孝问道：“怎么？家中有亲人故去？”敖东听我说完，脸色更加的不暗淡。“我们能换个地方说话吗？”我想肯定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不然他不会选择谈话地点的。
五分钟之后，张彪刚好来接我的班。我和他交接完，便和敖东来到外面，找了一家饭店坐了下来。敖东看了看周围的人，没有谁注意到他便小声说：“我母亲出事了。”就这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响在我的头顶。我急忙站起身问道：“怎么？什么时候的事情？”敖东没有理会我的举动，沉默片刻说：“十月十五号。”
十月十五号？那个时候我正处于狂想症阶段，没想到在我患病的时候。曾如我母亲一样照顾我的老师，却也。
“她死在我们的新家，警方查过现场没发现任何可疑痕迹，断定我母亲是自杀。”敖东趁我想事情时，说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么一个开朗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哪你知道她为什么自杀吗？在这之前有什么征兆吗？”敖东听我问完激动的说：“不！我不相信妈妈是自杀的。”
这会儿我可能明白，敖东找我来的真正原因了。“法律是要讲证据的，我知道你对你母亲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何尝不是。”
“我们的新家，是我一手操办的，我母亲忙着工作。自从新家装修完，她一次也没去过，也不知道新家的地址。你说，她怎么能突然在新家自杀呢？这不是可疑点是什么呢？”
哪这么说起来，老师还真有可能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况且，我刚刚从狂想症中治愈好。接受命案恐怕不太合适，突然间，我想到了她——柯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