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称帝建立大汉王朝后，最初把都城定在了洛阳。洛阳是东周的故都，是中原重镇，交通发达，定都洛阳并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一个叫娄敬的大臣却向刘邦提出了迁都关中的建议。
刘邦即帝位前，娄敬长期在陇西一带任职，负责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往来。因此，他对边疆的防务及外交事宜颇有心得。
刘邦称帝后，他来到洛阳，经由齐国人虞将军的引荐，他拜见了刘邦。当时，娄敬穿着简单的羊皮衣，虞将军要求他换件像样的朝服入宫拜见汉皇，娄敬却说：“臣衣帛，便以衣帛晋见，衣褐，便以衣褐晋见，保持我本来的面貌，不愿欺瞒天子！”虞将军将他的话转告了刘邦。一向不喜欢虚伪的刘邦觉得娄敬的话有意思，便召见了他。
娄敬对刘邦说：“听说陛下有意以洛阳为京城，想必是要追踪周朝的王迹吧？”
聪明人之间的对话是不需要隐瞒的，刘邦很坦诚地回答说：“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没想到娄敬却说：“陛下这种想法，其实非常危险。”
“此话怎讲？”刘邦连忙问道。刘邦就是这样一个人，让他感到吃惊的问题，他总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娄敬说：“这是因为陛下取得天下的形势和周朝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周朝在建立以前，其先祖后稷受封于邠，积累恩德及力量，长达10余世、数百余年，至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时，力量已经非常雄厚，所以武王才能乘殷商混乱之时，攻灭殷纣王而成为天子。但是他仍将京城设在关中地区的镐京，一直到成王即位，周公为宰相，才有经营洛阳之议。他们认为洛阳位于天下的中心，诸侯由四面八方纳贡或入京述职，距离相当，交通非常方便，于是大力经营洛阳，但尽管如此，也仅仅只是把洛阳当成陪都。
“但是，经营洛阳是一把双刃剑，在此地若得到支持，自然很容易成为王；若得不到支持，则很容易招致亡国之祸。在周朝初期国力强盛时，天下和睦，诸侯、四夷莫不宾服，他们都自觉地以周天子为核心，贡礼及述职都非常及时。但是等到周朝衰落，尤其是平王东迁，以洛阳为都城后，天下诸侯便不再按时朝贡了，至于述职，诸侯们更不把它当回事，周天子也无法要求他们。这并非是周天子德行不厚，而是实力削弱，形势使然。
“今陛下起自丰沛，以蜀汉为基地，平定三秦和项羽大战于荥阳、成皋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尸骨于原野中者不可胜数，哭泣之声不绝。天下初定，战争的创伤尚未治愈，却要模仿周朝的成康盛世而定都洛阳，微臣私下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相反，原来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有高山大河作为屏障，自古以来号称四塞之国，安若磐石，碰到有急难时，仅凭关中地区的户口也可以很快集结起百万雄兵。当年，秦国就是因其独有的地利、众多的人口和发达的生产力而达到空前强盛的境界的。陛下若将都城迁入关中，即使山东（指崤山、函谷关以东）地区干戈鼎沸，关中地区仍可保持安泰，帝业不会有危险。
“一般而言，与人相斗，最致命的就是扼其喉咙、压住其脊背，如此一来，对方便无法反抗。现在陛下如果能掌握关中，无疑就是取得了扼天下之咽喉、压服天下之脊背的地利优势。”
娄敬的这一席话说得非常有见地，无懈可击，直听得刘邦连声叫好，称赞这是一番了不起的高论。刘邦有意要采纳他的建议，不过迁都是大事，牵涉范围太广，不能凭自己的一句话就作出决定，于是他决定召集所有的大臣一起讨论迁都事宜。
刘邦的大臣及将领，老家多在崤山、函谷关以东地区，自然不愿意远离故土随刘邦迁入关中，于是他们提出了各种理由加以反对，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周朝定都洛阳有数百年之福祥，而秦朝定都咸阳仅传了两代就亡国了，由此可见，关中所谓的地利优势并不能真正守住政权，况且洛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淆山、渑池，北有黄河，南有伊水及洛水，它的地利条件也是非常优越的，是可以依赖的。”
这种说法也很有道理，让刘邦听了反而没有了主意，迁还是不迁呢？他迟迟不能做出决定，于是又私下去征求张良的意见。刘邦就是这样，每到关键时刻不知怎么办时，他总是要找张良帮他拿主意。
张良说：“洛阳虽然也有地利，但其腹地太小，方圆不过几百里，而且土地贫瘠，生产力薄弱。加上它地处广袤的平原上，容易四面受到敌人的包围，的确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区则不一样，它左边有淆山及函谷关，右边有陇山、蜀山，沃野千里，南有物产丰富的巴蜀之地，北有可以畜牧的千里草原，三面均有阻挡，易守难攻，向东一面又可居高临下控制诸侯。诸侯安定时，可以利用黄河及渭水运输的便利条件，转运天下的粮食、财货、贡品输往京师。一旦诸侯有变，则可以顺河而下东向讨逆，军队的粮秣供应根本不成问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由于在策略上刘邦一向非常信任张良，于是下令迁都关中，定都长安。
就这样，迁都之议以张良的一席画龙点睛式的评点一锤定音。刘邦及汉朝的历代皇帝都应该感谢张良，如果不是张良坚决主张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那么洛阳恐怕在刘邦死后40多年的“七国之乱”中早就灰飞烟灭了，当然西汉王朝也会短命而终，也就不会有彪炳史册的汉武盛世了。从迁都长安开始，汉王朝开始了它的长治久安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