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
“文人相轻”，是曹丕说的话。曹丕是皇帝、作家、文艺评论家，又是当时文坛的实际领导人，他的话自然是有很大的权威性。他并且说，这种现象是“自古而然”，可见文人之间的相轻，几乎是一种不可动摇的规律了。
但是，虽然他有这么一说，在他以前以后，还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终于使我国有了一本厚厚的琳琅满目的文学史。就在他的当时，建安文学也已经巍然形成了一座艺术的高峰。
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文人之相轻，只是相轻而已，并不妨碍更不能消灭文学的发展。文人和文章，总是不免有可轻的地方，互相攻磨，也很难说就是嫉妒。记得一位大作家，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托尔斯泰对青年作家的所谓妒，并不当作恶德，而是作为美谈和逸事来记述的。
妒、嫉，都是女字旁，在造字的圣人看来，在女性身上，这种性质，是于兹为烈了。中国小说，写闺阁的妒忌的很不少，《金瓶梅》写的最淋漓尽致，可以说是生命攸关、你死我活。其实这只能表示当时妇女生存之难，并非只有女人才是这样。
据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嫉妒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儿童那里也可以看到的。这当然是一种缺陷心理，是由于羡慕一种较高的生活，想获得一种较好的地位，或是想得到一种较贵重的东西产生的。自己不能得到心理的补偿，发现身边的人，或站在同等位置的人先得到了，就会产生嫉妒。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学说以及遗传学说，这种心理，本来是不足奇怪，也无可厚非的。这是生物界长期在优胜劣败、物竞天择这一规律下生存演变，自然形成的，不分圣贤愚劣，人人都有份的一种本能。
它并不像有些理学家所说的，只有别人才会有，他那里没有。试想：性的嫉妒，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妒”，如果这种天生的正人君子，涉足了桃色事件，而且作了失败者，他会没有一点妒心，无动于衷吗？那倒是成了心理的大缺陷了。有的理论家把嫉妒归咎于“小农经济”，把意识形态甚至心理现象简单地和物质基础联系起来，好像很科学。其实，“大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把这种心理消灭。
蒲松龄是伟大的。他在一篇小说里，借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的口说“幸灾乐祸，人之常情，可以原谅”。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嫉妒。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可贵的心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人类社会的教育设施、道德准则，都是为了克服人的固有的缺陷，包括心理的缺陷，才建立起来并逐渐完善的。
嫉妒心理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弱与引之发生的物象的距离，成为正比。就是说，一个人发生妒心，常常是由于只看到了近处，比如家庭之间、闺阁之内、邻居朋友之间，地位相同，或是处境相同，一旦别人较之上升，他就发生了嫉妒。
如果，他增加了文化知识，把眼界放开了，或者他经历了更多的社会磨炼，他的妒心，就会得到相应的减少与克服。
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对这种心理，是排斥的，是认为不光彩的。这样有时也会使这种心理，变得更阴暗，发展为阴狠毒辣，驱使人去犯罪，造成不幸的事件。如果当事人的地位高，把这种心理加上伪装，其造成的不幸局面，就会更大，影响的人，也就会更多。
由嫉妒造成的大变乱，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乏例证的。远的不说，即如“**********”，“******”的所作所为，其中就有很大的嫉妒心理在作祟。他们把这种心理，加上冠冕堂皇的伪装，称之为“革命”，并且用一切办法，把社会分成无数的等级、差别，结果造成社会的大****。
革命的动力，是经济和政治主导的、要求的，并非仅凭嫉妒心理，泄一时之愤，可以完成的。以这种缺陷心理为主导，为动力，是不能支持长久的，一定要失败的。
最不容易分辨清楚的是：少数人的野心，不逞之徒的非分之想，流氓混混儿的趁火打劫，和广大群众受压迫，所表现的不平和反抗。
项羽看见秦始皇，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之也。”猛一听，其中好像有嫉妒的成分。另一位英雄所喊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乍一看也好像是一个人的愤愤不平，其实他们的声音是和时代，和那一时代的广大群众的心相连的，所以他们能取得一时的成功。
真话万岁。
“为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而作萧乾巴金同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小说在本世纪千千万万青年心中燃起了反封建的烈火。他主持的出版社扶持鼓励了许多文艺青年，我就是当中的一个。近十来年，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是不遗余力地倡导说真话。
从政治上说，我认为说真话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心运动，而说假话以及惯说套话其实是离心的。
为什么八十年代我们特别需要说真话？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多人由于说真话而遭到太悲惨的下场：有的丧了命，如遇罗克和张志新，有的是妻离子散。在同一时间里，说假话可以一步登天。
正因为时间太长，过去“赏”“罚”太分明，以致说真话并不是一推就动。光号召不够，还需要行动。
巴金也未必把他的真话道尽，然而他道的比谁都多。这确实表现了超出一般人的勇气。他的真话分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他自己，另一方面针对客观事物。那么长时期里那么多人昧着良心批这批那，有的因而自己过了关，有的甚至提升了，但有几位在容许说真话之后，肯认一句错？至于在比较重大的一些方面，说真话就更不易了，因为很明显，那会带来更大风险。
就我个人来说，由于图个安静的晚年，我现在所奉行的只是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所谓“尽量”，就是以比梁效先生本事再大的也无法上纲为度。经过多年的学习检讨以及对身边事物的观察，我心里开始形成一种尺度，懂得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满足于这种境况，因为这实际上是同领导者仅仅在保持着一种和平共处局面。现在领导对我很宽厚，说话写文章偶尔走了点火，也并没像以前那样挞伐。而我呢，也学得知趣，说话看时机场合，有话点到就是，适可而止。
我想巴金也不满足于这种境界。他提倡说真话就是要突破这种得过且过的和平共处局面，要更上一层楼，同领导敞开胸怀，无所不谈。这也正是领导历来所要求的一种境界。
我认为这中间需要一个过程。为了缩短这过程，我希望：
一、不要轻易惩罚说真话的；
二、不要过分慷慨地奖赏说假话的。
当前，1957年的事不宜去谈，“****”也以忘记为宜，我们可不可以认真深入地研究一下“****事件”？下过干校的都记得，刚一开始学习，由于矛头很自然地针对了“极左”，就戛然打住，于是当代中国史上这件触目惊心的事，从那以后就不了了之了。在那个事件中，说假话的确实骗到了最高的奖赏。那一事件清楚地表明，说顺话的人未必都可靠。同时，那也是惯说假话的一份上好的太上感应篇。今天，倘若就那一事件分析一下说假话者的表现特征，对当前必将大有裨益。
打倒假话，真话万岁！
1987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