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汝伦。
书生气，在人们的语言里是个贬词，比饭桶、混蛋似乎好些，和愚蠢、迂腐差不多。有位朋友就因常常被指为书生气而烦恼、晦气以至自责。但久了，多了，似乎麻木了，贬则由他贬去。当然有时也反抗一下：“书生气又怎样，我是书生，自然有书生气，难道我应该有市侩气、流氓气？”反抗有效，对方语塞了。可过后，贬斥者照旧贬斥之，嘲笑者依然嘲笑之。笔者不想为这位被加上书生气的朋友辩枉，而是觉得“书生气”之被当作贬词未免冤枉，因此很想为“书生气”一辩，期能正之以视听。
一，
先说书生。书生就是读书人，并且靠书本立身立命的。书生的社会地位可高可低，在尚未高上去或高上去又跌下来之后，总是被人横加白眼的。诗人黄仲则就心酸地写道：“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李贺则感叹：“请君直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其实王侯将相中，书生出身的人还是不少的，因为有条“学而优则仕”之路可走。为唐太宗打天下而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就是所谓“十八学士”，科举时代，尤其如此。不过书生一旦拜了宫，也往往就拜辞了书生二字，如同“人猿相揖别”一样，书生气也就逐步消失，别人也不再以书生称之。李白当翰林不过几天，但势利眼们必敬之曰“李翰林”，杜甫的工部官，也不过“从八品”，相当现代的县科级，可是千百年来总有人恭之为“杜工部”。这如同现代称什么长，什么主席、主任或什么书记一样，也不问是中央书记，还是村支部书记，反正是书记，大小都是书记，书记总比书生吃香。
二，
再说气，气本来是拿不起触不到的东西，但在哲学家、阴阳家、医学家们眼中，气却是极可观的物质存在。《幼学琼林》上为什么说“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降者为地”？因为大哲学家王充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气生万物”。金木水火土“五行”，阴阳家便叫五气。时令也是气的变化更易，春天来了，叫阳气转，夏天到矣，叫暑气蒸，秋天呢？宋玉说：“悲哉，秋之为气也”（《九辩》），仿佛还有感情；欧阳修说：“其气粟冽，砭人肌骨”（《秋声赋》），似乎还是带刺的。一个皇朝到了末日，叫“气运衰”。在王充看来“夫妻合气，子自生矣”，可见人本身也是一种气。医学家在人体上一样发现了气，如精气、脉气、血气……人死了，一切气都断掉。
既然人是气，什么人便有什么气，帝王有天子气，领兵打仗的有将军气，遵命打仗的有兵气，纵横家有纵横气，官有官气，吏有空气，老百姓有民气，佳人小姐有脂粉气，市侩、流氓、阿飞也各有其气；书生，又岂得无书生气乎，现代心理学家虽然不说人就是气，但也把人当作是有气质的动物，气质是先天生成。但上面所说的那些气，却是由社会环境、教育、职业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心态，也是一种气质。列宁认为，心理、意识，都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可见，无论什么人的什么气，都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人的心态在一定场合的物质表现。
三，
书生们靠书本求生存，求发展，书本似乎已成了他们的生命。清代才子李调元的“万卷楼”被火焚毁，他呼天抢地：“不如竟烧我，留我待何如！”书里有古圣今贤，高才大智和各种人事活动。书生们钻进书本，等于步入一个纵横上下的巨大社会，五光十色的环境。他们嗜书，“腹中贮书一万卷”（李颀），“算胸中，除却五车书，都无物”（辛弃疾）。书成为他们的腹中物，因此言行之间，言吐之中，总会流露出某种书生气。
当然并非一切嗜书的人都能保存着书生气。一旦封官赐爵，经商致富，书生气就会被老爷气、阔气所异化。当了汉奸，入了黑社会，就沾上奴气、匪气，受了其他什么影响，也会染上别的什么气。
书生气多的，如“读书破万卷”的杜甫，“苦节读书”的白居易，即使当了官，还能像“陈元龙湖海之气未除”那样，保留着书生气。他们二位都当过左拾遗的官，一个曾要“致君尧舜上”，一个“但歌生民病”。看到皇帝或朝廷“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的，就开口说话。这本是法令规定的职责，然而一旦真的尽职尽责，却常常免不了倒霉。现代书生们接受导师、领袖授予的“批评武器”，自以为“帮助党整风”乃义不容辞，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千金重诺。可是“百千万缕书生气，出洞纷纷尽化的”，原来有个“阳谋”在洞口等待，闻者不但不“足戒”，反而使言者都“足”了罪，“阳谋”指处，人形变了蛇状。
高尔基也是有书生气的，尽管他已是大名人，身在上层，是列宁、斯大林的座上客，但他对肃反，对待旧知识分子，他的主张人道，主张宽容等等，却吃了“武器的批评”。他曾说，“如果不是书籍，我就会被愚蠢和下流淹死。”然而几乎淹死他的，恰恰是书籍外的愚蠢和暴虐。
南北朝时的宋主明帝建了座备极奢华壮观的湘宫寺，自吹这是他的“大功德”，可是竟有位不知趣的叫虞愿的书生，当着明帝的面说：“此皆百姓卖儿贴的之钱所为，佛要有知，当慈悲嗟叹，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也许是明帝顾全佛家面子，对他没开杀戒，而只“逐下殿去”，这位书生可谓沾了佛光。河南省商丘县有位叫吴杰的，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大搞不正之风的顶头上司，招来了头上的大帽，足下的小鞋，最后以自杀结束了他的书生气。遗书上还写着“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诗句。
吴杰的顶头上司比起明帝来，不知小了多少倍，然而淫威却大得多。吴杰的死，法律上是自杀，道德上是他杀。
在所谓聪明人、马屁精、市侩们看来，这是愚蠢，是咎由自取。也许吧，如果他们没有书生气，而有点奴才气、市侩气，顺情说好话，奉上一批“天子圣明”、“先生高见”类的话，或者明哲保身，默不吭声，就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可惜他们不善或不屑此道，脑中只相信圣贤书中所云不差，只相信官方文书、规范、法令等条文和做人的道德准则。
四，
自古以来，一切帝王或类帝王，几乎都会说一套动听的美如西子王嫱的词句，“总是满篇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点仁义道德”（******）。即使暴君也会把自己扮成仁君圣主，他的桀纣之行，简直就是尧舜之道。实际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鲁迅）。
书生气所以书生气，就是太轻信，不知这些仁义道德中有假有骗。可是应该贬斥、嘲讽的，难道不是这些假和骗，反而是书生吗？
用书生气去从政和应付复杂的社会，固然总是碰壁、吃亏直至下场可悲，然而也总会赢得社会同情和历史的肯定。这就说明：书生气并非什么坏东西。把书生气当作贬词使用的心理根源，一是来自封建积习，市侩心态，奴才气质；二是来自“左”的政策和偏见。
黄仲则叹息书生“百无一用”，在混浊的官场，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天下，人欲横流的社会或人际关系中，确乎如此。但也不过止于“无用”，总还保留个“无罪”的身份。由于仇视书籍，进而仇视书生，“读书越多越反动”，一霎时，斯文们“扫地都休”。现在，书生们不再反动，观念中似乎还香得很，可是“书生气”却并未香起来。
社会上贿赂公行，勒索合法，走后门已是“小巫见大巫”，按规章办事，循正途而行，往往行不通。反而遭到嘲讽、贬斥，而对于歪风邪气，则似乎理所当然，见怪不怪。
书生们“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学的就是圣贤书中的圣贤话。然而能听圣贤话的毕竟是少数，况且著圣贤书的本人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圣贤。社会上多见的还是俗气、粗气、邪气、恶气。书生气在“天地合气”中是极为孤立的一气。旧社会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我想，倘若遇见市侩、流氓、恶霸、贪官污吏和老“左”们，也是“说不清”的，尽管你手中“有理”。
五，
在贬斥、嘲笑书生气的人们看来，书生气无非是不谙世故，不识俗理，人情欠练达，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官场关系，缺乏应付手段；走路好直行，看问题比较简单，天真、轻信，不明白“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经验，动不动就“书生意气”一番。
在钩心斗争、尔虞我诈以及“兵不厌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或在交易所里，书生们吃败仗那是不在话下的。但笔者总觉得至少在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中，最好还是能多些书生气。那正表示古圣今贤书中鼓吹、提倡的东西，如道德准则和情操等等，总会多些人实践，总会抵制一下那些恶浊粗俗的东西，社会风气就会比较干净些、清新些。如果书生气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未尝不会形成一股社会监督力量，给那些恶浊粗俗之气增加一点顾忌。
笔者在为书生气辩枉之后，我的朋友一面表示感谢：“诚如君言！”一面却又说：“你老兄也是十足的书生气了，理想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却是行不通的！”
笔者说：“老弟，从这句话看，你的书生气转嫁给我了，想不到我的辩枉结果如此。可是我呢，如果真的是书生气十足的话，那么，我宁可学学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样，我善养吾书生之气！”
198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