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上了车，几乎被挤脱了一层皮。
上了车的人象逃难似的，大包小包的，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生烟。个子矮小的人，被挤得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稍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真是水泄不通。
现在都是如此地拥挤，真不知道春节回家的人是怎么坐的车！
车里象个蒸笼，连站都站不稳。我买的是站票，只好将行李箱竖起，抱着盛食物的塑料袋，勉强坐在上面。因为行李箱底部并不平坦，坐在上面不但要时时保证身体的平衡，还要不时低下头察看行李箱，防止有小偷将条李箱划破。时不时还要按一下紧贴在小腹上的钱，硬硬的还在，才能放心。若身边或站或坐的是年龄大些还放心，要是年轻的，就更不放心了。浑身的肌肉和神经紧紧绷着，十分辛苦。
虽然每一个站都有人下车，车内人却一直处于拥挤状态，我从车厢的连接处慢慢被挤到一节车厢的过道里。连续两天的奔波，我感觉很累，但不敢睡。好不容易，我求爷爷告奶奶挤出一点空隙，然后把行李横放在地上，这样坐才舒服些。但每当有人喝水、上厕所或列车上工作人员卖盒饭、零食的小车经过时，我便要千方百计转来转去，让人或车经过。直到下半夜，我实在忍受不住睡意了，才迷迷糊糊睡去。
但睡眠很浅，旁边火车的呼啸声都能把我惊醒。就着车厢内昏黄的灯光，睁眼一看，发现旁边有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正在用手扯我的塑料袋。因为瞌睡，塑料袋掉在地上，我见怪不怪地把塑料袋扯到怀里，男孩不以为然地松开了手。
我再不敢睡了，拿出塑料袋里的零食，百无聊赖地啃着。大多数人都睡着了，只有几个可疑的人在车厢内到处走来走去。我甚至清楚地看到一个小偷的手伸进一个穿着颇为考究的中年人的上衣口袋，轻轻松松拿走了他的皮夹。我和其余几个没有睡着的乘客一样无动于衷。小偷得手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我们睡着的这些人不喊不叫，小偷也视我们如无物，专找熟睡的人下手。
我困得不行，感觉时间好象静止了似的。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熟悉睡了半夜的人们纷纷醒来。有好几个人一摸钱包不在了，也只是唉声叹气，自认倒霉。直到车厢前面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呼天抢地地大哭大叫，车厢才骚动起来。
女人的大叫引来了乘务员，但乘务员只简单问了几句便走开了。
女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她周围的人，她不停地对他们哀求、哭诉，希望小偷能发发善心，把钱还给她。女人哭诉说，那六百块钱是给她丈夫的救命钱。她丈夫在城里盖房子，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工头只扔下一千块钱就不见人影了。她得知后，好不容易才凑到的六百块钱，谁知还没见到丈夫，钱就没有了。
车厢里的人大多冷冷地围着看热闹，间或有人劝慰她两句，但对于被偷了钱的女人来说，这些劝慰是无济于事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无辜，小偷能早就走了，也可能混在人群中。女人毫无目标地哀求了好长时间，从希望变成绝望，从竭尽全力到彻底崩溃。
女人突然在不知所措的哀号声中，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那是一种让人的神经感到不寒而栗的惨笑。大笑渐渐又变成了大哭，哭哭笑笑，笑笑哭哭，时笑时哭，或哭或笑，最后成为那种不连贯的、有一声没一声的笑。女人开始对着人群不停讲着无关紧要的话，这些话和钱被偷没有任何关系。她好象是和别人聊天似的，和这个说几句，又和那个说几句。
有些胆小的人看到女人这个样子，害怕起来，下意识到往后挪了挪；有两个老者还在劝慰她，问她家庭情况，要送她回家。可那个女人对所有这一切充耻不闻，依然“嘿嘿”地笑着，并开始手舞足蹈起来，一看就处于痴狂状态。
所有的人都摇头叹息：“这女人一定是疯了！”与此同时，更紧地守护着自己的钱包和物品。
大约是女人闹得太疯了，一直不见踪影的乘警终于出现了，强行将那女人带走了。女人的笑声渐渐远了，车厢内的人全都一脸的无可奈何的冷漠。
我沮丧地想，要是昨晚那个所谓的莲姐把我的钱全部偷走了，包括银行卡，我会不会象这个女人似的，崩溃到发疯？
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害怕，我不敢再想下去。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好象处处都是陷阱，这次回家，我是坚决不会外出了。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下车时，我双腿麻木、红肿，脚底象踩了棉花一样，活动了好久才勉强可以走路。
当我风尘仆仆地走在通向槐树坪的小路时，不禁长长吸了一口气，我终于回家了！
漫山遍野的芦苇随风飘荡，雪白的芦花纷纷扬扬，这一切是如此地熟悉和陌生啊，我感觉无限的亲切与惆怅。周围的田地里，水稻轻盈地在微风中摇晃，稻穗看起来沉甸甸的，仿佛都很饱满。天空中除了芦花，还有四处飞舞的蚂蚱，蚂蚱们欢快地在水稻间钻来钻去。这些景象，是在我异乡的梦中无数次出现了的，现在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遗憾的是，空气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清新，甚至还来杂着一股怪怪的味道，闻着极不舒服。
很快走到自家的水稻田边，忽然感到脖子后面发痒，我用手一摸，竟然是一只黄绿的蚂蚱！蚂蚱是一种很容易捕捉的虫类，我本想把它赶走，没想到用力过猛，竟将它拍死了，蚂蚱体内的脏乎乎沾了我一脖子。
更多的蚂蚱跳跃到我身上，我一边拍打一边躲闪，脚下很快就落了许多被我拍死的蚂蚱。正当我狼狈万分之时，我看到一个拿着蛇皮袋的女人从村里往这边走来。
女人一副标准的农村妇女打扮，衣服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款式，好象农村妇女的打扮几十年就没变过。虽然她看上去非常憔悴、苍老，但那脸上的轮廓，还是让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我一起长大的刘淑芬。我，刘淑芬，曹菊，申小英，我们四人虽不同岁，关系却一直很好。我惊喜地叫起来：“淑芬！
女人惊愕地向我望了望，用熟悉而又久违的家乡话问：“你，你是谁？”
我故作愠怒地说：“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我是杨海燕！”
她不相信地看着我，后退一步，上下打量了好久，惊喜地叫起来：“海燕，真是你呢，你越来越漂亮了！”
看着她那没有一点光泽的脸，我有些愕然。她和我同岁，以前很是清秀可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试探着问：“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