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到长沙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老乡罗泽南拉了过来。对于这个罗泽南，任何谈论曾国藩的人都不可回避地要谈及他。曾国藩为什么会看中罗泽南？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时的罗泽南，手里有一支千余人的武装。在老家时，曾国藩曾与他交谈过，善于识人的曾国藩之所以应允墨绖（dié）出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罗泽南。
罗泽南比曾国藩还要大三四岁。他字仲岳，号梅泉，现今湖南双峰县石牛乡人。因其家住在罗山山麓，故又称之为罗山。
和当时许多其他湖南士人不一样的地方，罗泽南的家境可能是最差的了。一些史志上都记载，罗泽南的家境情况是“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要靠典当家里的衣服来买米的地步，节衣缩食，为的是什么？是供罗泽南读书。
罗泽南读书用两个字概括就是“苦读”。夜里没有煤油灯，他就把书拿到月光底下去读，累了就地露宿。十九岁那年，母亲去世，再过一年，祖父、兄嫂相继死去；二十九岁时，长子、次子、三子先后死去。他屡遭丧亲的打击，十年间死了十一个亲人。道光十五年，大旱，罗泽南考试回来，到家已是半夜，正要敲门，听到妻子在放声大哭，一问方知三个儿子都饿死了，只有诗圣杜甫有过类似的经历，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命苦的士子了，但越是受到打击，罗泽南的心更坚，志更大。“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这正是孔子圣人所说的“忧道不忧贫”的典型了。直到三十三岁罗泽南才得以“补县学生”。
从十九岁起，罗泽南开始自己谋生，在县内各地开馆讲学。他所讲的内容和方法都不同于一般的塾师，他除了教人识字开蒙、应试科举之外，还教人静心养性，练习跳高和拳棒。上午讲学，下午操练，这种方法竟然招来了不少学生，如后来在湘军中冲锋陷阵的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湘军名将，都是罗泽南的弟子。道光二十四年前后，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兄弟一面在城南书院读书，一面附课于罗泽南处，咸丰元年，得以举孝廉方正。可见，饱学之士也不一定科举顺利。此时的曾国藩已是朝廷二品大员。然而，相形之下，罗泽南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穷年汲汲，究心洛闽之学，“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周敦颐是湖南学界祖辈，理学开山之人；张载是湖湘学派先师。故泽南成为湖南士人的典型，同时也是极具湖湘性格的士人。
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窜入湖南。罗泽南以一介书生在乡操办团练，带领自己的弟子一班人组织起一千多人的队伍。正如他所说：“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驱驰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之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厉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旦有变，昔之所谓迂者，欲奋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愚不可及者欤！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他拉起这支队伍，是要把自己平生所学化为匡救时难的经世之功。也正是这支队伍，给曾国藩增添了建功立业的信心，而曾国藩的赏识和提携，也为泽南提供了一个把自己平生所学发扬光大的平台。所以在后来的征战中，罗泽南成为曾国藩最坚定的助手和沙场先锋。
三国里面的关羽，作战之余爱读《春秋》。泽南颇有此儒将风范。在湘军中除曾国藩之外，罗泽南也是一个将读书之风带到军营里的将领，白天鏖战疆场，夜晚则在营帐读四书，前后身经大小二百余战，常以坚忍而胜。时人问及他制胜之道，他回答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
向来只闻读兵法可以打仗，从来不闻读《大学》也能打仗的。可见罗泽南读书颇有一套心得，而不是读死书。他的弟子李续宾，自负臂力，精于骑射，能征善战，而甘心在一个穷教书匠手下“折节受学”，若不是罗泽南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何以驾驭得这样一个悍将？后来，曾国藩对李续宾有过评价，其中之一便是一个“静”字。可见，李续宾深得罗泽南之学，不愧为罗泽南高足。
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出山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罗泽南。后江忠源在南昌被太平军围困，致书曾国藩求救，曾命罗泽南率二千人前往，因立功官升同知。后罗又在衡阳协助曾国藩改组湘军，此后一直跟在曾国藩身边，和塔齐布一起，成为曾国藩的左右臂膀。后来，两人还结成儿女亲家，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咸丰五年，罗泽南随曾国藩出师江西，久攻九江不下。曾国藩爱将塔齐布因此呕血而死，而太平军又在猛攻武昌。此时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不如暂时放弃九江、湖口，要打破当前僵局，变被动为主动，不如回军上游，占据武昌，打通江西与湖北之间的通道。
事实证明了罗泽南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但曾国藩爱才心切，生怕罗泽南有什么闪失，便不让罗泽南远走，考虑再三，才派他率军回援武昌，还把自己的好友刘蓉派去做他的助手。这时湖北巡抚正是胡林翼，罗泽南和他一起合力作战，进攻武昌，取得大破太平军的胜利。眼看武昌不日即可攻下，罗心里惦记江西战事和困在江西的曾国藩，加紧了攻城的步伐，企图一举成功，然后挥师回援江西。咸丰六年三月，在一次攻城之战中罗泽南额上中弹，但他仍然坚持作战，五天后他伤势加剧，不治而亡。临终之前，罗命人取纸墨，写下：“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写罢，握住胡林翼之手，说：“死何足惜，恨贼未平。愿以兵属迪庵（迪庵是李续宾的字）。”说罢撒手而逝，年仅五十岁。
得到罗泽南的死讯，曾国藩如五雷轰顶。是时3月，劲草已肥，春华未发。“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他在家书中说：“吾邑伟人，吾店首功，何堪闻此”。清廷追封他为骑都尉，谥“忠节”。
从胡林翼的两副挽联中可以看出，罗泽南的死对湘军的损失是巨大的，影响也很深远。
其一是：
“上马杀贼，下马著书，仗大力撑持，真秀才，真将军，真理学；
前表出师，后表誓志，痛忠魂酸楚，有寡妇，有孤儿，有哀亲。”
其二是：
“公来使我生，公去使我骇，公逝使我悲，七尺躯系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殁宜尸祝；
贼至还他战，贼退还他守，贼炽还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己，成亦英雄，败亦英雄。”
左宗棠的挽联则云：
“率生徒数十人转战而来，持三尺剑，著等身书，亦名将，亦纯儒，独有千秋，罗山不死；
报国家二百年养士之德，复州六城，杀亿万贼，是忠臣，是良友，又溺一个，湘水无情。”
两年前，曾国藩的爱将江忠源死节于战场；两年后，他的另一位爱将罗泽南又战死沙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两位爱将的折损，无异于折断了他的左膀右臂。
为国求才不避嫌。
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无人，他认为，中国若不想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人才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哪怕给他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曾国藩都不惮任用和举荐。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计数。可以说，发现人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人才的价值。
曾国藩认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应该为国家举荐英才。他三番五次地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说：“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曾国藩之所以善于选将，皆因其知人晓事。蔡锷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于曾国藩知人晓事之说，甚表赞同。其言曰：“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情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知心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的酌量默陆”，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黔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汇保甚滥，但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荐举人才曾是封建社会中任人为官的一种制度。如汉代采用“察举”制选才，就是各地方官员以一套选人准则选拔人才，进而推荐给朝廷任官；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才任官的准则，这种任官方法也是由专门的官员去查访各地贤良，然后依标准划分为上中下三六九等，依次授予相应官职；只是到了隋唐，科举制度大兴，这种荐举人才的方法就渐渐走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封建****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已然僵化，毫无生机。八股取士，往往只能取到一些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根本不能用以经世致用。
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不断，选才自然也有变通，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
曾国藩在举荐人才时，从来不忌讳个人间的嫌隙，他举荐任用左宗棠，便是很好的一例。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交恶，仍多次举荐。
左宗棠比李鸿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当时的军事形势和曾国藩本人与咸丰十年三月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咸丰十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到处是紧张而复杂的局势，英法联军正陈兵大沽口，对清朝廷的首脑机构构成了严重威胁；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遭到了第二次惨败，主帅和春受伤病死，太平军相继攻克了江苏的富庶之地苏州、常州；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头一年八月就开始了夹江进击的第二次西征，胜利推进。环视内外，曾国藩感到运筹帷幄，志在必得，他已意识到，朝廷必定会把剿灭太平军的任务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属更是举杯欢庆，对江南大营的溃败，一个个都感到兴奋异常。左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说：“江南大营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他们不顾同伴的失败，却只想到失败带给他们的好处。胡林翼说得则更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国藩的举荐，于四月二十日奉上谕，“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而在曾氏幕府多待了一年多的李鸿章，在这年五月才被曾国藩派去做淮扬水师的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国藩宿松大营的时候，认为作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于小人还不如死于盗贼，因而想在曾国藩手下做一营官，既满足了自己讨贼的心愿，又可以使自己策马扬鞭、冲锋在前。当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但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征求他的意见：“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这才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带领一队湘军。左宗棠原打算募二千五百人，曾国藩的意见却是让他募五千人。
左宗棠在宿松只待了二十多天，因为儿子病情很严重，他提前回到湖南。曾国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对安徽的兵力进行支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这样说道：“苏州既失，为公计者，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计”“是制此贼，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又说：“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划，亦当务之急也。”这个计策实际就是“保越图吴”，尔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长期运用了这一战略。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将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錱的旧部，共得五千八百零四人，被称为楚军。这年八月间，他率楚军经醴陵直趋江西，先在江西东北部和东部与太平军进行了几次交锋，随后转战到了浙江。
太平军在战略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自安庆失守后，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旧部，几乎遍布了浙江全省。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一举将浙江省会杭州攻克，巡抚王有龄万般无奈，只得自杀。在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发三次廷寄，谕令左宗棠马上赶到浙江去，负责军务的督办。曾国藩等于十月底做出决定，他们于十一月十六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棹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
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原本只是负责统率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为对曾氏集团的依赖，又于十月十八日下发明谕，上述除三省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杭州将军瑞昌只是负责浙江军务的帮办。但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又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曾国藩深感朝廷对自己有太重的依赖，给了他太尊贵的权位和太多的期望，这令他感到有些畏惧，因此不敢控制四省，恐怕自己会犯下过错；另一方面，也说明曾国藩当时给予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也是非常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