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题白马湖的庵居叫“晚晴山房”，有时也自称晚晴老人。据他和我说，他从儿时就欢喜唐人“人间爱晚晴” （李义山句）的诗句，所以有此称号。“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这几句话，恰好就是晚晴二字的注脚，可以道出他的心事的。
他今年五十九岁，再过几天就六十岁了。去年在上海离别时，曾对我说：“后年我六十岁，如果有缘，当重来江浙，顺便到白马湖晚晴山房去小住一回，且看吧。”他的话原是毫不执着的。凡事随缘，要看“缘”的有无，但我总希望有这个“缘”。
--夏丏尊《怀晚晴老人》
石坟上松柏的阴森影子遮住我一切年少的心情，“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这二句诗冷嘲地守在那儿。十年前第一次到乡下扫墓，见到这两句对于死人嘲侃的话，我模糊地感到后死者对于泉下同胞的残酷。自然是这么可爱，人生是这么好玩，良辰美景，红袖青衫，枕石漱流，逍遥山水，这哪里是安慰那不能动弹的骷髅的话，简直是无缘无故的侮辱。现在我这座小坟上撒但刻了这十个字，那是十朵有尖刺的蔷薇，这般娇艳，这般刻毒地刺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座坟是很美的，因为天下美的东西都是使人们看着心酸的。
我没有那种欣欢的情绪，去“长歌当哭”，更不会轻盈地捧着含些朝露的花儿自觉忧愁得很动人怜爱地由人群走向坟前，我也用不着拿扇子去扇干那湿土，当然也不是一个背个铁锄，想去偷坟的解剖学教授，我只是一个默默无言的守坟苍头而已。
--梁遇春《坟》
我还记得，你当时自半意识状态转到全意识状态时的兴奋，以及诗稿在你手中微抖的声息，以及你的泪。我怕你太伤心了不好，想温和的从你手中将诗取回，但是你孩子霸食般的说：“不，不，我要！”我抬头一望，墙上正悬着一个镜框，框上有一十字架，框中是画着耶稣被钉的故事，我不觉的也热泪夺眶而出，与你一同伤心。
一个人独病在医院之内，只有看护人照例的料理一切，没有一个亲人在旁。在这最需要情感的安慰的时候，给予你以精神的药草，用一重温和柔软的银色之雾，在你眼前遮起，使你朦胧的看不见渐渐走近的死神的可怖手爪，只是呆呆的躺着，让憧憧的魔影自由的继续的来往于你丰富的幻想之中，或是面对面的望着一个无底深坑里面有许多不敢见阳光的丑物蠕动着，恶臭时时向你扑来，你却被缚在那里，一毫也动不得，并且有肉体的苦痛，时时抽过四肢，逼榨出短促的呻吟，抽挛起脸部的筋肉：这便是社会对你这诗人的酬报。
--朱湘《梦苇的死》
单先生那时很想整理“浙学”，他曾细心研究薛、陈二家之书；他曾手抄叶水心的《习学记言》，后来又把它校印出来（在《敬乡楼丛书》中）。又他对于欧阳修辨伪疑古的文章，也曾把它细细的整理过的。他对于整理国学的人，最佩服的是胡适之先生和梁任公先生，这是他常常对我称道不置的。任公先生在清华学校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文化史》，他以为与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为整理国学的好书。他少年的时候，对于与程朱学说相反的，他都很不喜欢。庚戌年我和他谈到颜（习斋）李（恕谷）之学，因颜李骂朱子太过，他那时还是表示反对。又他对陆王，以前也是同样的表示反对。然而后来在北大的时候，他的态度变了。徐世昌刻的《颜李丛书》，他也买来研究。他在北大图书馆中看到李穆堂的《陆子学谱》，他说这书很好，这样叙述陆学，方不致一味谈玄，令人莫名其妙。他不但对陆象山不持一笔抹杀的态度，连张横浦他也很注意，那时张元济影印《横浦文集》，他说这是一部极重要的书。可见他晚年对于宋明各家的思想，主张客观的、平等的、历史的叙述，和他少年时代专主程朱，排斥余子的态度不大相同了。故自九年到十八年这十年中，可说是单先生整理国学的时期。
他晚年虽不研究教育，但他对于儿童教育的见解还是很新颖的。民国十四年，黎劭西先生和他几个学生办了一种《儿童周刊》，单先生看见了，向黎先生说，一定要买一全份。我问他，他说要留给他儿子将来看的。那年他儿子只有五岁，还看不懂《儿童周刊》。今年十岁了，正是看《儿童周刊》的时候了，但他已经变了无父的孤儿，听说在一个旧式的私塾里念书，他永不能再受他慈父的好教育了！唉！
--钱玄同《亡友单不庵》
半农的身体也很健壮，所以他常能旅行各地，考察方言，不觉辛苦，更以业余从事种种游艺；涤洲能旅行各地，考察方言，与半农同，而游艺的兴趣远不及半农，然其旅行各地宣传国语的兴趣，亦非半农所及。此二子者，其体力与脑力，我皆无能为役，我的身体与精神都是很高度的衰弱，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且以年龄而论，半农少于我者四岁，涤洲少于我者十三岁，自顾朝不保夕，必先二子而死。--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天而病者全乎！我书至此，我心伤悲！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虽然，我是颜习斋主义的信徒，我不悲观，我不消极；我不信社会永远黑暗，我不信世界上没有光明；我不信有耕耘而无收获的话，--我且笃信只要肯耕耘必无论事功或学问，总得要干，总得要努力干，不问贤愚，更无问老少，少年固然要努力干，老年因桑榆暮景，更应该乘此炳烛之明去努力干。否则无常一到，追悔何及！爱书俚语，用伤逝者：
二子虽早逝，犹有着作遗；
研新或理旧，于世良有裨。
人生若朝露，为学贵及时；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力追。
--钱玄同《哀青年同志白涤洲先生》
注释：白涤洲（1900--1934），名镇瀛，蒙古族，北京人，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33年10月，应聘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语音乐律实验室任助教。1934年10月，在5位亲人相继离世之后，终因劳累过度，逝世于北平。
余家素清贫，武昌义起，学校停闭，余与天华均废学。天华人本邑青年团抗贼；余北走清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居数月小子溥仪去位，余还归江阴，挈天华同往上海，时民元春二三月之交也。余居上海以卖文为活，天华则致力于音乐。天华性情初不与音乐甚近，而其“恒”与“毅”，则非常人所能及。择业既定，便悉全力赴之；往往练习一器，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甚或连十数日不肯歇。其艺事之成功，实由于此，所谓“人定胜天”者非耶？
民三，天华就教本邑华墅某小学。明年，先宝珊先生弃养，天华即于是年就教母校省立第五中学。民六，余就教北大，天华来书，每羡都中专家荟萃，思欲周旋揖让于其间。民九，余有欧洲之行。民十一，天华果北来，缔交于杨仲子、赵丽莲、郑颖孙、嘉祉诸君。余得书狂喜，知其艺必将大进也。
天华以国乐西乐，方域虽殊，理趣无异，而当时士子，每重新声，鄙夷旧物，贯通之责，难望他人，于是择西乐中最难之小提琴而兼习之，纳贽于俄国名师托诺夫称弟子。今人每怀小技，辄沾沾自喜，以为当世莫我若；其能于既为大学教授之后，而犹虚心师事他人，以求其艺事之完成者，天华而外，吾不知当世尚有几人也。
--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注释：刘天华（1895--1932），江苏江阴南沙镇马桥村殷家埭（今属苏州市张家港）人，中国近代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清末秀才刘宝珊之子，与与诗人刘半农、音乐家刘北茂是兄弟。1932年因猩红热病逝于北京岁。代表作有《病中吟》、《空山乌语》、《歌舞引》、《飞花点翠》等恶耗传来，知道七年前曾与我们小有周旋的荆生将军，竟不幸而为仇家暗杀了。这件事，真使我们无论为友为敌的，都要起相当的伤感。单就我的意思说，我以为暗杀总不是人间应有的事。虽然当初徐将军之杀陆将军，手段也与暗杀相差无几，但若必须要在什么事上都讲起“礼尚往来”来，那就不免冤冤相报，将人间事弄成了一大堆的冤仇的集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哪里还能有生存的余地？这就是我所以要悼徐将军的重要的，而且是单独的理由了。
其次，徐将军也当然是“一世之雄”，可惜“天不假年”，使他既不能“流芳百世”，并连“什么万年”也“功亏一篑”，刹那间就变做了“而今安在”。我们知道不世出之怪杰，乃是天地间的灵气或厉气的结品，但无论它是什么气，总是上天特地加工炼造的--犹之乎狐狸精之为物，也要有五百年的道行--那么，我们上体天心，岂得不一洒伤心之泪呢？
--刘半农《悼“快绝一世刃﹠徐树铮将军”》
注释：徐树铮于1880年11月11日出生，3岁识字，7岁能诗，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1901年，徐树铮弃文从武。1918年6月1S日，徐树铮在天津暗杀冯玉祥的恩师兼老长官陆建章。1919年，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1925年12月29日晚徐树铮乘专车离开北京南下，途经京津间廊坊车站，被冯玉祥部下张之江劫持，于30日凌晨杀害，时年45岁。翌年，归葬故里。
鲁迅先生的去世是十月十九日的黎明，听说他在十七日的夜里还写文到三点钟。这使我们联想到高尔基在病中仍旧努力于工作的挣扎情形。高尔基生肺病，医生说他早就会死的，但他竟挣扎到出乎医生所惊诧的年数。听说鲁迅先生的肺病，有个美国医生说他五年以前原就会死的，而竟也挣扎到今日。这虽是偶合，但却表示他们的“要生活和创造的意志，还仍然倔强地存在着”（拙编《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中语）。
我觉得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遗产，是他那样始终不懈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他是一位最早反封建的努力革命的老将。无论怎样的穷困，都屈服不了他；无论怎样的压迫，都屈服不了他。我以为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该承认鲁迅先生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前进。
--邹韬奋《伟大的斗士》
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门林荫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经搬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嗒然而归。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有一次谈起白采，他说他姓童，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的一间亭子间。那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子，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上海的西门地方。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据我看，有好几张是在那间房里照的。又从他的遗札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或是正为离婚的缘故，也未可知。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这一天，学园的朋友说白采要搬来了；我从早上等了好久，还没有音信。正预备上车站，白采从门口进来了。他说着江西话，似乎很老成了，是饱经世变的样子。我因上海还有约会，只匆匆一谈，便握手作别。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话。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
--朱自清《白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