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黄金时代，是在夫妇结婚不久以后，有了数目不太多的子女，而子女又都在未成年的期间。这时父亲如果能够保持着相当丰裕的收入，家中当然充满一片天伦之乐，即令不然，儿女人数不多，只要分配得平均，也还可以过得相当快乐，万一分配不太平均，反正儿女还小，也不至闹出大乱子来。但事实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儿女太多，又都成年了，利害互相冲突，加之分配本来就不平均，父亲年老力衰，甚至已经死了，家务由不得持平的大哥主持，其结果不会好，是可想而知了。儒家劝大哥一面用父亲在天之灵的大帽子实行高压政策，一面叫大家以黄金时代的回忆来策励各人的良心，说是那样，当年的秩序和秩序中的天伦之乐，自然会恢复。他不晓得当年的秩序，本就是一个暂时的假秩序，当时的相安无事，是沾了当时那特殊情形的光，于今情形变了，自然会露出马脚来。墨家的母性的慈爱精神不足以解决问题，原因也只在儿子大了，实际的利害冲突，不能专凭感情来解决，这一层前面已经提到。在这一点上，墨家犯的错误，和儒家一样，不过墨家确乎感觉到了那秩序中分配不平均的基本症结，这一点就是他后来走向自己行动的路的心理基础。墨家本意是要实现一个以平均为原则的秩序，结果走向自由行动的路，是破坏秩序。只看见破坏旧秩序，而没有看见建设新秩序的具体办法，这是人们所痛恶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的，秩序是生活的必然条件。尤其是中国人的心理，即令不公平的秩序，也比完全没有秩序强。
这里我们看出了墨家之所以失败，正是儒家之所以成功。至于道家因根本否认秩序而逃掉，这对于儒家，倒因为减少了一个掣肘的而更觉方便，所以道家的遁世实际是帮助了儒家的成功。因为道家消极的帮了儒家的忙，所以儒家之反对道家，只是口头的，表面的，不像他对于墨家那样的真心的深恶痛绝。因为儒家的得势，和他对于墨道两家态度的不同，所以在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中，道家还能存在，而墨家却绝对不能存在。墨家不能存在于士大夫中，便一变为游侠，再变为土匪，愈沉愈下了。
--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
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生命的机能是动，而舞便是节奏的动，或更准确点，有节奏的移易地点的动，所以它直是生命机能的表演。但只有在原始舞里才看得出舞的真面目，因为它是真正全体生命机能的总动员，它是一切艺术中最大综合性的艺术。它包有乐与诗歌，那是不用说的。它还有造型艺术，舞人的身体是活动的雕刻，身上的文饰是图案，这也都显而易见。所当注意的是，画家所想尽方法而不能圆满解决的光的效果，这里借野火的照明，却轻轻地抓住了。而野火不但给了舞光，还给了它热，这触觉的刺激更超出了任何其他艺术部门的性能。最后，原始人在舞的艺术中最奇特的创造，是那月夜丛林的背景对于舞场的一种镜框作用。由于框外的静与暗，和框内的动与明，发生着对照作用，使框内一团声音光色的活动情绪更为集中，效果更为强烈，借以刺激他们自己对于时间（动静）和空间（明暗）的警觉性，也便加强了自己生命的实在性。原始舞看来简单，唯其简单，所以能包含无限的复杂。
--闻一多《说舞》
字在艺术方面，究竟是仗了什么，而能有这样一段惊人的发展呢？理由很简单。字自始就不是如同绘画那样一种拘形相的东西，所以能不受拘牵的发展到那种超然的境界。从装饰的立场看，字尽可以不如画，但从表现的立场看，字的地位一上手就比画高，所以字在前半段装饰的竞赛中吃亏的地方，正是它在后半段表现的竞赛中占便宜的地方。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文字的本质与绘画不同，所同的只是表面的形式而已。
评论书画者常说起“书画同源”，实际上二者恐怕是异源同流。字与画只是近亲而已。因为相近，所以两方面都喜欢互相拉拢，起初是字拉拢画，后来是画拉拢字。字拉拢画，使字走上艺术的路，而发展成我们这独特的艺术--书法。画拉拢字，使画脱离了画的常轨，而产生了我们这有独特作风的文入画。
--闻一多《字与画》
在以前的中国，与其说是有贵族与平民之分，倒不如说是有识字阶级与不识字阶级之分，还来得妥切些。旧文学便是识字阶级的文学；换一句话说，它便是“士”--士农工商的士--阶级的文学。由赋到词，那是不说自明的。元曲，我们读了以后，自己回想一下看看，对于元代的农阶级，工阶级，商阶级，到底增加了什么认识没有？小说，短篇，如《今古奇观》，长篇，如《红楼梦》，我们读了以后，也可以照样的去想。想完了，大家便可恍然而悟：旧文学内只有考场、花园、青楼、衙门、酒楼等等；农，只有陶渊明式的农；工，只有牵针引线的“红娘”或是谋财害命的船户；商，只有由宦场改行的“陶朱公”；医，只有儒医；简捷一句话，旧文学便是“士”阶级的想象的结品品，读它的大半是“士”，阶级，至于写它的更完全是“士”阶级了……无论题材是否采自“士”阶级的生活方式，读者你不是在黑字上面明显的看见了一个大的“士”宇，便是在行间的白纸上面隐约的看见许多小的变形的“士”字在那里跳动。
--朱湘《贵族与平民》
无论是谁，在作文的时候，决不会想着“起，承，转，合”这四个字；不过，它们是抽象的存在着，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只拿剧本来讲，元曲的四折，不用说了，是明显的起，承，转，合；便是西剧，从前的五幕，那何尝不是起，承，转，大合，小合，现在的三幕，那又何尝不是起承转合呢？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俗话说的“熟能生巧”，便是作文的秘诀。
中国虽是“中庸之道”的国家，它的文学却是最不中庸的。只看赋，它要把建筑学囊括入它的范围，那是多么野心，结果是笨重，一点文学的趣味也没有。再看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两句诗。头一句并不说夕阳怎样的好，只说它好，“无限”的好；这寥寥的五个字里面，是多么充满了想象：说它们是孱弱？行。说它们是最为遒劲的？也行。再加上那第二句，把无限的想象一化而为无限的情感；没有“！”这个惊叹号，没有鸦鹊的喧噪，没有自然的叹息，没有人的留恋，但是，在这五个字里面，它们都有了。
文章只有好不好，没有长短的分别。中国的十六字令，日本的俳句腊的双行墓铭；印度的《赖摩耶拿》， 《麻哈孛赫瑞塔》，波斯的《夏穆》，芬兰的《开勒弗雷》，希腊的《伊里亚得》，《奥第赛》--作得好是诗，作得不好，至少是文学。
--朱湘《说作文》
王闿运说，耶教的十字架，是墨家“钜子”的变相，钜子就是“矩子”。姑勿论矩的形状和十字架的形状是否一样，就算是一样，请问有什么凭据，知道从中国传出去的呢？就算查到了传出去的凭据，请问又有什么大道理在里头？近来中国人常说：“大同是孔夫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盂夫子发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发明的；立宪是管仲发明的；阳历是沈括发明的；大礼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夫子发明的。”（这是康有为说的。）此外如电报、飞行机之类，都是“古已有之”。这种瞎七搭八的附会不但可笑，并且无耻。请问：就算上列种种新道理、新事物的确是中国传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学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到了现在的样子，我们自己不但不会改良进步，连老样子都守不住，还有脸来讲这种话吗？这好比一家人家，祖上略有积蓄，子孙不善守成，被隔壁人家盘了去；隔壁人家善于经理，数十年之后，变成了大富翁，这家人家的子弟已经流为乞丏，隔壁人家看了不善，给他钱用，给他饭吃，他还要翘其大拇指以告人曰：“这隔壁人家的钱，是用了我们祖宗的本钱去孳生的；我们祖宗原是大富翁哩！”你们听了这话，可要不要骂他无耻？--何况隔壁人家的本钱是自己的，并不是盘了这位乞丏的祖宗的钱呢？
--钱玄同《随感录》
注释：王闿（kai）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
十八年前，有日本留学生某某二君办了一种杂志，名叫《教育》。其第一号中有一语云“虽如汗牛之充栋”。过了几天，《民报》第十号中，章太炎师对于此语下了下列的批评：
贵报《新教育学冠言》有一语云，“虽如汗牛之充栋”，思之累日不解。“汗牛充栋”，语出唐人文中，非难得之秘书。其意谓积书既多，藏之则充塞栋梁，载之则牛马流汗。语本平列，而作此句，恐有杜温夫“助词不中律令”之诮。望速改正。
后来《教育》的记者答复太炎先生，大意说，“这是手民排错的。我们的杂志中还有引孟子的话，也脱了一个字，你为什么不举发？难道你以为我们只读过《四书》，没有读过唐文吗？你竟这样看不起我们吗？”到了《教育》第二号出版，便附了一张“第一号勘误表”，把“虽如汗牛之充栋”，改正为 “虽亦汗牛而充栋了”！
--钱玄同《我也来谈谈“博雅的手民”》
章士钊对于做白话文者的批评，他自己以为是骂，洋洋得意；别人也以为他是骂，愤愤不平。独我所见却有不同，我觉得有好些话都是恭维。现在举几句重要的，“髦士以俚语为自足”；“群饮狂泉，黄钟毁弃”；“国家设学，且惟摧毁国学是务”；这都是我们所日夕馨香祷祝希望他实现的事；承章行严先行指出，敢不益勉乎？其尤精绝者为“更越十年，将求稍识字者而不可得”一语；能有此幸事吗？我真惊喜欲狂矣！因为中国人而能不识得汉字，则国利民福之期必不远了。我希望章先生之善颂善祷百发百中。思想革命之先驱者夏穗卿先生说得好：“中国文字欲其与世界进步之局势相叶，必须改易；但白话决不能为役。”夏先生连白话都还不能满足，而我们还只能比主张古文的进了一步，仅仅主张白话，能不羞愧！（不过夏世兄未免太“不象贤”了！）
--钱玄同《<甲寅>与<水浒>》
在已往的中国文字中，我可以说，这“她”字无存在之必要；因为前人做文章，因为没有这个字，都在前后文用关照的功夫，使这一个字的意义不至于误会，我们自然不必把古人已做的文章，代为--改过。在今后的文字中，我就不敢说这“她”字绝对无用，至少至少，总能在翻译的文字中占到一个地位。姑举一个例：
她说，“他来了，诚然很好；不过我们总得要等她。”这种语句，在西文中几乎随处皆是，在中国口语中若是留心去听，也不是绝对听不到。若依寒冰君的办法，只用一个“他”字。
他说，“他来了，诚然很好，不过我们总得要等他。”
这究竟可以不可以，我应当尊重寒冰君的判断力。若依胡适之先生的办法，用“那个女人”代替“她”（见《每周评论》，号数已记不清楚了），则为：
那个女人说，“他来了，诚然很好；不过我们总得要等那个女人。”
意思是对的，不过语气的轻重，文句的巧拙，就有些区别了。
--刘半农《她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