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之引起我们之研究的兴趣，实在是因为它和我国有许多相同之处：土地之丧失，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内政的腐败，外交的庸弱，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侵略，种种国权的丧失，不平等条件之缔结等等，都是土耳其曾经有过而我们也有着的历史的污点。这些污点，由于民族意识的觉醒，由于军事和外交上的胜利，由于国内一切黑暗势力的削除，由于民族精神的广大和发展，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断然改革和伟大的建设，土耳其不但已把它们洗刷得干干净净，而且更为自己显出了一光明的远大的前途了。我们呢，虽则我们的成就没有像土耳其那样地迅速，那样地顺利，可是我们的努力，却也是向着那和土耳其同样的方向进展过去的。
从这一方面来说，土耳其不仅是一个和我们命运相同的国家，而且是我们的例范，我们的导师了。
——戴望舒《<现代土耳其政治>编者赘语》
如果老年人中年人能负起责任，那自然更好，但事实上，战争先天的是青年入的工作（它需要青年的体质和青年的热情），所以如果老年人中年人肯负起责任，也只是参加青年的工作，或与青年分工合作，而不是代替青年的工作。战争既先天的是青年的工作，那么战时的国家就得以青年的意志为意志，虽则在战争的技术上，老年人中年人的智慧也是不可少的。
从抗战开始到今天，我们遭遇过两个关键，当初要不要抗战，是第一个关键，今天要不要胜利，是第二个关键，而第一个关键本来早已决定了第二个，因为既打算抗战，当然要胜利。但事实上目前的一切分明是朝着与胜利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可怪的，是一部分人虽然看出方向的错误，却还要力持冷静，或从一些烦琐的立场，认为不便声张，不必声张。眼看青年完成抗战，争取胜利的意志必须贯彻，然而没有老年人中年人的智慧予以调节与指导，青年的力量不免浪费。万一还有人固执起来，利用他们的地位与力量，阻止了青年意志的贯彻，那结果便更不堪设想了。时机太危急了，这不是冷静的时候，希望老年人中年人的步调能与青年齐一，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大众的坚忍的沉默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是灾荒中生长的，而灾荒养成了他们的麻木，有着********的职责的人们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也有理由麻木。可是负有领导青年责任的人们。如果过度的冷静，也是可怕的，当这不宜冷静的时候！
——闻一多《可怕的冷静》
一九一四年以前，活动于中国这个政治经济战场上的，是一种三角斗争，包括（一）各个字号的帝国主义， （二）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封建残余势力，以及（三）代表人民力量的市民层民主革命的两股潜伏势力： （甲）国民党政治集团，（乙）北京大学文化集团。那时三个力量中，帝国主义势焰最大，封建势力仅决于帝国主义，政治上代表人民愿望的国民党，几乎是在苟延残喘的状态中保持着一线生机，至于作为后来文化革命据点的北京大学，在政治意义上，更是无足轻重，但等一九一四年，欧洲诸帝国主义国家内在的矛盾，尖锐化到不能不爆发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情形便大变了。欧洲列强，不论是协约国或同盟国。为着忙于上前线进攻，或在后方防守，忽然都退出了中国。欧洲帝国主义退出了，中国社会的本质，便立时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变为约当于百分之九十的封建，百分之十的殖民地（这百分之十的主人，不用说，就是日本）。于是袁世凯和他的集团忽然交了红运，可是袁世凯的红运实在短得可怜，而他的余孽，北洋军阀的红运也不太长。真正走红运的倒是人民，你不记得仅仅距袁氏称帝后四年，督军解散国会和张勋复辟后二年，向封建势力突击的文化大进军，五四运动便出现了吗？从此中国土地上便不断的涌着波澜日益壮阔的民主怒潮，终于使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北洋军阀彻底崩溃。这时人民力量不但铲除了军阀，还给刚从欧洲抽身回来的帝国主义吃了不少眼前亏。请注意：帝国主义突然退出，封建势力马上抬头，跟着人民的力量就将它一把抓住，经过一番苦斗，终于将它打倒--这一历史公式，特别在今天，是值得我们深深玩味了！
——闻一多《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当初我们那样迫切要求对日抗战，一半固然因为敌人欺我太甚，一半也是要逼着那些假中国人和抱着委屈勉强做中国人的中国人，索性都滚到他们主子那边去，让我们阵线上黑白分明，便于应战，并且到时候，也好给他们一网打尽。果然抗战爆发，一天一天，汉奸集团愈汇愈大，于是一年一年，一个伪组织又一个伪组织，一批伪军又一批伪军。但是那时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只有高兴，因为正如上面所说，这样的战术上是于我们绝对有利的。可是到了今天，八年浴血苦斗所争来的黑白，恐怕又要被搅成八年以前黑白不分的混沌状态了。这种现象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硬要汉奸合法化了，只是掩耳盗铃的笨拙的把戏，事实的真相，每个人民心头是雪亮的。并且按照逻辑的推论，人民也会想到：使汉奸合法化的，自己就是汉奸，而对于一切的汉奸，人民的决心是要一网打尽的。因此，我们又深信八年抗战既已使黑白分明，要再混淆它，已经是不可能的。谁要企图这样做，结果只是把自己混进？“黑名单”里，自取灭亡之道！
——闻一多《谨防汉奸合法化》
统治者只要奴才去打仗，不要知识分子去打仗！好像现在要打内战，你们肯干吗？所以他们当初一时妙想天开，想找些知识分子去从军。他们一则糊涂，一则聪明。聪明的是这么一来，他们只把你们当一般壮丁一样训练。你们受得了就来，受不来就活不了。他们要把你们壮丁化，麻醉你们；麻醉得越多越好，奴化得越多越好。所以，人家是聪明的，我们就不能太笨了！现在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想对了，也还不愧为一个知识分子。上了当就要变乖和。要知道绝不是几个知识分子抱着空中楼阁的理想，老是想从事改良改良，这么天真就办得到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武器！只要我们是人，有人格，这人格的尊严就是我们的武器！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作知识分子就要作一个真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的技术青年而要作个智慧的青年！千万不要因为人家多给你们几个钱的待遇就算了事，要从大处看！
——闻一多《给西南联大的从军回校同学讲话》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 （低沉渐高）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干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多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莫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
——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在云大至公堂李公朴夫人报告李先生死难》
注释：李公朴（1902-1946），号仆如，原名永祥，号晋祥，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市被国民党特务暗害，次日身亡。闻一多在其追悼会中发表演讲，言辞激烈，后被暗杀。
这几年来，我常常对朋友们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以前的满族全体都是我的仇敌。从这一天以后，我认满人都是朋友了，但溥仪（他的“底下人”和“三小子”即所谓“遗老”也者都包括在内）仍是我的仇敌，因为他还要保持伪号，使用伪元，发布伪论（大家都认一九一七年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为溥仪在民国时代犯了叛逆之罪，这固然对的；但溥仪之叛迹，宁独复辟一事？其保伪号，用伪元，发伪论，何一非叛逆？我以为这事那事，厥罪维均，故不特提复辟一事）：所以我仇视他的祖宗之心始终消除不尽，我从一九O三年冬天至今，这念一年中，对于奴尔哈赤到溥仪，绝不愿称他们为清什么祖，什么宗，什么帝，也绝不愿用福临以来二百六十八年中他们的纪年。民国以前，称他们总是“虏酋”、 “建夷”、“伪清”；民国以来则称为“亡清”。我是主张用公历纪年的，但遇到涉及他们的地方，总爱写民国几年和民国纪元前几年。--这种咬文嚼字的行为，不必等别人来骂我，我可以自己先骂自己道： “这完全是《春秋》和《纲目》那种书法褒贬的传统的腐旧思想，真是无谓之至！”但我自己虽明知无谓，而对于亡清，宿恨未消，实不能不用此等无谓的书法以泄忿。这个谬见，至今犹然。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
你们既不承认民国，当然非回复清朝不可；既反对共和，当然非有皇帝不可。既要清朝和皇帝，那就应该明目张胆地运动你们的“上头”（这是半个月以前某遗老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中对于溥仪的称呼）再坐龙庭，像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张勋、康有为那样做法，这是“开倒车”的行径，当然是极不合理的；但就你们论你们，这也还不失为一条可走的路。可是这一条路，我知道你们也是不肯走的，因为走这条路，又危险，又吃力。走不通时总不免危险（虽然有东交民巷等处可躲）；即幸而走通，吃力却是意中事。我不敢谬奖你们，照你们平日的道德看来，似乎有些经不起危险，耐不起吃力的，所以我不相信你们肯走这条路。还有就我一方面而论，我的确也不愿意你们走这条路；因为我是民国的国民，我自然希望民国国体巩固，不希望有人来捣乱，再闹复辟的把戏。所以这一条路我也不奉劝你们走。
——钱玄同《告遗老》
比闻中央将建陪都于西安，而推先生主持其事。报章传载，语焉不详，然非无根之谈，则可断言也。开发西北，诚为吾之要图。往日先生在乎，发奉此论，弟未尝不深佩卓见。然则当于平时图之。非可语于国难方殷之今日也。且开发自有开发之道。若谓一建陪都，即可化荒芜为富庶，转鄙塞为开明，弟虽至愚，宁敢遽信。今政府诸公之创陪都说者，谓将作长期抵抗也。乃抵抗未见，而于陪都则亟亟遑遑焉，是犹强寇在门，为家主者扬言拒寇，阴实逾垣而逃，天下滑稽之事，有过此者乎？推其结果，国人必痛哭相告曰，政府已弃吾民而西去，吾民不知死所矣。是内失众心也。外人亦必太息相谓曰，天助自助者，华人不能自助，吾侪又何纷纷为。是外失众助也。一举而内失众心，外失众助，政府贤明，固当如是耶？夫今日之事，惟有破釜沉舟。出于一战。中国而果已至于必亡者，战固亡，不战亦亡。中国而尚未至于必战不亡，战亦未必遽亡。
——刘半农《与张溥泉》
自“九？一八”中国暴露了许多逃官逃将以来，虽有马占山部及十九路军的昙花一现的暂时的振作，西报上遇有关于中国的漫画，不是画着一个颟顸大汉匍匐呻吟于雄赳赳的日军阀枪刺之下，便是画着前面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拼命狂奔，后面一个日本兵拿着枪大踏步赶着，这样的印象，怎能引起什么人的敬重？至于外国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说了这都是“和外”的妙策遗下的好现象！
到国外每遇着侨胞谈话，他们深痛于祖国的不振作，在外随时随地受着他族的凌辱蹂躏，呼吁无门，所表示的民族意识也特别的坚强，就是屡在国外旅行的雷宾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时候和记者长谈，也对此点再三的注意，可见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说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国主义加速崩溃的一件事，不过一个民族中的帝国主义的附属物不铲除，为虎作伥者肆无忌惮，民族解放又何从说起呢？这却成为一个先决问题了。
——邹韬奋《船上的民族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