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重案六组4》的时候，我需要去四川拍一段戏，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邢岷山看到我的样子一下子呆住了，“怎么啦？不认识了？”我上下看看自己，好像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
“王茜，你……”他还是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看到邢岷山的反应，我也愣住了，我怎么了？我再次低头看了看自己，确定自己没有穿反衣服；没有穿错鞋；衣服上也没有莫名其妙的东西。确定了以后，我看着对面惊讶的老邢，忍不住开玩笑地说：“怎么了，看到外星人啦！”
他这才问出口：“王茜，你怎么……你怎么穿着裙子啊？
我突然意识到，在拍重案六组的三个多月里，不管天多热，都是长衣长裤的警服或是职业女装示人，难怪大家看到我穿裙子像看怪物。
没办法，季洁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大多数人认为我生活中就是季洁那个样子——飒爽英姿，雷厉风行，目光犀利，气场强悍。甚至很多人在生活中看见我披肩发的样子都接受不了，认为我应该也必须是也必须是齐耳短发。
其实，生活中的我，女人味十足，女人们喜欢的一切东西我都喜欢，比如时装、化妆品、珠宝首饰。有些女人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也喜欢，比如旅游、做运动、养小动物。喜欢美食，喜欢血拼，喜欢在环境很好的酒吧、咖啡厅约闺蜜们聊天八卦，喜欢一个人躲在家里听音乐，看书，看影碟。你可能想不到，我是个网购高手，每天都会有快递送上门来，你可能更想不到，我还是个天才厨师，会自己在家烘焙美味的糕点。
为了这本书，翻出以前的资料，一组1997年1998年的照片让小编们惊呼，“啊，你的头发怎么是红的？你的眼睛怎么是蓝的？我用时下一句最流行的话回答她们：“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的发型总是乱变，是因为我有一个很棒的发型师，他叫谢谊，他总是劝我尝试各种时尚的造型，我也乐得让他拿我的脑袋当试验田，整染、挑染、混染，烫发、剪发、再接发，到今天我们已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重案六组》的短发就是我想好的样子，让他剪的。剪完了不过瘾，他说：“形可以了，但是必须得染色。”话说，当年他给染的那个颜色也曾引起一些争议，有人说：警察怎么也能染发？但是那一款柔顺亮丽的头发还是让大家眼前一亮，成为季洁不可缺少的标志之一。
说起来，我这“爱臭美”的毛病是从小养成的。
我们总爱说小的时候家里的条件一般，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的家庭条件都很一般，也很相像，一样的贫穷，一样的在贫穷中信仰着共产主义，生活艰难却又充实。我的父母都是天津铁路中学的老师，有固定的工资还有寒暑假，照理说，在当时也算是条件不错的了，但是他们两人还要各自供养在老家的父母，所以日子过下来也是紧紧巴巴的，并不富裕，但这并不妨碍我那“资产阶级小姐”出身的妈妈对美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我最早的美学教育都是来自我聪明美丽的妈妈。打我记事起，我就知道家里的窗帘，台布是妈妈用钩针钩的，甚至连台灯罩都是我妈用废弃的电影胶片做的。冬天没菜吃，妈妈在放暑假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很多玻璃瓶子，蒸煮消毒，再把西红柿切碎放到瓶子里，把蜡烛化成蜡水密封瓶口，这样我们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吃到新鲜的西红柿了。用过的挂历，甭管是美人的还是山水的，通通剪成小条，搓成一个个小纸卷，再用曲别针把小纸卷连成串，一排小纸串订到门框上，就是一个既漂亮又实用的门帘了。
我在我们大院里有个外号——小仙女，那年我6岁，除夕之夜，妈妈给我和弟弟两个人换上新衣服新鞋新袜子，每人又发了一只小红灯笼，姐弟俩唱着“打灯笼罐儿，着火了！”就往外跑，妈妈叫住我，让我在小椅子上坐好，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纸包，打开纸包，里边是一对粉红色的“绸子”，在我的两个小辫上一左一右系出两个漂亮的蝴蝶结，我已经美得不行了，但是惊喜还在后边。妈妈不知又从哪儿摸出一只圆形的小铁盒，打开，用小拇指蘸了蘸，然后仔细地涂到了我的嘴唇上，脸蛋上，我起身照镜子一看，红红的嘴唇，粉粉的脸蛋，美呆了。结果那一晚上我的嘴唇就再也没有闭上，一直撅着嘴唇吸着气，生怕把那一点点口红给蹭掉了。
天亮了去拜年，一出门，就碰见邻居家的姐姐下楼，用标准的天津话叫着：“哎呀，这谁家的小闺女儿，这不是仙女下凡了吗？”那一年，我在大院出足了风头。平时欺负我的小孩儿们也跟在我屁股后面跑。
可是我后来一直没有找到妈妈手里的那盒口红，所以我一直怀疑那不是口红，而是一盒印泥。
所以尽管小时候的我是个乖乖女，但是我在骨子里，跟妈妈一样，是个极其热爱生活的小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