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
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其实聂耳的原名并不叫聂耳，而叫聂守信。那么聂耳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聂耳天生听力特别好，这也可以说是音乐家的天分吧。他不但有音乐天分，而且他又具有表演的才能，善于模仿各种人的声音和表情。有一次在明月歌舞团的联欢会上，他不仅表演舞蹈，还模仿各种人讲话的声音，还有一个更精彩的节目就是表演两只耳朵分别一前一后地动，这点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这一举动把大家逗得大笑起来。从此他就在歌舞团出了名，成了大家公认的“耳朵先生”。他的听力好，也是促成这个外号的原因之一吧。当时他自己觉得这外号很富于幽默感，干脆改名为“聂耳”了，并在自用的便笺上印上了“耳、耳、耳、耳”，他的名字便由这四个耳字组成了，这样成了习惯，人们倒把他的原名聂守信给忘了。
聂耳在创作上最注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大家都会唱的《卖报歌》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那是在1933年的秋天的一个傍晚，他约朋友周伯勋出去走走，他边走边对朋友说：这条路上有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卖报时喊的名字很动听，想让周伯勋也听一听。当他们走到吕班路（现在的上海重庆南路）口时，果然看到了一小姑娘走来走去，匆忙地卖着晚报，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着报名和价钱。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她聊了起来，知道她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在回家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者安娥写词。”
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了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铜板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
这首歌很生动地描写了旧社会那些小小年纪就为生计所逼而不得不从事各种劳作的儿童的悲惨生活，使它成为儿童歌曲中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