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兴起，袁世凯当了不到百天的短命皇帝，便在绝望中抑郁而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代理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都督。
这段时间小凤仙天天都能获得蔡锷的消息，她闭门谢客，静等蔡锷派人来接。这时，她接到蔡锷写来的信，大意是说：自军兴以来，顿罹喉痛及失眠之症，现在都督四川政务、军务，实在是难却中央的盛情，所以勉为其难，等到大小事情布置就绪，就出洋就医，到时就偕你同行，你暂时等一下。
小凤仙天天在耐心地等待，可蔡锷已病情严重，来不及也无法偕同小凤仙出洋了。他沿江东下，经上海到日本就医，终因病入膏肓而在福冈医院逝世，终年35岁。
蔡锷的灵柩运回上海，各界在上海为他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小凤仙托人寄来了两副挽联：
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1949年，小凤仙隐姓埋名定居沈阳并嫁给李振海，成为4个孩子的继母。1954年，她在沈阳离世。1998年，孩子们才知道，继母“张洗非”原来就是小凤仙。
小凤仙是李有才和李桂兰的继母，李桂兰和小凤仙共同生活了5年。李桂兰认为，小凤仙嫁给自己父亲的原因是，“早在建国前，我父亲李振海就是大帅府的工作人员，小凤仙总去看望赵四小姐，我父亲完全有可能那时候就认识了小凤仙。两个人有个最大的共同爱好，就是特别爱听评书。”1949年，丧妻的李振海娶回了小凤仙。刚进门的小凤仙立刻成了4个孩子的母亲。这个新过门的母亲与周围的女人有着那么多的不同，“吃穿坐行就透着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李桂兰的哥哥李有才回忆说。那时候李有才20多岁，“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很少回家，和继母接触最多的就是妹妹李桂兰。”“爱美，整洁，不爱干活。”是李桂兰总结小凤仙的最大特点，“刚建国的时候，大家都穿得很土气，可是她特别爱穿旗袍，而且在旗袍一侧别着一个小手帕。”看着与众不同的继母，李桂兰忍不住好奇：“你为什么要把手帕别在旗袍旁边呢？”对于类似的问题，小凤仙只是浅浅一笑，从不作答。
“继母特别喜欢一张照片，她总是拿出那张照片静静地看，看照片时也从不忌讳我们，那是她和一个年轻将军的照片。”李桂兰回忆到，“照片里的男人很英武，肩上有着很大的章，衣服上还有很多金黄色的穗。我就问她，‘这是谁啊’，她还是淡淡地一笑回答，‘这是一个朋友’。”李桂兰家里的生活来源完全靠父亲在支撑，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即使这样，小凤仙依然过着悠然的生活。
“她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洗自己的衣服，从来不做饭，但是生活却很有规律，每天早晨自己出去遛弯的时候，都会在外面吃过早饭。
”对于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继母，李桂兰从不敢心生埋怨，“因为无论从哪看，她都是一个不一般的人。”小凤仙和梅兰芳的见面，证实了李桂兰的猜测。1951年初，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率剧团去朝鲜慰问赴朝参战的志愿军，途经沈阳演出，下榻于当时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招待所。小凤仙和梅兰芳联系之后，得以见面。
“第一次还是我带继母去的，因为那时我在政府工作，可惜第一次没有见到梅先生。第二次，继母带着妹妹李桂兰去看望梅先生。即使那次，我们也还不知道，继母就是小凤仙。不过看到梅先生对她的客气，隐约猜到，继母绝不是普通人。”李有才回忆说。
那次见面后，梅兰芳托人解决了小凤仙的工作问题，小凤仙被安排在省政府幼儿园工作。
1954年春，小凤仙患上类似于老年痴呆和脑血栓的病症。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陪伴小凤仙的是李有才的妻子佟桂英。
在小凤仙患病之前，佟桂英就已嫁进李家。“婆婆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那时候，无论街道组织什么活动，婆婆都积极参加，有时候还拉着二胡唱上一段，宣传党的政策。”佟桂英同样看过小凤仙的那些照片，而得到的答案始终只是：“婆婆淡淡地一笑。”对于小凤仙准确的死亡日期，李桂兰的回忆是，“应该是在1954年的3月份，不过，那时候我正好怀孕，所以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或许是50多年的时光流逝，让一段记忆变得斑驳陆离，李桂兰的哥哥就有着与妹妹不同的回忆，“葬礼我去了，父亲把继母最喜欢的照片放进棺材里，其他的都烧掉了，我记得应该是秋天的时候。”其实，小凤仙根本不会在乎后人如何猜测她，因为早在几十年前，视小凤仙为红颜知己的蔡锷，就已经给出小凤仙和所有世人一个答案了。
匡正
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生于1882年，从小天资聪颖，13岁中秀才，15岁时受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读湖南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维新党人谭嗣同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不久，梁启超这位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虽然蔡锷当时年纪不大，但很快被梁启超发现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杀、梁启超流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后来，梁启超得知蔡锷等同学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再次潜回日本并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梁启超的活动下，蔡锷于1903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时期入学的学员中，蔡锷、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蒋方震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张孝准在毕业后又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举荐去德国留学四年，但这两人在民国史上均不如蔡锷鼎鼎大名。
蔡锷回国之际，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毕业生在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是一个年轻有为但又好大喜功的人，他主政广西后，锐意延揽新政人才，办起了很多新式学堂，诸如法政学堂、警察学堂、优级师范、陆军小学、陆军测量学堂等等。由此，从日本学成回来但又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如庄蕴宽、钮永建、李书城、蔡锷、尹昌衡、孔庚、赵恒惕等纷纷齐聚桂林（当时的广西首府在桂林）。
蔡锷当时担任了广西兵备道总办、参谋处总办，同时还兼任了陆军小学总办，统领整个广西的新军及编练机构事宜，军权在握，权倾一时，很受巡抚张鸣岐的重视。不过，由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很重，身为湖南人的蔡锷在广西混得太好，难免引起当地人的嫉妒，结果惹出一场“驱蔡风潮”，令蔡锷不得不退出广西。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湖南人在广西定居极多，在风气、文化各方面又都比广西本地人要好得多，因而不免发生一些利益冲突。“驱蔡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这个学堂原本是为广西新军培养军事干部的，因为广西在清末编练新军时拟成立一镇一协（即一师一旅），但后来因为经费不足，所以只编成了一混成协。如此一来，干部学堂的两百多毕业生就大大地供过于求，作为兵备道总办的蔡锷决定从这两百多人中进行甄别考试，结果湖南籍的毕业生成绩远好于广西本地学生，在留用的120人中，湖南人有90多个，而被淘汰的大多为广西籍。
这下广西人当然不干了，他们认为蔡锷的考评袒护同乡，有失公允，因此在干部学堂内掀起“驱蔡运动”并很快波及其他学堂。不久，广西咨议局的议员们也群起弹劾蔡锷，使得风潮进一步扩大，广西人甚至罢市****，一致要求蔡锷离桂。在“驱蔡运动”的高潮时期，各学堂的学生排队前往抚台衙门请愿，弄得张鸣岐毫无办法，最后，蔡锷只能在压力之下灰溜溜地离开了广西。
古话说得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蔡锷在广西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下台后，云贵总督李经羲却随后将之延揽到云南，并担任了第19镇第37协的协统（旅长），这次是直接做上了带兵官。蔡锷之前做的大多是教官或者军政管理工作，手头没有自己的子弟兵，因而在关键时候无人可用。
半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20天后，云南的革命党人也发起起义响应。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新、旧军在激烈交战一昼夜后，第19镇统制钟麟同被杀，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俘（后被礼送出境），身为协统的蔡锷则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年仅29岁。
当上都督的蔡锷在民国成立后却遭到云南当地人的排挤（所谓“滇人治滇”，即本省都督须由本省人担任），正好袁世凯在此时下令调他入京，于是蔡锷顺水推舟离开了云南，遗缺由原贵州都督唐继尧接任。唐继尧倒是云南人，他既是蔡锷的学弟，也是其部属，在革命前的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中，蔡锷是协统，刘存厚是标统，唐继尧为营管带。
袁世凯对蔡锷很是欣赏，他将蔡锷调到北京的原定目的是让他担任新组建的“模范团”团长，可惜的是，袁世凯引进“外人”的提议遭到北洋派内部的强烈抵制，最后只能作罢。蔡锷到京后，虽然也担任过将军府办事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职，但都是一些虚职，这使得正值当打之年的蔡锷感到有志难伸，颇为郁郁寡欢。
清朝覆亡之后，蔡锷认为只有“强人政治”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并达到富强，而他心目中的“强人”正是袁世凯。因此，蔡锷在民国初年一直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对革命党的“二次革命”不予支持。但是，蔡锷到京后，发现民国的新气象很快便陷于消亡，而他看重的强人袁世凯并非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特别在谈判“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蔡锷更是对袁世凯失望至极。
蔡锷先到老师梁启超那里征询他对帝制运动的看法，在得知梁启超决意反袁后，于是便将红颜知己小凤仙给自己设计的金蝉脱壳计谋说了一遍，梁启超也很赞同。随后，梁启超便离开北京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蔡锷则故意在公开场合耻笑梁老师的迂腐错谬，并与帝制派人物打得火热，似乎也加入了帝制派的阵营。
对于蔡锷的动向，袁世凯很早就派有暗探跟踪，他对于蔡锷的突然转变并不敢轻易相信，反而加强了监视。数日后，暗探们听到蔡锷家中突然传来激烈的吵闹声。原来，蔡锷的原配夫人因蔡锷近日一直在与小凤仙鬼混，不过稍劝了几句，而蔡锷却趁势发作，要将夫人休掉，遣回老家。这事传到袁世凯耳中后，他不免为之一乐。后来，蔡锷也就趁机将夫人送回老家。
夫人离开京城后，蔡锷更是成天与小凤仙在一起厮混，而那些侦探们见蔡锷已沉湎声色，也就日渐放松了警惕。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前往第一舞台看戏，侦探们自然例行公事，尾随于后。蔡、凤二人进了包厢后，也未见什么动静，蔡锷还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侦探们见蔡锷的大衣挂在外面，也就轻松了许多，不必时时去窥探之。戏过中场，蔡锷突然起身前往小解，而侦探们见大衣尚未取下，于是也就不以为意。
不料戏已演完，却始终不见蔡锷回来，侦探们这下知道大事不好，等到他们追上小凤仙并索问蔡锷下落时，小凤仙笑道：“各位大人，我乃是风尘中人，蔡将军有何公干，岂是我等所能问，又是我等所能得知的呢？”侦探们听后，大呼上当，但也只好自认倒霉。
其实，等侦探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蔡锷早已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侦探们还在北京到处找寻的时候，蔡锷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乘轮渡海，潜往日本。等到了日本后，蔡锷才给袁世凯发电，称自己患有喉疾，正在日本医治云云。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哪敢相信，他随即便命令沿海、特别是云南和广西的地方官员严加缉拿，不得让蔡锷潜返入境。袁世凯没有算错，此时的蔡锷果然已经在前往云南的路上，那封电报也是他托付友人在他离开日本后才拍发的。
蔡锷到昆明后，马上与唐继尧揭起“护中国军队”大旗，并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云南独立，举起反袁大旗。昆明的民众得知消息后，立时欢声雷动，并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在群众大会上，蔡锷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争取的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国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在宣布云南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人随即组建了护中国军队，出兵讨袁。护中国军队当时共有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军西向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兵进广西并直抵广东；第三军总司令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兼任，坐镇云南后方。1915年底，蔡锷的第一军和李烈钧的第二军陆续分批开拔前线，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的第一军共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朱德当时任第六支队长，即原来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兵力尚不足一万，出征的时候只有两个月的粮饷，而且基本是步兵，只有一个骑兵连和少量的重武器、轻重机枪。出发时，每个士兵所携带的子弹仅300发，炮弹更少，可谓是孤军深入，十分悲壮。
蔡锷所部护中国军队到川南作战两个月后，消耗甚大，而后方唐继尧又未能及时接济，以至于陷入了极大困境。蔡锷曾在此期间给友人的信中说“所难者枪支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好在护国战争只进行了半年，袁世凯便在内外交困中一命呜呼，蔡锷的“护国之举”也就大功告成。
令人惋惜的是，就在袁世凯死去后不到半年，两位赫赫有名的“共和伟人”便先后去世，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则是蔡锷。蔡锷当时患有严重的喉疾，加上作战的条件极其艰苦，“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使得病情久拖不治，日益恶化。等到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旋即赴日本医治，但为时已晚，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35岁。
“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在蔡锷病逝后，其师梁启超十分悲痛地为自己的爱徒撰写了这副挽联。1917年4月12日，蔡锷移葬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仪式，这也是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