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的20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都已经能列出一长串名单。我想整个人类历史中，或许只有几个时期能与这个世纪相媲美了。但若要以深度论，苦难与辉煌，开创与退缩，强横与抗争，或许这个世纪所发生的一切比其他历史时期都更大、更广，完成得也更加卓越。而要从‘足球文学史’出发，专论史学领域，也已经过去100年。无数皇皇巨著和身后的伟人，人类发展史中拥有了他们，让中国和世界都感到骄傲。而现在我所要开创的‘足球文学史’，渴望达到那一高度，也正是要向他们致敬！
在这里我则希望略微列举四代中国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卓越成就，为已经提出但还并不知道如何行进的‘足球文学史’，找寻到它在历史上的祖先。
与王国维、罗振玉交好的顾颉刚是我列举的第一位杰出历史学家。由中华书局在80年代整理出版的40卷顾颉刚文集卷帙浩繁，记录了老先生一生的治学风度。他是20、30年代过来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学者之一。深受前两位宗师的启发，顾颉刚的史学之风建立在中国古学基础上，然对时代特点鲜有评价，属于关在书斋内做学问的一类。因此他的声名享誉史学界，从不参与政事与社会批评，普通民众对他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泛泛的讨论上，一分钟以后就又忙于自己的生活和娱乐当中。我没有资格批评普通人为何不愿意去详加了解先生的史学成就，但我一定知道的，是顾颉刚的成就普通人无法比拟。
使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史学研究的中国第一人物是40年代声名俱下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颧骨很高的历史学者在年轻时期的经历使他对治于史学的方向与前者有很大不同。眼看中国局势的动荡，真正走出去的人远在多数，翦老杰出的历史眼光，独立的个性和生命活力，他会作出这一开创性的历史贡献绝不奇怪。从殷商时期写到抗战以前，十几卷的翦伯赞史学稿让人叹为观止。从正文书写到脚注，从插图到正本创作，捧在手里的一整套翦伯赞文集让人感到沉甸甸的历史重量。我所不了解的是当代中国还有多少非历史学类的学生会对此感兴趣，纵使历史学类的学生在今天也全不是为了治学而去深读前人的伟著。几乎无人不遗憾今天的学风，是不是一个民族一定要到了危难之时这样的胸襟才能敞开，这样的气质才能恢复？我很遗憾。但我也不会过多理会，而是成为自己，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身教比言传总要来得有力。
所列举的第三代历史学人则是范文澜，中国断代史与通史著述在建国初期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在他那里已经不怎看不到40年来民国的治史学影子。完全不能说承前启后，无论从历史影响、天资、方法再到成就，或许与已经被普及到今时今日中国人心中的那几座高山不相比较，然范文澜的一部著作便已能为后人做历史的参照，被奉为顶级史学大家。而50年代的中国学界风气，在今天又有太多人重新在看、在读、在议、在写，当然仍然是上世纪不可忽略的人物之一。
最后要列举的人物则是史学大家白寿彝。热爱第一，敬重第二，追求第三，我会仔细阅读众前辈的著作不外乎于此。在今天的社会发展景况中，史学乃至文学都已经变成冷门领域。度过了毛的时代，中国正在转向，却也为真正热爱史学并积极参与到其中的少数人提供了稳定的研读与写作环境。我非常好奇想问，把今天的中国与建国之初的中国调换一下，会不会非常有趣？白寿彝是与翦老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80年代以后恢复著述的他又用自己精湛的学术修养与能力，继续为世人奉献杰出史学作品，并未今天的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以史为鉴’‘借古讽今’都只是一句废话。病逝于世纪之交的白寿彝老人的史学成就是对我已经充满信心建立起来的‘足球文学史’最后的激励。
‘足球文学史’或者不是一本书，一套著作。就像我将在‘足球文学知识学’中贯穿符号学方法一样，‘足球文学史’可能是我在今后建立并实践‘足球文学’理论的一个过程，是活生生的中国足球天翻地覆变化的见证，也是为更多后来的中国人继我之后使用和发展‘足球文学’的契机。期待吧，期待3年以后我所走来的这条道路，能够跳出文史领域，让更多有识之士、充满活力的人进入，以他们的天赋为此作更广、更深的延伸。
我，尽力吧。
足球文学，举国体制，顶层设计
那是传媒大学东南门外的一个小报刊亭，中午过后我会有些空闲到那里翻看报纸与杂志。“顶顶层设计”是不是就是那时候看到的？这句出自经济学家吴敬琏之口的话，是对近年被用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的建筑学术语‘顶层设计’的加工。“中国需要顶顶层设计”，原句如此。我将它用到这里，并不是希望一口气要将‘足球文学’拔到国家的高度，以我现在的条件也根本做不到。我所希望的，是‘足球文学’能够上升的空间，及它为中国乃至世界体育接受的潜力。
还有一次，是在首都图书馆读到的两部大作，《奥林匹克史》与《美国传媒史》，彩色铅字读本与硬皮插图读本都厚达700多页。我坐在那里狼吞虎咽地阅读，并感受着已经发生、发展与正在发生的公共事件。旅游系出身的我对艾维·李的名字也是比较熟悉，在《美国传媒史》里读到了关于他的事迹。而这个时候，关于‘足球文学’的思考、写作和理论锻造已经经历了1年半。我在不数分秒的时间里旁征博引，从各个理论领域寻找这一开创的依据、科学性与实证价值。每读一页，多有一份的体悟；每获得一份新的知识信息，就多了一份对于自身理论能力的自信。再结合着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足球事件、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我将更自信于‘足球文学’能够达到举国的高度。对，与现行中国体育制度‘举国体制’并列。而关于它（举国体制）的争议，就是接下来我要展开叙述的内容：‘足球文学’的提出能不能与举国体制并存，它算不算对‘举国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的质问，并且在承认‘举国体制’在国家体育发展中起到的促进作用的前提下，为中国足球提供与‘举国体制’并不矛盾的另一条道路。
那么首先，就要对‘举国体制’的两个面向提问。我想起的则是“世界杯还要不要进行三、四名决赛”“奥运会是否取消足球项目”（最近听闻到因为中国一家独大，要取消乒乓球的声音）两个最大的国际体育的争议。当然在这之后关于“兰帕德、杰拉德在英格兰如何共存”“在主干力量没有衰退以前，其他球队能不能找到克制巴塞罗那球风的办法”等足球话题的争论就更多了。这既是体育赛事的整体魅力所在，也是发展中的人对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渴求。而我在这里要提出的则是关于‘举国体制’的辩论：‘救活了一棵树，死了大片林’，以及‘举国体制’仍然不能放弃。
首先什么是举国体制？对于中国普通大众，这本身就是一个陌生的东西。锅碗瓢盆、家长里短以外，不外乎升迁、荣辱和生老病死，在人的基本生存之外，只有额外天赋的赐予，才能于事理中发现真知，用真知创造新的知识，用新的知识打破陈规，带来新生。这又是一个反复，却是一个值得人憧憬的反复。在最初进入足球到提出‘足球文学’，再到发展‘足球文学’，实践‘足球文学’的过程中，我对此也是极为陌生的。但随着交流和阅读越来越深入，对于它的接触和认识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举国体制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后提出，主要作用于中国体育领域的建设。三十年下来几代人所看到的、经历的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个体的闪光与国际体育形象的提升，都有目共睹。而在我们这一代青少年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又一个体育榜样的树立，让更多中国拥有体育特长的孩子走上了‘为国争光’的路。在这里，虽然那时候的我们根本没听过‘举国体制’一词，却能感受到国旗的号召下，一面面金牌噙下我们泪水时的激动。2011年以后，由于深入了对‘足球文学’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对于先进主导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顶层理论设计也必然要接触了，至此，22岁的我才开始深入了解‘举国体制’的核心，并且加入了它对‘足球文学’的反向思考当中。
‘举国体制’是举全国之力，凝聚各地方优势体育资源为国家输送人才与物力，并使得中国在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一系列制度。一句话之下，整合了中国30年的体育发展之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举国体制’，即使国旗下的泪水多么蒙蔽我们的双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国际体育明星的出现，还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谁说不是呢？但有人已能清醒看到并明确指出它的弊端：救活了一棵树，死了大片林。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改革开放中人才设计出来的？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中存没存在过？恕我冒昧，这本身就是一个怪诞的逻辑。哪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不想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地位，获得广泛称赞？哪一个国家不是要寻找本国正在从事体育事业的最顶尖的人才为国家效力？没有基本的人才储备与物资储备怎么可能获得更高的赞誉？借此，提出‘举国体制’我想无可厚非了，但请别把我套进去！为国征战与为自己热爱的体育事业奋斗本就是一对矛盾体，无所谓你死我活。已经允许公私合营，私企拥有绝对的市场主导权，那么来到体育产业，从事体育事业并能登上国际舞台的顶尖选手为何一定要以国家的名义存在？强制施加任何意志都有悖于人的自由，我想追求了一百年的中国先人对和平、民主、自由、容忍的理解一定不比近30年来的人差。“像******同志这么伟大的人物都说过自己也犯过错误，‘两个凡是’的观点又怎么能够成立呢？”，我没有资格说‘举国体制’是一个错误的国家意志，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它离让中国社会成为体育的社会，将体育的精神倾注到每一个个体，还差得很远。
这便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又一难题，是贫富悬殊在体育领域的真实反映。美好的梦啊，你离现实究竟有多远？现实啊现实，我还在做着梦。让老年人去过问国家忧患吧，我们继续唱我们的歌，跳我们的舞，手牵手我们一起走，过幸福的生活。等到老了我再回过头来，一代人的青春就在这样的消弭中逝去了，啊——我还能追求怎样的青春，怎样的人生呢？述到这里，我当然觉得毛主席‘对人的改造’的伟大事业还未成功。他改造不了人的情感，人的兴趣，人的各自的追求，都要改造为为其他人服务，心怀天下什么什么的，中国真的就变成了‘一个中国’了。来到体育制度上，能看到我提出的‘足球文学’在字面上就与‘举国体制’相差甚远。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具体项目上的理论建设，这是对全球第一运动在文本意义上的追逐。它们之间能够产生到什么必然联系吗？因此，我将在对‘举国体制’进行两个面向的辩论上，带入到‘足球文学’的理论设计当中，并且将它们并列到‘顶层设计’。如果我做到了，请你能理性了解以后再看是不是要骂一两句。如果骂不出来，那就请你接受并参与进来，或主动或被动，我也已经走得很远，你抓不住我了。
因为这是关乎到14亿中国人的体育生活，而不只是为国争光的那一个顶尖团体！根本无从参与到职业体育活动的个体中国人，在体育以外有着极为广阔的行动空间和选择空间，爱好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你要将它划归到什么产业，体育本身始终是健全每一个人的最基本方法，也是人自生来就需要学习和掌握的能力。体育本就不是高度商业化后为人切分的小块蛋糕，它本就是一个整体，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入、随心享受生命过程的自由意志。或许还没有哪一本教材能教育出我们的学生真正的体育观，他们都是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养成的。既然如此，‘倾国家之力’‘集地区优势’的做法是否符合健全每一个人的体育生活理想的原始人类诉求，真的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我不否认的是已经过去的历史，当时提出并实施这一理论设计的人的远见，而我想说的是30年后，中国体育已经被定性和将要被定性的部分，是否是所有人当初所想？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么请让我用‘足球文学’在中国足球当中先行试法，推翻‘举国体制’里那些不合理的灌输。
足球当初在不在‘举国体制’的设计当中，我们不得而知。这项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太大，社会作用太突出，小众体育项目根本无法相比。因此‘倾国家之力’‘集地区优势’也自然难度极大。一句“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话说了30年，我想真真能实现的话，21世纪以后的中国足球也未必如今天所见。但我们遗憾的是，在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我就根本没有任何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而当时的我对参与现实足球运动的热情也不高，学校里安排的有限的体育课程表里，也从未安排过专门的足球技巧的训练。我出生在80后的尾巴上，邓爷爷已近九旬，那句话如果能落到实处，以踢球天分极差的我如果也能被逼刻苦训练，是否也有入选职业足球队的可能？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逻辑。
在3年来的“足球文学”理论设计当中，我就早已注意了其传播新知识的功能。在已经完成的作品和讨论里，我已就‘足球文学’一词的提出是否科学，是否具有意义作出了证明，在接下来的写作和理论探索中我也将继续做这个事。“足球文学”要实现足球运动在中国的改变，不仅仅是要告诉更多人它是什么，更要让人明白足球在中国社会中能够起到怎样积极的促进作用，足球在中国到底能变成一个具有怎样价值的人人共享的社会福利。文学在历史中被证明的普世价值，足球在社会进程被证明的传播价值，我想如果中国足球本身能够非常良好的运转，国际足球在你争我夺之后并不存在强国弱国之分，小国如饥似渴向足球强国购买资源，那么我又有何必要费力不讨好弄出一个‘足球文学’来？在《足球文学方略》中我就已经对自己做出过否定，在这里再来一次。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和探索时间里，我也将再继续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