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东坡身上,能读出北宋的味道。
这是一个精致典雅的朝代、一个逞才斗巧的朝代,这是一个在沉思中追求新趣的朝代,这是一个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朝代。东坡只能属于北宋,就像阮籍只能属于魏晋,李白只能属于盛唐。
东坡不刻意为文,而文绝千古,不刻意为人,而名重九州。他只不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得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是东坡的文章之道,亦是他的人生之道。
于散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于诗,他站到了宋诗的最高点;于书法,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北宋四大家;于绘画,他最早提出文人画概念;于词,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东坡的创造力让人羡慕而惊讶。赵翼说他:“天生健笔一枝,爽若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东坡自己也毫不谦虚:“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自成江海的他,随意施出一瓢,便能灌溉大片田园。但他最成功的作品,既不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是《赤壁赋》,也不是他画的墨竹,而是他自己——他那美丽、丰富而别有趣味的人生。
不管他本人愿不愿意,在有着浓厚“彰善瘅恶”传统的中国,一个人死后即自动成为楷模或者箭靶。史书留名是对生者的警戒,即使皇帝也要忌惮史官手中的那根笔;对死者,则是生命价值的再次体现。
东坡不幸,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但后人却因东坡的不幸而幸。假设东坡逢圣朝,遇明主,无灾无难到公卿,生前尊显富贵,死后备极哀荣,那么世间不过多了一位能诗善词的富贵闲人,而错失的将不可估量:黄州东坡荒砺的田地里,生长着在厄运中保全自我的法门;惠州瘴气弥漫的林间,散布着从悲痛通往闲适的路径;儋州卑湿蒸溽的天地中,潜藏着“习而安之”、无失无得的人生哲学。但他没有一直倒霉,中间还走过几次运,“三入承明,四至公卿”。他的一生,像极了命运的恶作剧。但若不是这样,东坡便无法向世人演绎“宠辱不惊”的风华。
东坡应对苦难和迫害的心灵源于儒家固穷的坚毅、老庄的超越和禅宗的平常心。或许正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于其放达的灵魂中,所以“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林语堂语)。
有了放达的东坡,便有了“豪放”的苏词。“豪放”二字,似乎全然是“大江东去”的豪情与“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不羁。可是翻开他的词集,会发现这种印象与真正的东坡相差太远。还是王国维的评价贴切:“东坡之词旷”。
“旷”才是苏词最重要的特点。东坡的清旷之气,让本为“艳科”、“小道”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从此,词方可登大雅之堂。
有真性情,方有真文字。元好问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他就像口无遮拦的孩子,心中所想,都流入笔端。东坡一肚子不合时宜,到了词中,全成诗意。读东坡词,可以爽口,可以怡情,可以遣怀。
西坡
201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