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致玉决定转业。这个念头最先在脑子里出现，是二○○一年春节，付诸行动则在当年末，而最终得已心遂所愿，是在二○○三年底。
若不是正好赶上军队第十次精减整编，按张致玉的军龄和职务，那年也是转不了业的。像她这样的年轻军官，在那个时候是不容易转业。如果转业那么容易，她兴许早就在心里筹划这事了。
事实上，在她刚刚以干部身份待在那山沟里的五年，她是最不想待在部队里的，但那时候她连想都不敢想转业这种事。
二○○一年春节，张致玉之所以突然被转业的念头缠住，跟她回家探亲有关。当然，探亲，只是导火索而已。每一个决定的诞生，必定源自多重理由。
从那次被暴发户骚扰的探亲后，到那个二○○一春节，张致玉探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两次？还是三次？她记不大清了。她跟家里人越来越疏离。多数时候，她如同每一个游子一样在异乡思念亲人和家乡，心里充斥着回家一看的冲动，但她也就仅止于此。她和普通的游子不同，她想回家，但又极其抗拒回家。有些时候，她在某种心境导引下，走向了极端的郁闷中。那时候，她会觉得，在这个世上，她是孤立的。
家乡又变样了，房子越来越新，人们过得越来越好。在二○○一春节的这次探亲中，她恰好又碰到了一件对农民来说不可谓不重大的事：她家所在村及附近两个邻村，被政府划为未来重点开发的旅游景区，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开发着。村里一些脑子快的人搞起了农家乐，几家人合伙把庄稼地拾缀成果园，有人把自家的房子开辟成麻将馆，甚至有几个年轻人在讨论着要在这里搞娱乐厅，总之，谁都想趁着突然变成馅儿饼的政策打到他们头上的时机发家致富，都削尖了头想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到最大化。张致玉的父母相较起来就很蠢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竟然在一场奸诈的邻里纠纷中失掉了一块看起来未来会炙手可热的土地的承包权。
这个事是这样的，早几年，暴发户的存在使他们觉得自家的承包地成了累赘--他们不在乎地里那点收成了。向政府退，又退不掉，主要是村里人都不愿种地，有点力气的人全出去打工了。谁愿意在家侍候那一亩三分地呢？忙乎一年都挣不下几个钱，还不如出去打工。没办法，他们几乎是请求了，叫一个邻居帮他们种地，农业税、人头税都由他们自己出。这还有点划算，那邻居便同意代种了。可就在不久前，因那邻居家有亲戚在县里，提前得到了这里要被政府划为旅游区的消息，唬使他们出让了土地的承包权。等到张致玉迟钝的父母听说旅游区的消息时，他们家那地的承包权早就归属那邻居了。土地就是这样，好政策没到你这儿，它贱得都会让你觉得拖累，好政策突然到了，它就成了金子，价值无法估量。现在张致玉父母大呼上当，后悔莫及。
他们后悔，是因为就从那段时间开始，他们突然变成了一对最无依无靠的人。暴发户生意越做越大，眼光也越来越高，包了二奶不算还包三奶四奶，可他还是不过瘾，非得把张致玉那俗气的妹妹开除了才踏实，这家伙精透了，把人一脚踹开了，却没有破多少钱财。可怜张致玉那妹妹，因未获太多财产补偿，只好继续委身于暴发户，其实那是她自己赖在暴发户身边，那杂种根本就不爱搭理她了。暴发户如今长年居住在成都，张致玉的妹妹就住在一幢产权是暴发户的房子里给他带孩子--那孩子是她的--孩子上小学了，她每天接来送去，把自己忙成了一个保姆。她还是对外宣称暴发户是她老公，实质上却已从法律上的原配沦落成了真正的四奶五奶。她没文化，虽然自己不想但也只好变成这样一个连自己都看不起的女人。无疑她的命运会给张致玉带来诸多启迪。
那真是一个悲悲戚戚的春节，张致玉在家里总共待了十天，耳朵都快因母亲的哭泣和父亲低声的唠叨失聪了。
“我们以后靠谁啊？”
“你妹，我们是指望不上了。”
他们那副天塌下来的样子，让她难受、愤慨。他们临到晚年还遭受如此大的不幸，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态度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一个一辈子都想依赖别人，不懂得自力的人，最终要吃大亏的。有时候张致玉会黯然想到，若不是她的父母这种依赖心理太甚，她也不至于从小就有那么多的危机感和压力，也不至于在很小时就要自力更生地构筑自己的未来。现在责怪他们早已于事无补。当务之急，是她发现，这个家庭的重担重新落到了她身上。她再次成为这个家庭的希望和主心骨。
很奇怪，这种责任感并未令她感到负累，反而令她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激情。
某些瞬间她觉得，她重新揽下了一副重担，但却获得了某些看不见的东西，比如，她不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了，父母重新属于她一个人，家乡也不再与她格格不入。她因这种突然得到的充实感而觉得浑沌的视野敞亮了，前面出现了新的路，她为此感到浑身是劲。
“我争取今年转业。”
在离家之前，张致玉突然向父母说了这样一句话。她父母显然是无知的，并不知道这对她来说意识着什么，掂不清轻重。他们只能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反正你的事我们也不懂，你自己看着办吧。”
张致玉在心里告诫自己：她不是说着玩儿的，她接下来得好好思量这件事。不想不要紧，一想她还真觉得这事非做不可。看啊，她都三十一岁了，工资也就一千块多一点，这点钱每月供自己开销都不太够，她每次去大路边上的专卖店买件衣服买双鞋子的都得犹豫半天，那日子真是缩手缩脚，因此猥琐得很，扪心自问，真不是她喜欢的生活。更别奢谈其它了。现在，就算在部队里，人们也成天在讨论房子的问题，市面上房价蒸蒸日上，就算X市这么一座小城，她一年不吃不喝，也买不到两平米的房子，照这样下去，她得七老八十了才能住到一幢自己的房子里，更别说去拯救她的家人了，自己都救不过来。
凭她对自己的洞察，这么多年来她的感情经历也表明，她对爱情是苛求的，态度是纯粹的，尽管她条件好，也不可能利用自己去拯救自己及家人，不是不想做，是做不到，个性使然。她妹妹的下场也表明，就算女人，也要自强自立。她必须去开创一条更令她心里踏实，更有益于她家庭的道路。只有转业，才有发现和找到那些道路的可能。她在部队这条死胡同上，能走到哪里，走到什么程度，是一目了解的，那就是，看起来体面，实际上，至少，永远要过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深层次的贫乏。她现在置身的这条路，对她来说瘦弱而贫瘠。她需要去往别的路。想到这些后，她发现原先若有若无困扰她的那些冲动就明晰了。
“我要转业！”
她回部队就立即向部门领导口头宣告，以此探探虚实。到了年底，她果断向组织递交了一份言词恳切的转业申请书。
张致玉写了三年的转业申请，最后才转业成功。
这三年时间，她过得特别浑噩。此后回想这三年，她不记得期间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深刻记忆的话，那就是一些特别恍惚的影像：三年里，她反反复复地、缓缓地，低着头，走过宿舍与办公楼之间那段不足三百米远的水泥路；她坐在宿舍里，望着窗外的寂静的操场发呆。
在这三年的后期，她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仍是那只琥珀里的虫子。X市军分区的生活本质上和那山沟里的生活一样。只要待在部队，终究有些无形的东西会将你排除在广义的社会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