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上帝光环的侵华帮凶
西方殖民者在武装入侵中国的同时，还派出大量传教士作为侵略先锋，借助宗教的名义干了许多靠武力办不到的侵略勾当。
早在16世纪葡萄牙占领澳门后，就陆续有传教士以此为据点潜入中国。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他们利用金钱和外国物品取悦中国政府上层集团，博得他们的信任以便在中国能很顺利地传教。有了政府这一后台，事情明显好办多了，天主教教徒发展迅速。后来，这些传教士越来越嚣张，罗马教廷还曾指使其传教士反对中国的传统习俗，甚至干涉内政，引起清朝皇帝的警惕。1724年，雍正皇帝正式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继续活动，没收各地教堂。直到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活动被中断了一个多世纪。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传教士再次尾随侵略者来到中国。靠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一份份不平等条约都特别规定了传教士们的特权，不仅可以在通商口岸活动，还可以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这些人与侵略军、驻华使馆人员相互勾结，榨取中国的每一块血肉。而这其中的“翘楚”当属德国人郭士立和马礼逊。
早在1832年2月，英国侵略者就派“阿美士德”号舰船潜入我国沿海达六个月之久，主要活动就是窃取沿海地区的情报，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做前期准备，郭士立就是此次间谍活动的重要头目之一。他不仅汉语十分流利，还会厦门方言。利用这一优势，他以传教、行医为名，大肆笼络人心，麻痹当地人。在郭士立等人的欺骗宣传下，当地民众甚至一些官员竟把“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做是“切望和平交易的商船”。
“阿美士德”号可谓“满载而归”，他们探得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的水道，并制成航道图，也看清楚了清帝国的政腐军废，经济十分不发达。英国侵略者掌握了这些情报后，就没有任何顾虑了，鸦片战争也伺机而发。
鸦片战争期间，郭士立作为翻译，参与了侵略的全过程。他随英军到宁波、镇海、定海和上海等地，除与英军一起掠夺财物外，主要活动仍是刺探情报。在英军进犯上海之前，郭士立得到情报说，当地居民已暗地里把财物转移或藏起来。他立即向英国陆军总司令郭富报告，建议迅速攻占上海。郭富听后便立马调军进攻上海。
郭士立是如何得到这些情报的呢？原来每当英军占领一个城市，他便潜入当地衙门偷看档案，还收买大批罪犯、流氓、赌棍等作为探子为其服务。正是因为他收买了这些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以至于连清政府进击宁波的日期，都被他提前摸清了。
另外，郭士立抓住清政府妄自尊大的弱点不放，向英军献计说，只有采取“强硬”措施，才能迫使清政府屈服。从战争开始直至条约签订，英国殖民者都是按郭士立的思路行事的。正因为如此，林则徐认为郭士立是个“危险人物”。
郭士立在中国干的勾当可不只是搜集情报，他还一直与鸦片贩子狼狈为奸，共同分赃。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最大鸦片贩子查顿得知郭士立既会汉语且在中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极力邀请郭士立入伙贩卖烟土。查顿对郭士立说，“此行（贩卖鸦片）所得利润越多，我们也会相应地多给你分红，这样你所抱的崇高目标就可以更快、更好地实现，我们十分关心你的成就”。郭士立从鸦片贩子那淘到第一桶金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836年，英国驻粤领事义律把郭士立请过来，让他做份扩大鸦片销路的营销计划。同清朝官员接触久了，郭士立摸透了他们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他十分肯定地对义律说：“清政府只知因循守旧，丝毫没有进取之心，非但不了解世界发展趋势，还自欺欺人地妄自尊大。那些权贵重臣基本都是些奸佞之徒，而且朝廷命官大部分都吸食鸦片。所以，只需向这些官员行贿，扩大鸦片销路一事绝对不成问题。”义律听后十分高兴，便委派郭士立负责贿赂那些清朝官员。
另一位臭名昭著的传教士马礼逊，可谓是继承其父的衣钵。他的父亲罗伯特·马礼逊于1807年受“伦敦宣教会”派遣来到中国。他在传教的同时，还在东印度公司做翻译工作，并替公司贩卖鸦片。
1834年他死后，其子约翰·马礼逊继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同时在中国传教。
鸦片战争期间，马礼逊和郭士立一样，一直做随军翻译，亲身经历了一场场的侵略战争。和郭士立一样，他也在中国混迹多年，对中国，尤其是对清政府吏治的腐败和军备的落后情况了如指掌。鸦片战争中，他经常充当英国侵略者的谋士，成为侵华行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英军在攻占了镇江后，按计划是要北上进犯天津的。马礼逊立即献策阻止，他说：“燕京漕运，以江宁（南京）为咽喉，今但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所求当无不如志。”意思是一旦切断通往京城的漕运要冲，那么无论英军想要什么，受威胁的清廷都会答应。其后，马礼逊跟着璞鼎查横行于长江流域，因为他，清政府花50万两白银“赎回”镇江，300万两买回南京。据说，林则徐当时最恨的洋人就是他。
甚至连投降派大臣耆英也说马礼逊阴险狡诈，非常善于洞悉、利用一切情况；而且还懂汉语，为英军出了不少的阴谋诡计。英国侵略军中主事的人不少，但有最终决定权的却是他。如果有审判的话，马礼逊肯定要以主谋罪论处。两江总督裕谦还曾贴出告示，谁抓住了马礼逊，便赏“洋银3万元，奏请赏戴翎枝”。
在1842年的中英谈判中，马礼逊又为英国敲诈了许多特权。整个谈判都是由他和郭士立充当翻译，中英双方各自的立场都由他们负责阐释，《南京条约》的所有内容由这两人一手包办。在议定条约时，马礼逊威胁清政府，如果不割让香港，不开放五个通商口岸，那么等着清政府的就是英国的大炮。
由于马礼逊和郭士立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英国政府十分满意。于是，马礼逊就成了香港立法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地政府秘书，郭士立也成了香港殖民地政府的秘书。
郭士立和马礼逊只是众多充当侵华帮凶的传教士的一个小缩影而已。到19世纪末，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多达三千多人，其足迹遍及中国的城市乃至乡村，其中有很多像郭士立、马礼逊之流的间谍。这帮传教士披着上帝的外衣，却在中国为非作歹，早就引起公愤。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直到19世纪末，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发生过300多起反洋教的斗争，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更是将反洋教斗争推向了高峰。
中国关税自主权是怎样丧失的
自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后，列强的胃口被越养越大，其侵略触角遍布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前期以占地为主，中国人多，意味着潜力超大的消费市场，向中国倾销更多的商品是其首要任务；后期以资本输出为主，让中国的钱自动流入他们的口袋。作为晚清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关税，就是列强垂涎的一大块肥肉。
为了拿到中国的关税，列强无孔不入，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在当时的中国官场，关键部门里得有“自己人”才好办事。于是，历任海关总税务司都不是黑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这也就意味着当牵涉到收多少关税、怎么收的问题时，清政府已经没多少发言权了。更严重的是，这笔钱最后进的是洋人的口袋，因为晚清政府的国库早就被列强掏空，后来再签的条约的巨额赔款都是清政府拿关税做抵押，向列强贷款支付的。这个时候的清政府实际上是处在一种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状态中。辛亥革命的枪声刚一打响，中国关税的保管权就被列强骗走，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完全丧失。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关税是怎么一步步被骗走的呢？
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在当时的影响那是相当大的，但同时也给了英、美等国抢东西的理由。它们说，为了防止中国海关落入起义分子手中，它们会派人保护江海关。这个理由太“光明正大”了，以致清政府都没办法说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如法炮制，将上海的成功案例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1858年11月，清政府与英、法、美在上海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条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赫德成为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而且直接垄断了这一职务。其他列强虽然无缘总税务司，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它们争先恐后地挤入中国海关，毕竟里面有油水捞的职位又不是只有这一个。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就这样没了。
让李鸿章倍感痛苦的《马关条约》需要清政府赔给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为筹借这笔巨款，清政府只能向俄、法、英、德借债，前后借了三次，每次的欠条上都写着“以中国海关所入税项及存票作为担保”。1901年的《辛丑条约》要赔4.5亿两白银。条约中明文规定，赔款的来源之一便是新立海关的税收、之前做担保的款项付完本息后剩下的钱以及关税收入增加的钱。于是，中国的关税支配权也没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已经和清政府有众多利益纠葛的列强，此时最担心的就是一旦清政府倒台，估计它们的财路也就断了。这种恐惧感让列强们不约而同地联合抵制中国革命，第一件要紧事就是把各个海关的钱都转到革命党人够不到的地方。10月15日，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向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他设法尽快把所收税款汇到汇丰银行的账户上，以防税款落入革命党手中。没过多久，安格联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秘密会谈，准备将已被革命党掌控的各通商口岸的全部税款转移到汇丰银行，以总税务司或领事团的名义进行保管。为了避免中途被革命党人劫车，列强调派军舰为各个口岸税务司护驾；还嘱咐当地领事从外交上协助税务司。
10月22日，湖南军政府照会长沙税务司伟克非，声明军政府已经成立，也有了自己的海关监督。同时非正式地告知苏古敦，军政府将会接管海关并检查税款。因为有外国领事撑腰，苏古敦等人非但不承认军政府，还叫嚣说，税务司只听命于总税务司，税务司处理海关事务的权力是“遵照各国条约”的合法行为；何况关税早就被当做外债和赔款抵押给了洋人，如果干涉这些税款，势必会惹到西方国家。
总之一句话，明智的选择就是将税款按原样交给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
11月1日，湖南军政府政务部长谭延恺再次发出照会，要求由军政府外交司管理长沙关关税，所得税款应存入大汉银行；不只是税务司不能动用这笔钱，就是军政府也没有权利擅自使用它。伟克非坚持税款必须存入汇丰银行，还威胁谭延恺说此事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需要慎重考虑。11月8日，军政府最后妥协，同意伟克非有关税款的处理安排。列强完成了掳夺关税控制权的第一步--把税款转存到外国银行。志得意满的列强还得意扬扬地夸奖湖南军政府，说他们“竟然这样讲道理”。
11月11日，安格联命令伟克非去见陈安良，要求动用税款，但被军政府拒绝。军政府说，如果满清政权灭亡了，那么民国政府自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它没有还完的债务；但是现在清政府还没垮台呢，所以要追讨外债的话，就应该向清政府要。
22日，军政府又告诉伟克非，外债是关系全局的大事，你们应该等政府正式成立后，由新政府再向各国代表进行交涉；并保证说只要交涉成功，湖南政府一定照办。于是，列强转而和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进行交涉。软硬兼施之下，伍廷芳等人同意了列强的要求。
事实上，为求得列强的支持或中立，广东、上海的革命军政权早就同意还是由总税务司保管税款，以继续支付遗留下的赔款。此前立志收回关税权的湖南军政府最后还是没能抵抗住，在12月底同意伟克非的要求。
各国列强也不是铁板一块，之前为了关税问题结成同盟，现在钱有了，同盟存在的理由没了。各方围绕谁来支配这些钱的问题吵得不亦乐乎，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没有借钱给清政府却享有庚子赔款的国家，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它们希望由庚子赔款银行委员会代替汇丰银行保管这些钱；另一派就是既是庚子赔款的受益人又借钱给清政府的国家，它们强烈反对上面的建议。安格联向朱尔典建议说，关税应该由总税务司全权保管，然后把与1900年以前与外债有关的银行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清算偿付事宜，并决定税款该存在哪家银行。经讨论这个方案被大家接受。至于委员会该怎样组织，则由上海的各大外国银行讨论确定。
在这之后，朱尔典便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使清政府也同意将关税交给总税务司保管的事上了。恰在此时，清政府还没有偿还到期的英德借款，本息共计八万多英镑。朱尔典借着此事发难，要求清政府答应将全部关税交给总税务司来管。与此同时，安格联去见清朝大员胡惟德，怂恿他说服政府满足列强的要求。11月27日，清朝外务部通知朱尔典说，已吩咐总税务司采取措施支付到期的外债。不久外务部再次告知朱尔典，接受他的建议。根据协议，总税务司的税款保管权限扩大，它不仅能保管中央政府手中的关税，原本属于地方管理的税款也一并由它保管。清政府连花钱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对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洋人
从明朝开始，中央王朝逐渐厉行海禁，推行“片木不得下海”的闭关锁国政策，没有外贸往来也就不需要设立海关，更不会牵扯到进出口关税问题。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逼着同其他国家交往。来华贸易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设关卡的必要。英国人提出由他们来管理“来往之商人，加意约束”，用所收税银抵消清朝应付的战争赔款。不知其中厉害的清政府觉得这是个好法子，反正都是外国人的钱，收过来再付回去，大清国库不会被染指，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外国人轻而易举地就把持了中国海关。
1846年，在上海外滩（今外滩汉口路）出现了一个用铁栅栏围起来的院子，门口是一个中国式牌楼，上书“江海北关”四个大字，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海关，专门办理外商的进出口税务。1858年，清廷在广州设立了第二个海关。1859年，这里来了一位未来叱咤近代中国海关乃至中国外交、政治、经济和文化界的人物--赫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