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7月，我送出了第4份重礼，为年老的大学教授提供了15，000，000美元的养老金（卡内基教育发展基金），需要从全美的教育机构中挑选出25位校长作为基金的托管人。当24位校长聚集在我家里商议如何组织这一问题时（芝加哥大学的哈普尔校长因病缺席），我的行为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从此以后我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弗兰克·A·范德里普先生在基金会启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华盛顿的经验非常有用，而亨利·S·普里切特博士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这一基金对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多人成为了受益者，我确信，他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完全有资格获得这笔钱，而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在所有职业中，教师可能是待遇最不公平的一种，他们拿着的差不多是最低的工资，尽管按理来说，他们应该享受最高的工资待遇。教师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奉献了一生来教育年轻人，却只能得到微薄的薪水。当我第一次做康奈尔大学的信托管理人的时候，我被我的发现所震惊，教授们的工资水平，甚至还不及我的某些员工。光靠节省和储蓄是无法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的，因此那些没有养老基金的大学便只能终生聘用他们，而不论它们是否还能工作，是否还有必要，都让他们在讲台上一直站下去。养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38）。公布的第一份受益者名单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其中有几个还是世界知名的教授，他们对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许多受益人或者他们的遗孀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将永远保留着这些信，在我心情忧郁的时候，读一读它们，所有的不快都会烟消云散。
我的朋友，丹佛姆林的托马斯·邵先生（现在已经是少勋爵了），为《英国评论》写过一篇文章，文章揭示了很多苏格兰人尽管节衣缩食，也无法供他们的孩子念大学。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拿出10，000，000美元买入年息为5%的公债，其中受益的一半用来支付穷孩子上学，另一半用于大学的建设。
这个基金（卡内基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的信托管理人大会于1902年首次在爱丁堡的国务卿办公室举行，巴尔弗勋爵举行了大会。出席会议的都是著名的人物：鲍尔弗首相、亨利·坎贝尔·巴内曼爵士（后来成为首相）、约翰·莫利（现为莫利子爵）、詹姆士·布赖斯（现为布赖斯子爵）、埃尔金伯爵、罗斯伯里勋爵、邵先生（现为邵勋爵）、还有来自丹佛姆林的约翰·罗斯博士等。我解释道，我之所以请他们担任基金会管理人，是因为我在看了最近的一个调查报告后，认为不能委托苏格兰的大学来管理这笔钱。鲍尔弗先生立即喊道：“一个便士都不成，一个便士也不行。”埃尔金伯爵就是那个调查团的成员，他也完全赞成我的意见。
在宣读了基金的各项章程之后，埃尔金伯爵认为其条款不够严格，也不够具体。他想知道他的具体职责是什么。我给予大多数托管人的权力，如果在日后随着清醒的变化，他们认为本基金用于支持苏格兰教育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那么，他们可以更改受益对象，以及使用资金的方式。巴尔弗勋爵也同意埃尔金的观点，另外还有鲍尔弗首相，他说他从未听说过一个立遗嘱的人愿意给执行人这么大的权力，他想问具体该怎么做。
“嗯，”我说，“鲍尔弗先生，我从来不曾知道有哪一些人可以为他们的后代立法，甚至，很多情况下，他们为自己这一代人制定的规章也完全不能成功。”
听完我的话之后，他们发出了一阵此起彼伏的笑声，首相也忍俊不禁了，他说：
“你是对的，完全正确，但是我认为，你是持此一明智观点的第一个捐赠者。”
我建议只要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就可以行使权力，但是劳德·鲍尔弗建议说不应低于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为埃尔勋爵接受然后得以全票通过。我确信这是一条明智的规约，在日后它将得到证明。我所有的捐赠都紧密联系着，形成一个整体，我相信这在将来会体现出其价值的。来自丹佛姆林的埃尔勋爵义无反顾地担任了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当我跟鲍尔弗首相说我希望埃尔金能担当此任时，他马上回答：“在大不列颠，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优秀的人来了。”
现在，我们对这一点都十分满意。唯一的疑问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获得他的等值物？
真是凑巧，在活着的人们当中，只有4个人当选为英国议员，并且还获得了丹佛姆林荣誉市民的称号。而这几个人都与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有着联系，他们是，亨利·坎贝尔·巴内曼爵士、埃尔金伯爵、约翰.罗斯博士和我。但是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女士进入了这个圈子，她就是我的夫人卡内基太太，她也是唯一的一个获得丹佛姆林荣誉市民这一殊荣的女性，和我一样，她也热情地为这个城市奉献着。
我在1902年被当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让我获得了进入大学这方世界的门票，在这个世界里，我还只是一个陌生人。第一次与全校教师举行会面的时候，我的感觉令我一辈子铭刻在心。当我在那张岁月悠久的椅子上坐下，我想到了自圣·安德鲁建立这所大学来，这500年里在这张椅子上坐过的那些逝去了的令人敬仰的校长们。我读了校长们的演讲记录，为我即将要做的演说做准备。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斯坦利名誉校长建议学生们“去伯恩斯的诗句中寻找你们的信仰”。作为宗教界的要人和维多利亚女皇的爱臣，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宗教在一直不断地进步。伯恩斯最好的操行规范，首先是，“你身上唯一要受到责备的就是恐惧。”在我的早期生活中，我一直将此奉为座右铭，第二条是：
“恐惧，是地狱中刽子手的皮鞭，
不幸的人，一个个受到鞭笞，
但你的荣誉抓住了他们的感觉，
让此成为你的边界。”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校长对圣·安德鲁大学学生的演讲也是很不平常的。很明显，他想要告诉他们他最好的教诲。他十分强调音乐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种纯洁高雅的享受，我的亲身经历也证明如此。
我邀请苏格兰四所大学的校长及他们的妻子到斯基伯盘桓一周，这给我和夫人带来了很多乐趣。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会的主席埃尔金伯爵、巴尔弗勋爵及夫人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次聚会。此后，每年举行“校长周”成为了一个固定的传统。我们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情。他们都认为，基金给大学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种活动激发了合作的精神，第一个校长周结束时，兰校长握着我的手说：
“苏格兰大学的校长们花了500年的时间也没有弄清楚怎样召开我们之间的会议，可大家在一起呆上一周就都清楚了。”
1906年的“校长周”是值得纪念的，拉迪克利夫学院的院长，艾格尼丝·欧文女士，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她是本杰明·弗兰克林的曾孙女，我们所有人都为她的魅力而折服了。大概在150年以前，富兰克林在圣·安德鲁大学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他的200周年诞辰庆典在美国费城举行，圣·安德鲁大学以及全球其他许多所大学都发来致词。圣·安德鲁大学也委托我授予富兰克林的外孙女荣誉院长的职位，这一仪式是在“校长周”的第一个晚上进行的，有许多观众到会，当晚一共发表了两百多篇演说。
观众都被感动了，圣·安德鲁大学第一个授予学位给那位伟大的祖父，而在147年之后又将荣誉授予他的曾孙女，跨越了大西洋，送到她的手中，她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非英国公民。和她的曾祖父一样，她出生在英国，但后来成为了美国公民。授予仪式在费城举行，那是富兰克林安息的地方，在当地举办这么一个大会也是为了纪念他的英魂。所有的一切都是美丽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仪式。毫无疑问，这是圣·安德鲁大学的唐纳德森校长的创意。
后来，在圣·安德鲁大学全体学生的一致支持下，我没有经过辩论程序就再次当选这一职务，这使得我非常感动。我喜欢那个“校长之夜”，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并给了这么一个名字，当晚他们没有邀请一个教职人员。我们都很尽兴。这次之后，唐纳德森校长给我看了秘书处呈交给他的报告，“某某校长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另一个某某校长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都是高高在上的站上讲台，唯有卡内基先生，他坐在我们的中间，和我们亲切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