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她承认她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的漫画书，但是她喜欢这些漫画书给我带来的快乐。当然，她很快就理解了这些漫画书的意义，并向我解释《勇敢的船长》里的勇气，好像她希望那些勇气有一天能够成为我的。从我姐姐们去世那时起，她在学校就一直留意我，尤其是在休息时间，并且当她看到旅游者橡胶似的脖子上挂着相机的时候，她也不会让他们随心所欲。当旅游者离我太近的时候，她就会挖一把碎石握在拳头中，然后又把碎石松开，挥舞着她空空的双手，而小石子在皮肤上留下了凹痕。“如果你敢拍他的手，我就砸坏你的相机。”她说道，这种情形我不止一次看到。
那时，艾玛是我唯一的朋友，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在我们马棚旁边的小池塘一起度过。我们一起抓鱼，即使当时没有鱼可抓又或者芦苇地已结冰。夏天，我们会花几小时坐在内轮胎上飘浮，望着兰开斯特县潮湿的天空，希望它能够下起雨来。我喜欢和艾玛分享这夏天的暴风雨。雨水能够使我平静，我能够领会其中的悲哀。艾玛教我脱掉鞋子在泥浆里行走，然后躺在地上，让泥浆吸走我的悲伤。
“你能感觉悲伤从你的脚踝处流走了吗？”
我摇头，感觉耳朵里有泥浆。
“像什么？”
“我不知道。感觉像蜡烛在滴蜡。”
“你在开玩笑吗？”
艾玛摇着头，然后扑哧一声笑了。我们都笑了。我们躺在地上，张开嘴嘶吼，伸出舌头品尝雨水。
“这都是骗人的，是吗？”我站起来问道，感觉很愚蠢。
“不。”她严肃地说道。
艾玛知道我的哀伤只会在我需要抒发情感的时候才会持续。她从未试图劝我走出自我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我很感激她。我找到表达我感激的方式--时常从我母亲的花园里给她带一些花，或者一些种子，虽然对她而言应付我的情绪不那么容易。
我确信我考验过她的耐心，得到的结果是她比我大两岁，而且比我成熟很多。我知道，当我一次也没笑过的时候她也显得沮丧，即使是我们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飘浮在池塘上。就好像我的精神和我的心灵正在经历一次漫长的融解过程，我们都不知道这需要多久。艾玛告诉我的唯一一件事情，不是建议，而是一个简单的理解事情的方法，“时间能治愈一切，伊莱，如果你愿意的话。”她说道。
那年，没有我的姐姐们而庆祝圣诞节似乎是一个错误。在那场意外之后，我们从未提及假期，但是我知道母亲是在担心她会做太多的食物。那天我站在厨房门口，她将做的蛋糕和饼干送了一半给邻居和朋友。她说她在清理杂乱的柜子，但是她从八月份开始就已经在清理了。除了挂在楼下走廊壁橱里的软帽之外，很少有我姐姐们留下的东西了。一天又一天，她有条不紊地清除掉那些证明她曾经有五个女儿的东西。甚至连那些由我姐姐们命名的盆栽也被作为礼物送给了一些在医院的年长的阿米什人。当我问她为什么要把“格特鲁德”也送掉，那是一盆在凯蒂和艾拉的房间里显得不起眼的耐旱的吊兰，我母亲认为“格特鲁德”需要一个新家。
我记得母亲将“格特鲁德”吊在前臂想要送出去时，我在走廊里阻止了她。
“你也准备将我也丢了吗？”
听到这些，母亲将吊着的“格特鲁德”从手臂上滑了下来，落在了地板上。“格特鲁德”没有坠毁，而是垂直地着地。
“伊莱，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你在清除一切能让你想起我姐姐们的东西，难道不是吗？”
母亲蹲下，将我拉向了她。我将头埋在她有薰衣草香的袖子里，母亲用她纤细的手指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她抱着我，直到她停止哭泣。
“伊莱，我永远不会抛弃你的。”
“请不要停止做蛋糕。”我恳求道。
母亲站起来离开我身边，她擦拭着流到她鼻子上的眼泪。她笑了，我发誓，她脸上深深的酒窝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悲伤。
“我会为你烘烤蛋糕的，我保证。”
我用衣袖后面擦拭着我的鼻子。
“我们还过圣诞节吗？”我问道。
母亲咬着下嘴唇，将目光从我的脸上转移，透过小方窗，她将目光移到了走廊的墙上。十二月的第一场雪开始飘落。
“要的，伊莱，我们要庆祝圣诞节。”
“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吗？”
“你想在什么地方庆祝？”
“邦克山。”我说道。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计算着圣诞节来临的日子，我不是因为庆祝圣诞节而感到兴奋，而是因为母亲允许我单独去墓园。
虽然参观墓园不是阿米什人的习俗，但是自从葬礼之后，我每周都会去墓园。我会带上一本《圣歌书》唱给姐姐们听，留下吃了一半的无比派作为供品。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我去了哪儿，但是我想我的母亲知道。在我去邦克山的那天，母亲额外多做了一些无比派，并且将《圣歌书》上她以前常常唱给姐姐们听的歌曲标上了记号，她希望我能够代替她唱给姐姐们听。在很多个清晨里，我都听到母亲在哼唱马文？盖伊的《让我们在一起》。母亲从未要求跟我一起去墓园，但是我知道她感激我努力陪在姐姐们身边。这或许会给母亲和我一种感觉，即她们好像还是以某种方式和我们在一起。
当圣诞节我去墓地时，我发现有人已经来看过她们了。雪地里的鞋印通向我姐姐们简单的墓碑，她们的墓碑在墓地的左下侧，那是阿米什孩子们被埋葬的地方。阿米什孩子们的墓碑是平躺着的，成人们的墓碑是垂直的，这能帮助我记住哪些墓碑是姐姐们的，尽管其他的孩子也被埋在那儿。正当我要下跪的时候，我发现雪地上有一个醒目的被抽了一半的烟头和一个塑料的吉他拨片，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小的橙色的三角反光板，像是从马车后掉落的警示牌。尽管我应该为有其他人来看我的姐姐们而感到高兴，但我却感到不舒服。我记得当时我跪在地上，将拳头重重地打进雪地里，诅咒着那年带走了我最后安慰的来访者。
在六个月的忧伤以后，我需要做点别的事情了，特别是在夜晚我家空旷的卧室会显得更大，回声听起来更刺耳而萦绕不去。尽管我知道露丝一直都想要一个工作，我还问过父亲我能不能做她的学徒。我知道很多晚上我都需要待在拍卖场，并且我还要及时做我的零工，还要毫无怨言地做学校布置的作业。这我不介意，而我还是希望在那些时候母亲能雇别人来代替我在糖果摊的位置，让我能自由地帮我父亲的忙。有我的帮助他会很高兴，特别是在李维？埃希辞工改行做木匠以后。李维告诉父亲说他不喜欢人群，父亲也相信他，对他作为一个习惯独处的人从事面向公众的职业的窘境表示同情。接他的班让我感到解脱，我模仿他估价的技巧，学习他不靠使用双手而工作的方法。
拍卖，我的父亲解释过很多次，是一门需要头脑的生意。父亲是杰出的拍卖商的后代。他说唯有理智才能解释超越单纯财务的细节。他在说到财务的时候牙齿总会咯咯作响，然后在头顶挥舞着手臂，强调表达出热情的重要性，这是他的标志性姿势，甚至是在他并不是那么自信的时候以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在那场意外之后虽然失落和悲伤后也是这样。他还拥有一副清亮、有力、浑厚的嗓子，人们记住并尊敬他的声音（他在拍卖时会准备三杯甘草茶，在每次拍卖前都会呷上一口）。我的第一堂课就是注意他往热水瓶里放的茶叶和水的量。
我第一次试的时候就把茶和水的比例弄对了，然而在哈里斯堡举行国家农场表演的那晚，我不经意地把热水瓶留在了家里，因而茶水也并不重要了。对我而言要想在拍卖生意上取得进步需要花上比其他事情更多的时间，但是最终我会学会每个方面。
最终，我的角色会包括办公室经理、公共关系经理、会计、交通协调员和守卫。我会使用拖把，当然，我还会把数字输入计算器，我还会沏一壶香浓的甘草茶。这些事情都不要求我的手是“正常”的，父亲也对我充分证明了我的手并没有什么不好。然而，当轮到我来抓住一件货物时，我还是常常在他的眼中捕捉到一阵紧张的抽搐，不是因为他怕我会把货物摔坏，而是怕人们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手上。这种干扰必然会破坏买卖，当从未见过双手长蹼的男孩儿的人们做出某些不明显的手势时，我的父亲会误以为是在出价。就会出现这样的争论，盖过了他的扩音器发出的尖利的嘶嘶声：
“我没有打算用36美元买生锈的锄头。”
“但是你刚才出价了，先生。”
“我没有。”
“你用手指了的。”
“我退缩了一下。”呼叫者会脱口而出，接着再次用手指，“当我看到那个男孩儿的手时！”
父亲会深呼吸并看看我，浓密的胡须下的下巴颤抖着，寻找着合适的谎言，证明这个人错了的温柔谎言。当找不出来的时候，他会再次叫喊，重新开始拍卖。从父亲所讲的难懂的故事里，我知道了大多数人都会对陌生的和奇形怪状的东西入迷，并且我从来都不确定他的听众和生意是否由于人们对我的双手产生好奇而增加了。
然而这的确是阻碍了人们每晚的出价声。在这种事情发生后很久，有一天晚上母亲得知这些公众对我的羞辱，那时我从未见过母亲如此愤怒。父亲曾告诉过我不要提这件事情，他需要我的帮助并且我不得不学着去忽视、去原谅那些取笑我的出价人。但当我母亲迫使我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裤子上磨穿一个洞时，我则提醒了她我仍然没有裤袋来隐藏我的双手。那是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我们被困在了房子里，那时母亲才知晓了这件事情。母亲让我和她走下楼到厨房去，此时父亲正愁苦地坐在滚轮椅上，母亲让我在父亲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她清了清喉咙，宣布她要用银行里的所有钱来为我开一个账户。母亲说在我开始徘徊期的时候无论我需要多少钱，我都能从里面取。但这不是说我可能买一辆车。我问她我十六岁时做什么会需要那么多钱时，她说，“手术。”
“为我的手？”
她点点头。
“我认识在佛罗里达的好医生。”
“他们能做什么？”
“能让你的手指分开，这不是你最需要的吗？”
在她说需要的时候让我感到一阵畏惧，就好像是她在这个词中塞进了一种机会或者说威胁。我不知道是哪种，而我也没有勇气问她。
父亲愤怒了，坐在他的滚轮椅上来回滚动，雪茄的烟雾悬浮在挂在桌上的煤气灯光里。母亲站起来走到水槽边，毫无理由地抓起一块海绵擦拭台面。她背朝着我们说话，眼睛盯着花园里的榛子树，树枝上盖满了白雪，它提供了那时她所需要的慰藉。
“你十六岁时会知道要做什么的。”她说。
但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想做什么。
经历了在父亲拍卖场上的不如意之后，我决定不与他人来往，我偏爱安全的地方，并从养狗中得到一点安慰。我养了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和罗威纳犬的混血犬，它是一位“英国”邻居当作安慰送给我们的两只狗生下的，这位邻居自己也是一个寡妇，她担心我会孤单。我是一个很好的饲养者，并且通常会为此每月得到三百美元或者取决于当时的季节。
多年以来，我遇到过很多英国人，大多都是离了婚的人，鳏夫或者寡妇，他们都更需要陪伴而不仅是爱情。受过伤的年轻情侣，还有被爱情击中的渴望从小狗那儿寻找到慰藉的孩子们，他们会坐在笼子上，告诉我他们为什么需要小狗，甚至还有人相信最单纯的人会变成小狗而回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不呢？他们会问。这是一种多么好的生活方式，安全、有人喂、有人爱，你不这样认为吗？我会点点头，很少说出超过礼貌性交谈之外的语言，从来不与别人握手。我发觉人们越是不了解我，他们就越不会问我，我也就越不需要告诉他们什么。
我常常低着头走路，看着路面上的裂纹。每当有人看着我的眼睛，仅仅因为我很安静就夸奖我是一个“好孩子”时，我会因羞愧而脸红。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安静是对抗我所要面对的一切后果的防御而已。年复一年，我把这个秘密藏得原来越深，我拒绝给人爱我的机会，从而他们就不会知道真相而对我失望。我相信，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一个捉贼者会找到我。
在我十一岁生日那天早晨，我发誓要丢掉那台相机。把它带给某一家我父亲常去的当铺是很容易的事情，或许是把它卖了去买一些更有用的东西，比如一双工作鞋或者能用来做冬天穿的绒线衫的羊毛，或者外套，在我发现它能值多少钱之后，用它买一个飞钓轮。
阿米什人也会庆祝生日，我们也会收到一些小礼物。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或许会收到木头玩偶或者特别的蛋糕、糖果、饼干或者手工冰淇淋。通常孩子们在学校会唱生日快乐，但是在那次意外之后，我拒绝了这首歌。因为它听起来让我太痛苦，因为它会让我想起自从姐姐们去世后我们错过的所有的生日，并且如果有人对我唱而不先对我姐姐们唱会让我感到不太对。我想避免在我生日时的安静的观察，希望那天快点结束。我不想参与游戏，不想玩球，不想要糖果，也不想要安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我是真的这么认为，有人会给我能让我在生日那天开心的东西。
我必须要自己给自己那个东西。
我想见我的姐姐们。
问题不在于相机，而是相机里的图像。要不然我会很乐意地把相机还给他的主人，当我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常常想在报纸上登失物招领的广告，让其看起来像是我刚刚在父亲的一次拍卖上发现的一样。
但是，跟我的生意一样，每次我想找一个朋友帮我写广告词时（我不能打字，并且要辨别我写的字就跟通过马粪辨认马匹一样可能），我知道他们会问我起初把相机用来做什么了。我想要的是去把胶卷洗出来的勇气，因为我等得越久，那些图像就越容易受到光的损坏。让我害怕的是这样一片薄薄的塑料和化学物会如此的敏感。这样是为什么，在我的母亲用我的名字开设了银行账户和保险箱之前，我都把相机放在我所知道的我家最黑暗的地方--厨房天花板和我床下的地板之间。
在那年的9月6日，我把它撬开了，深吸一口气并没有特别地告诉任何人，但很可能告诉了上帝，我今天要见到我的姐姐们。我拟订了一个计划，我知道在哪儿可以把胶卷洗出来。我知道药店显影剂的价格，还在他们促销的时候存了些优惠券，就跟母亲买洗衣用品和厕纸的时候拿到的那种一样。这个选择有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我不得不把胶卷放进一个大大的黄色封套里。我或许再也见不到它，因为大多数药店的显影剂要一周时间才能买到，我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了。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订单搞错，担心别人会先看到我的姐姐们。我想如果他们看见了一定会被吓到，还会叫警察，这只会让我丢脸，并且我的家庭故事再次成为公共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