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德·瓦尔德斯，西班牙王查理五世的私人秘书的孩子。从1534年起，就成为了那不勒斯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曾多次发表演讲和著作。死于1541年，据说他的信徒有近三千余人。
皮尔纳迪鲁·奥基诺，著名宗教师。1539年和瓦尔戴斯成为朋友，他也是维多利亚·科洛娜的自己。在离开意大利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决心通过一封信告诉了她。
彼特罗·卡尔内塞基，克雷蒙七世的秘书，同时也是瓦尔戴斯的朋友和信徒。1546年被认定是异教罪人，1567年在罗马处以火刑。他与维多利亚·科洛娜关系密切。
“基督教的律令是一种自由的律令……任何一个以从本质上倾向于恶而且受到种种****驱使的人的意志为准绳的政府都称不上是政府。不！所有的主宰都是理智的主宰。他的目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正确的道路指引所有服从于他的人到达他们所认为正确的目的地：幸福。对于教皇的权威来说，也属于理智的权威。作为教皇，有一点他应该很清楚，那就是自己的权威是施加在一些自由人的身上的，所以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指挥或禁止或豁免，而只能依照正常的理智规则、神的训诫和爱--将一切引向上帝、引向共同的善的规则--的教导去行事。”
在意大利众多汇聚着纯洁意识的理想主义小组中，维多丽亚·科洛娜算得上是最激越的一个。她最初同勒内·德·费拉雷、玛格丽特·德·纳瓦尔保持着通信往来。后来，变成新教徒的彼尔·保罗·韦尔杰廖把她视为“真理之光中一道最亮的光”。但是，当反改革运动--由那位冷酷无情的卡拉法领导的--兴起时，她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怀疑中。她和米开朗琪罗一样，都拥有一颗激烈却又脆弱的灵魂。科洛娜需要信仰，而且她也无力抵御宗教的权威。“她瘦得皮包骨，但仍然守斋、苦修。”她的朋友，波莱红衣主教强迫她否认自己的聪颖智力，劝说她舍身向神，忘掉自我，从而使她平静了下来。她带着一种牺牲的陶醉做了所有的事情……如果她真的只牺牲了自己，也就好了！她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朋友。被她牺牲连累的朋友就是奥基诺，她将他写的东西送到了罗马判处异教徒的机关之中。与像米开朗琪罗一样，她那伟大的灵魂被恐惧吓得粉碎。在她那绝望的神秘主义之中，隐藏着她的愧悔。
卡拉法，基耶蒂的主教，于1524年创建了阿廷教派，自1528年起，在威尼斯组织反宗教改革团体。他从红衣教主到教皇保罗四世，期间沉重地打击了新教徒，并严惩了一些改革运动的参与者。
1566年卡尔内塞基在异教徒审判法庭上的供词。
“您看见了我们正陷在愚昧的混沌之中，看到了我的前方那无法躲避的错误的陷阵，看到了时刻都在运动着以寻求一丝休憩的躯体，更看到了为了寻找平和而骚动不安的心灵。神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让我清楚一切都存在于基督身上。”
1543年12月22日维多丽亚·科洛娜写给莫洛内红衣主教的信。
她以召唤死神的方式来解脱自己。1547年2月25日，她去世了。
在科洛娜深受瓦尔德斯和奥基诺的自由神秘主义影响的时候，她结识了米开朗琪罗。这个悲伤烦恼的女人，永远都需要有个人来让她依傍，但同时她又需要有一个比她更脆弱更不幸的人，来让她将自己心中充盈着的全部母爱施于这个人身上。在米开朗琪罗面前，她竭力掩藏着自己的烦乱与惶恐。表面上，平静、矜持，有点冷漠的她却会把向别人求得的平和传递给米开朗琪罗。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就在1535年左右开始了。到了1538年秋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但这却是建立在上帝之上的。维多丽亚·科洛娜四十六岁时，米开朗琪罗已经六十三岁了。当时她住在罗马平奇奥山脚下的圣西尔韦斯德罗修道院里。米开朗琪罗则住在卡瓦洛山附近。每周日，他俩都会在卡瓦洛山的圣西尔韦斯德罗相聚。那一天，阿姆布罗乔·卡泰里诺·波利蒂为他们诵读《圣保罗书信》，然后米开朗琪罗与科洛娜就会展开一番讨论。对此，葡萄牙画家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在自己的四本《绘画谈话录》中为我们保存了当时的一些美好回忆。这是他们严肃而又温馨的友谊的真实写照。
当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第一次来到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时，就遇到了维多丽亚·科洛娜，当时科洛娜正同几个朋友一起听诵读圣书。米开朗琪罗并不在那儿。就在圣书诵读完后，可爱的科洛娜微笑着对这位葡萄牙画家说：
“想必您原本更想听到米开朗琪罗的谈话，而不是这个宣道的。”
弗朗西斯科深感受伤，抢白道：
“怎么，难道您认为我除了画画，其他都一窍不通吗？”
“请不要多心，弗朗西斯科先生，”拉塔齐奥·托洛梅伊插话道，“夫人并不是这个意思，她想说的是画家都是样样精通的。而且我们意大利人是非常敬重绘画的！她之所以这样说，也许是想增加您听听米开朗琪罗谈话的乐趣。”
弗朗西斯科有些尴尬地连声道歉。于是，科洛娜吩咐她的一名仆人：
“到米开朗琪罗那里，告诉他，我和拉塔齐奥先生在仪式完毕后还留在这个小教堂里，这里凉爽宜人；如果他愿意用一点时间的话，就请他也过来，我们会非常快慰的……不过，”她很清楚米开朗琪罗的倔脾气，随后补充道，“还是不要告诉他，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也在这儿吧。”
在等待仆人回来的那段时间里，他们谈论着用什么方法能够不知不觉地把米开朗琪罗引到绘画这一话题上来，因为，假如被他觉察，他会马上避而不谈。
“沉默片刻之后，突然有人敲门。我们都担心这位伟大的天才不会来了，因为仆人很快就返回来了。可是，此时住在附近的米开朗琪罗已经在前往圣西尔韦斯德罗的路上了。他是从埃斯基利纳街向温泉的方向走过来的，一路上都在与他的门生乌亚皮耶大谈哲学问题。而我们派去的那个仆人正巧在半路上碰到了他，于是就将他带了过来。此时，站在门外的就是他。维多丽亚·科洛娜起身，和米开朗琪罗站在一边单独聊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请他在拉塔齐奥和自己之间坐下来。”
葡萄牙画家坐在米开朗琪罗的身边，但是米开朗琪罗并没有太注意自己身边的这个人，这令弗朗西斯科十分恼怒，面带怒气地说道：“真是的，若要人看不见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直立于这个人的面前。”
米开朗琪罗听到这番话，看了看身边的这个人，立即谦恭地表示歉意：“噢，真对不起，弗朗西斯科先生，我没看见您，只怪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夫人了。”
此时，维多丽亚·科洛娜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巧妙的方法同他委婉谨慎地东拉西扯，其间并没有触及绘画的话题。当时的场景就好像是有人在艰难而巧妙地建造一座坚固的城池，而米开朗琪罗则是一个既警惕又多疑的围困者。这儿设了岗哨，那儿拉起了吊桥，地上不仅埋设地雷，并修建了严密地守卫各处的城门和墙垣。但是，最终，获胜者是维多丽亚·科洛娜。事实上，没有谁能够逃出她的包围圈。
“的确，”她说道，“不得不承认，当你用属于你的武器，即计谋，向米开朗琪罗发起进攻时，你总会被他击败。弗朗西斯科先生，我们必须和他谈诉讼案，谈教皇的敕令，然后么……才能谈谈绘画，如果我们想自己掌握主动权，把他弄得哑口无言的话。”
终于，通过这种巧妙的转弯抹角，他们将话题引到了艺术上来。科洛娜和米开朗琪罗商谈说她计划修建一座宗教建筑，米开朗琪罗听后主动提出要到实地察看一下，以便绘制出一张草图。
“其实我本不敢要求您帮我这样大的忙。”维多丽亚·科洛娜说，“虽然我知道在一切事情上都应该遵从抑强扶弱的救主的教导……所以认识您的人都十分敬重你的为人，甚至于对您的作品，不像那些根本就不认识您的人，只知道尊崇您最弱的部分--那么出自您手的作品。还有一点我要赞扬您，您常躲在一边，避开我们之间无聊的谈话，而且不屑于为那些跑来向您索求作品的王公显贵们作画，而是把您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唯一一件伟大的作品。”
面对这番恭维，米开朗琪罗谦逊地颔首致谢，他也借这个机会表达他对那些多言的人与有闲的人--王公显贵、教皇这样的人--的厌恶。这些人常常我行我素，总强迫这位艺术家陪他们胡扯闲聊，殊不知艺术家的时日并不多了，他很难完成自己的使命。
接下来，话题转到了艺术的最崇高方面上，科洛娜认真而又严肃地讨论着。对于她来说，一件艺术作品带给她的感受，如同米开朗琪罗所带给她的感受一样，都是一种信德的行为。
“所谓好的绘画作品，”米开朗琪罗说道，“要与神靠近并同神结合……而它只是上帝的一个完美的复制品，是它的笔的影子，它的音乐，它的旋律……因此，一个画家单有伟大和灵巧的一面是不够的，我认为画家的生命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纯洁和神圣，这样才能使圣灵指导他的思想……”
在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里，在一片庄严肃穆的会话中，他们这般消磨时光。有时，朋友们更喜欢走到花园里继续交谈。就像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向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在泉水旁，在桂树的树阴下，坐在长满藤蔓的墙边的石凳上”，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脚下延伸的罗马城。
很可惜的事，这些美妙的谈话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维多丽亚·科洛娜所经受的宗教危机，使这场谈话突然中止。1541年，科洛娜离开了罗马，先去了奥尔维耶托，然后又到维泰尔贝的一座修道院修身养性。
“但她经常离开维泰尔贝回到罗马，只为专程探望米开朗琪罗。他为她那神明般的心地所感动，而她也投桃报李。米开朗琪罗收到并保留了她的许多封信，每一封都充满了圣洁而温柔的爱，就像由一个高贵的心魂所能写成的一样。”
克蒂维写道：
“根据她的意愿，米开朗琪罗绘制了一张裸体的基督像。画上的耶稣基督没有了十字架，如果再没有两位天使各挽住他的一只胳膊，那么他就会像一具软弱的尸体一样，瘫落在圣母跟前。圣母稳坐于十字架下，泪流满面，表情痛苦不堪。她张开双臂，伸向苍天。在十字架的木头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行字：Non vi si pensa quanto sangue costa.出于对科洛娜的爱，米开朗琪罗还画了一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像，但他并没有死，而是活着的。他的脸转向父亲，喊道：‘唉呀！唉呀！’那副躯体并没有呈现瘫痪的样子，它在临终前的痛苦中扭曲着、抽搐着。”
此处为意大利文。意思是：再也记不起流了多少血了。
也许，现藏于卢浮宫和不列颠大英博物馆中的那两张伟大的《复活》画像也是受了维多丽亚·科洛娜的启迪。在卢浮宫的那张作品中，拥有大力神似的基督愤怒地推开墓穴的石板，他的一只腿在留在墓穴之中，但他的头却高昂着。他高举双臂，在热情、激动中似乎要奔向天穹，让人联想起卢浮宫中的多幅《囚徒》中的一幅。回到上帝那去！离开这个尘世。离开这些他不屑看、匍匐在他面前的惊愕、恐惧的人！终于挣脱了丑恶、无味的人生！
与卢浮宫的那一幅相比，不列颠大英博物馆的这一张要显得宁静得多。这里的耶稣基督已经走出了坟墓。他在飞翔，强壮的身躯在轻抚着他的空气中飘荡着；他闭目养神，头向后仰，双臂环抱，宛如一缕升到光明之中的阳光。
就这样，在艺术领域中，维多丽亚·科洛娜为米开朗琪罗重新打开了信仰之门。不仅如此，她还激活了米开朗琪罗所具备的、曾经被坎瓦尼里唤醒的诗歌才华。她不单单在他隐约感觉到的启示方面给予他光亮，而且还像索德所提到的那样，科洛娜成为了他诗歌中所歌颂的榜样。科洛娜的《灵智的十四行诗》创作于他们友谊的初期。她一边写一边将这部诗歌逐首地寄给这位朋友。
此时，米开朗琪罗才想到出版自己的诗集。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太重视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倒是朋友路易吉·德尔·李奇奥和多纳托·吉阿诺蒂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1551年3月7日，米开朗琪罗在写给法图切的信中说：“十多年前，科洛娜送给为一本羊皮封面小书，其中收录了103首十四行诗。而她在维特尔贝时寄给我的40首诗并不在其中。”
从她的诗中，米开朗琪罗汲取到了一种安慰、温柔，甚至是新的生命。为了她的这首漂亮的十四行诗，米开朗琪罗表示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
“幸福的精灵，用你那炽热的爱，将我垂死的心重新赋予生命。而在你丰富的金钱与欢乐之中，有那么多高贵的人儿都得不到你的青睐，你唯独选中了我，--就像当初你出现在我眼前一样，现在你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安慰着我……你想起在忧患中挣扎的我，而我又受到了你慈悲的思念，因此我要写一首诗向你致谢。如果我想凭借一些可怜的画来偿还你对我的美好关怀，那简直是狂妄自大、奇耻大辱。”
1544年夏天，科洛娜回到了罗马，这一次她住进了圣安娜修道院，直到逝世。米开朗琪罗经常去看望她。而她也一直温情地思念着对方。她总想偷偷地送给米开朗琪罗一些小礼物，以使他的生活变得舒服些有趣味些。但是，这个猜疑的老头“不愿接受任何人的礼物”，即使他最爱的人的礼物也不行，所以他还是拒绝了她的所有好意。
维多丽亚·科洛娜去世了。米开朗琪罗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同时还说了一句让人动容的话。足见他俩之间的爱是多么的矜持、圣洁：
“每每想到眼看着她死去，而我却没有像吻她的手那样吻一下她的额头和面孔，我真是哀痛欲绝。”
根据克蒂维的记述。
克蒂维说：“她的死，使米开朗琪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痴呆麻木的，就像丢了魂一样，对一切事物都没有知觉。”
“她视我为奇珍异宝，”过了一会，米开朗琪罗悲伤地说，“而我也一样。死神无情地将我的好友夺走。”为了悼念这位友人，他写了两首十四行诗。一首充满了柏拉图精神，表达了他那种狂乱的理想主义，仿佛一个被闪电照亮了的黑夜。米开朗琪罗把科洛娜比作是神明的雕塑家的锤子，能够从物质上开凿出崇高的思想火花。
“如果我这把粗糙的锤子能够将坚硬的岩石时而凿成这样，时而凿成那样，则说明它从握着它、引导它、指挥它的那只手那里接受了动作，同时，还有一种驱动力作用于它。但雕塑之神将锤子高高举起，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天国中创造它的美和其他一切事物的美。没有哪一把锤子可以不借用别的锤子的力量而自行创造；而且只有它才能使其他一切富有生机，因为锤子举得越高，砸下去的力量就越大。我将锤子举过头项，举向天穹。所以，如果神能帮助我的话，他定能引导我的作品到达最美满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这把锤子是唯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