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夏天，卡尔竟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这个可怕的打击再次重创他早已脆弱的心。卡尔被治愈了，他的伯父直到临死前都一直饱受折磨。而伯父之死，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前，卡尔并没有陪伴在他身边。--几年前，贝多芬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没有抛弃我，将来一定有人为我送终。”--遗憾的是，送终的并不是他称作“儿子”的那个人。
即便深陷忧伤之中，贝多芬仍然歌颂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规划。自1793年在波恩时起，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想歌颂欢乐，并以此作为他作品中的一部终曲。他的一生，始终都在思考歌颂的确切形式，以及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最合适，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都在犹豫。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非是大家所听到的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为终曲的合唱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有另外一种结尾。1823年7月，贝多芬想在曲子里加入一支用某种器乐演奏的《终曲》，后来，他把这个乐器演奏曲用在了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中那个四重奏里去了。切尔尼和森雷特纳肯定地说，在演奏(1824年5月《第九交响乐》)之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是有极大技术难度的，这一点，可以通过贝多芬的稿本看出来。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他作了大量的尝试，甚至还想到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这样写道：“也许合唱加在这里会很合适。”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同忠实的乐队说分手。他说：“当我产生一个灵感时，我就仿佛听见一种乐器正在弹奏它，而不是人演唱的声音。”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引用人声的部分，甚至用乐器开头，就像《终曲》《欢乐颂》那样，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来演奏。
对于这些延后和犹豫，我们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因为其中还有更深远的原因。这个饱经忧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而他却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因为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漩涡，为忧愁所苦。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并成就了一部多么伟大的杰作啊！
当欢乐的主题即将展现于世人时，乐队突然中止。一时间，寂静一片。这使引入的歌唱带有一种神秘、天堂般的气氛。这个主题确实是个神明。欢乐从天而降，包裹于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安抚着人间的痛苦；当它悄悄渗入病痛初愈的心灵之中时，最初的接触是那么温柔，恰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所说的，“因看到他那双温柔的眼睛而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转入人声演唱时，首先出场的是低音部，一种带有严肃而压抑的情调。渐渐地，欢乐抓住了人的全身。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就像浩浩荡荡的大军行进一般，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发出的呼喊，似乎他创作时正奔驰在田野上，如痴如醉，激动狂放，如同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紧接着战斗的欢乐是宗教般的陶醉。随即又是神圣的狂欢，一种爱的疯狂。整个人类全都向苍穹伸开双臂，发出强烈的欢呼，冲向前去迎接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中。
天才的作品终于征服了平庸的群众。维也纳的轻浮之风也因此受到了动摇与震撼，因为当时正值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想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如同1809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千万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创作了一部圣乐，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自己的那些情感。超现实、圣洁的光照进了您那伟大的心灵，也照亮了这部作品。另外，我们也知道，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最近几年的隐遁生活，使所有关心、关注您的人感到怅然。大家都痛苦地想，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移植到我们的舞台，企图将德国艺术彻底被人们遗忘时，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保持沉默……整个民族都将希望寄托在了您的身上，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不被时尚束缚而创造出一种真与美的时代，只有您才能担起这个重任……但愿我们的这份心愿能尽快实现……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整个世界，都会绽放出更多更美的鲜花！”这些恳切的信件内容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单是在艺术方面，而且在道德上都享有较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在颂扬他的才华时，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不是学问，也不是艺术，而是信念。
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贝多芬，他决意留下来。1824年5月7日，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在舞台上时，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且是连续五次；在这个讲究礼仪的国度，即使是皇族驾临，按惯例也只是行三次鼓掌礼。交响曲可以引起人们狂热的骚动，这种狂热程度竟然惊动了警察。许多人甚至激动得当场哭起来。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因为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
胜利只是短暂一瞬，音乐会对贝多芬来说，毫无盈利之处。音乐会没有让他挣到钱，物质生活依然窘迫。他贫病交加，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的战胜者。
“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凌驾于一切的上帝！”
他终于抓住了他的终生目标，抓住了欢乐。可是他能否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长期停留吗？--当然，他还会不时地跌落到往日的忧愁与伤痛之中。就像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就充满着怪异的阴影。然而，《第九交响曲》所获得的胜利好像已经在他身上印下光荣的痕迹了。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克里尔巴策的《曼吕西纳》谱曲，为科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这些都显示出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的大师们宁静恬适之境，就像巴赫和亨德尔。而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那个意大利。
1826年，贝多芬见到施皮勒大夫，施皮勒说他容光焕发。同年，当克里尔巴策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反倒是贝多芬鼓励这位颓丧的诗人要振作。克里尔巴策感慨地说：“啊！如果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就好了！”时事艰难：反动的专制势力压迫着人们的思想。克里尔巴策叹息道：“我已经被审查制度杀害了。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洲了。”但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束缚住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弗雷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文字被束缚住了，但幸运的是，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就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国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常常提到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就是要利用自己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斗争，为人类造福，给人类以勇气，让人类苏醒，斥责人类的懦弱。他在给其侄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坚强的心灵去鞭策那些可悲的人们。”1827年，米勒医生说：“面对政府，警察，或贵族时，贝多芬总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这样。警方明知这一点，但他们容忍他的批评和讥讽，把它视作无伤大雅的梦呓，因此对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不闻不问了。”
因此，任何力量都不能使贝多芬的这种无法驯服的力量屈服。现在，这股力量似乎要玩弄痛苦了。在最后的几年里，尽管创作条件十分糟糕，但他所写的音乐具有一种讽刺、傲然而欢快的特点。在他去世前的四个月里，即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第一百三十号为四重奏重新创作的《终曲》就是非常轻快的。严格地说，这种轻快不是常人所有的那一种。而是像莫切特斯所说的：时而是间断性的苦涩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那么多苦痛之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不相信死亡。
但死神终于降临。1826年11月末，贝多芬因为着凉，患了胸膜炎。他为侄子的前程而在严寒隆冬四处奔波，回到维也纳便病倒了。朋友们都在远方，他让侄子替他去请医生。据说这个漠不关心的家伙竟然忘了，两天之后才想起来。当医生赶来时，已经太晚了，而且诊治得很马虎潦草。三个月里，他那运动员似的体魄在与病痛抗争着。1827年1月3日，他立他至爱的侄子为正式继承人。此时，他想到了自己莱茵河畔的朋友们，于是给韦格勒写信说：“我多么想同你聊聊！但我的身体太虚弱了。我只能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恩。”若没有几位英国友人的慷慨相助，贫穷的苦难将笼罩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变得很温顺，脾气也好了很多。1827年2月17日，他经过三次手术，等待第四次手术时，躺在弥留的床上安详地写道：“我耐着性子想：任何病痛都会随之带来点好处。”而这个好处便是解脱，正如他临终前所说的“喜剧的终结”，--我们要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结。
他在一场夹杂着雪花的狂风骤雨里，在雷鸣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离开了人间。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1827年3月26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都惊叹于他伟大的艺术。而他又何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他更是现代艺术最勇敢的力量。他是那些受苦、敢于抵抗的人们最伟大、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因世界的劫难而忧伤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跑到我们身边来的人，仿佛坐在一位失去儿女的母亲身边，默然无语，在钢琴上弹出一曲隐忍的悲歌，来安慰伤心的人。当我们同道德中的善恶进行毫无效果却又无休止的争斗后，感到精疲力竭时，重新回到这片意志和信仰的海洋中浸泡一下，将获得妙不可言的慰藉和力量。他身上所散发是一种勇气、一种斗争的幸福、一种感到与上帝同在的陶醉，我们被深深地感染。好像在他同大自然每时每刻的沟通交融之中，他终于从中汲取了深邃的力。克里尔巴策赞赏贝多芬时带有某种胆怯，他在谈到他时说：“他一直走进了可怕的境界，艺术竟和野性与古怪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同样的，舒曼在谈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我们常常听到它，但它仍然对我们有着一种不变的威力，如同自然现象一样，虽然一再产生，但始终让我们充满恐惧和惊愕。”他的好友辛德勒说：“他攫取了大自然的精髓。”--这是真的。贝多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其他力量在交战后，产生的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
贝多芬的一生都像是一个雷雨天。最初，是一个明媚清亮的早晨，仅有几丝无力的轻风。但是，在静止的空气里，已经出现了一种隐隐的威胁，一种沉重的预感。突然间，大片的乌云席卷而来，雷声悲吼，静寂中夹杂着可怕的声响，一阵阵狂风怒号，这就是《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然而，白昼的清纯尚未遭受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忧伤中依旧保留着一线希望。但是，1810年以后，心灵的平衡被打破了，光线变得怪异。那些最清晰的思想，仿佛水汽一般升腾；它们散而复聚，凄惨而古怪的骚动笼罩着人们的心；欢乐的希望常常在雾气中浮现一两次之后，便完全消失；只有到了曲终才能在一阵狂飙之中重现。而快乐也具有一种苦涩而狂野的特点。所有的情感都掺杂着一种毒素--狂热。随着夜幕的降临，雷雨也在聚集。随即，沉重的云蓄满了闪电，黑压压的，挟带着暴风雨，《第九交响曲》开始了。--骤然间，在疾风暴雨之中，黑幕被撕裂了一道口子，夜被驱走，在意志力的作用下，白昼的明媚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拿破仑的哪一场战役、奥斯特利茨（拿破仑1850年大获胜利的地点）哪一天的阳光能达到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这种胜利是精神力量所从未获得过的？一个贫困潦倒、孤独残疾、痛苦不堪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予他欢乐的人，他却创造了欢乐，并把这份快乐带给世界！他以自己的苦难来铸就欢乐。他以一句豪言壮语浓缩了他的一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的箴言：
“用痛苦换取欢乐。”
贝多芬的遗嘱
海林根施塔特遗嘱
给我的弟弟卡尔和约翰·贝多芬
噢，你们这群人啊，怎么能把我当作、或让我被人看作是一个满腹怨恨、疯癫、愤世嫉俗的人呢？你们对我太不公平了！你们根本不清楚隐藏在外表下的原因！自童年时起，我的心灵和精神便趋向于温柔、仁慈的情感，并一直准备着去做一些伟大的事业。但是，你们想想看，六年来，我的身体情况是何等的糟糕，还被一些冒牌庸医误诊，一年又一年被他们欺骗，还幻想着有一天会好转，最终换来的却是一种“永久的病症”，即使有一丝希望能够康复，那也要等上许多年。我虽然生来具有一种热烈而积极的性格，甚至能适应社会上的各种消遣，但我却较早地被人类驱除，成为形单影只的可怜人。有时我真想克服这一切，啊！但每次我都无可奈何地被残疾，这个不断翻新的悲惨经验所阻止！然而我又无法跟别人说：“请讲大声点，大声喊，因为我是个聋子！”啊！你叫我怎么开口告诉别人我的一种感官出了毛病呢，这种感官对于我来说，要比别人的更加完美，更加优秀。而它从前是最完美的，在我从事音乐这一行中，很少有人能像我的这个感官那么完美！--噢！我说不出口啊！--因此，如果当我本想与你们做伴而你们又看到我孤僻自处的话，请你们多加谅解。我的不幸让我痛苦不堪，我常因为它而被人们误解。在交往中，在微妙的谈话时，在大家彼此倾诉彼此安慰时，我却无法得到一丝慰藉。孤单，完全的孤单。我越是迫切需要在交际场合露面，越是不能冒险。我只得像一个被放逐者似的生活。如果我走近一个交际场合，我立即有一种揪心的忧虑，生怕被人发现我有残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