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我吃饭的时候，她的丈夫走了进来。他是在戏院里看了戏回来的，手里拿着一只燃着的蜡烛，正要去睡，见到我就和我说了会话。后来他停下，好像想到了什么事：“给你看一样东西，它也许能做你们这行。你见过蛙人吗？”
于是他让我拿着蜡烛，提着灯领我进了厨房，然后把灯放在菜橱上，菜橱下边没有橱门，而是拉着一块帘子。他拉开那帘子，说着：“出来啊，吉尔伯特！”
一个怪物从橱里爬了出来，长着一个大到不成比例的扁脑袋，一头金发，没有血色的脸上是塌鼻子和大嘴巴，肩膀和胳膊上的肌肉十分健壮，但没有小腿，穿着一套法兰绒衬衣，裤管被剪到大腿那，能看见露出十个粗短的脚趾头。这恐怖的怪物抬起头，咧开嘴，露出一排黄黄的牙齿，看起来像是二十岁，又像是四十岁。
“跳一下，吉尔伯特！”他父亲说，那可怜虫就慢慢俯身，用手臂撑着往上一跳，几乎跳到我头那么高的地方。
“你看他能去马戏团演出吗？他可是蛙人啊。”
我已经被吓得快不能说话了。不过还是告诉了他几个马戏团的名字，说可以写信试试。
他还是要那可怜儿子再做一些蹦跳、倒立之类的动作，我也只能装出一副欣赏的样子，夸他演得好。临走时我对他说了句：“晚安，吉尔伯特。”他也粗着嗓子磕磕巴巴地说：“晚安。”
那天，我夜里醒了好几次，每次都要去看看厨房的门锁好了没。第二天，房东太太看起来挺高兴，话也多了：“你昨天看到吉尔伯特了啊。不过，他是因为有戏班的人在家住，才睡在那菜橱里的。”
我这才意识到这可怕的事，原来我睡的就是吉尔伯特的床啊。不过我还是答应了一句，并装作感兴趣地问他能不能去马戏团表演。
房东太太点点头：“我们常这样打算呢。”
可能是为了讨好房东太太吧，走之前我还特意到到厨房里跟吉尔伯特告别。我尽量装出一副完全不介意的样子，握了握他那满是茧子的大手，他也很和蔼地跟我握了手。
我们在外省演出了四十个星期才回到伦敦，紧接着的八个星期又在郊区各地表演。《福尔摩斯》这戏大受欢迎，所以，第一轮之后三个星期，我们已经又开始准备第二轮演出了。
这时候雪尼和我决定搬家了，从波纳尔弄搬到肯宁顿路上一套更像样的房子里。我们想要消除过去留下的痕迹，就像蛇蜕去身上的那层皮一样。
同时，我从戏班的管事那儿为雪尼在《福尔摩斯》里谋了一个小配角，每周能拿三十五先令，这样一来，他也进了戏班，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去巡回演出了。
第二轮巡回演出时，雪尼每周都写信给母亲。演出快结束时，凯恩－希尔疯人院给我们来信说母亲已经康复了。我们很快就办好了她的出院手续，打算先接她到雷丁，一家团聚。为了庆祝这件天大的喜事，我们租了一套非常精致的公寓，有两间卧室，起居室里放着一架钢琴，母亲的卧室里摆着鲜花，还准备了一顿精美的饭菜。
在火车站接母亲时，我们俩兴奋而紧张，但是想到母亲必须要适应新环境才能跟我们一起生活，而且也再也回不到当初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了，这样一来，我又有些焦虑。
火车进站后，我们忐忑地盯着从车门那依次下车的旅客，后来终于看见了母亲，她微笑着朝我们走过来。看见我们，她并没有表现的很伤感，而是亲切地跟我们打了招呼。很明显，她也在努力适应着一切。乘马车回去的途中，我们断断续续地谈到了很多以前的事情。
我们首先领她去看那套房子和摆在她卧室里的鲜花，一阵欢欣雀跃之后，我们都在起居室里坐下了，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但在那和睦的阳光下，房子里寂静的空气反而让我生出一些忧郁的情绪。因为看到母亲只要在生活中稍稍满足就很开心了，这让我不免为自己不幸的过去而伤怀。她可能是唯一能让我有这种感伤的人吧。不过，我尽量掩饰住了自己的情绪。母亲老了些，人也胖了点。我一向觉得她很会打扮自己，并以此为傲，希望她能衣着光鲜地跟我一起去见同事们，不过现在她看起来却有些落魄。可能是察觉了我的心思吧，母亲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我小心地帮她整了整头发，笑着说：“我要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我的同事。”
她看了看我，取出了粉扑往脸上扑点了粉，高兴地说：“看我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啊。”
不久后我们互相适应了，我也不再有那种为过去伤怀的情绪。不过因为年龄渐长，我们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亲热地黏着她了，她也心知肚明，因此我们也就觉得她更通情达理了。在巡演那段日子里，她会出去买些吃的用的，还要带回来一些鲜花。这跟从前一样，就是再穷苦，她星期六晚上也要带点紫罗兰回来。只是有时候我对她的沉默和冷淡感到难过，感觉她有时候不太像母亲，而像是我们的客人了。
过了一个月，母亲要回伦敦了。她想省些旅费，不再跟着我们到处跑，而且想要在我们巡演结束前布置好一个新家。她在切斯特街那家理发店的楼上租了一套房子，就是以前我们住过的地方。此外她还买了一套十镑的家具，分期付款。那几个房间当然谈不上雄壮华丽，但是她在卧室里装橘子的木箱上盖上了印花布，别出心裁，让它们看起来像小衣柜一样。雪尼和我每周能挣五镑五先令，把其中一镑五先令交给母亲。
第二轮巡演结束后，雪尼和我陪了母亲几个星期。我们虽然很乐意陪着她，但由于家里比起设备舒适的外省公寓要简陋一些，所以我们又有点想再次参加巡演。这时候我们对那些小享受已经开始习惯了。母亲也觉察到这点了吧，去火车站送我们的时候，她看上去很高兴，但火车开后，她在月台上笑着挥舞手绢的样子却又显得忧郁。
在第三轮巡演的时候，母亲来信说，那个露易丝，也就是父亲的后一个妻子死了，她只比父亲多活了四年，就死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兰贝斯贫民学艺所里，真是造化弄人。她的小儿子也被送进了雪尼和我曾经去过的汉威尔学校。
母亲在信里说，她去看了那个孩子，他已经十岁，完全不记得雪尼和我曾经和他一起住过，因为那时候太小了。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没什么印象了。据母亲所知，他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他很漂亮，安静害羞，看起来心思缜密。母亲给他带了些食物，而且说要经常去看他，我相信她确是常去的，直到后来她自己旧病复发，再度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
知道母亲再次发病之后，我心如刀绞。我们一直不了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是在一份短短的通知里得知有人发现她一直在马路上徘徊，说话语无伦次。束手无策的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清醒过，而之后的几年，凯恩－希尔疯人院也渐渐萧条，我们手头宽裕了之后，才想办法把她转到了一家私人医院。
不过命运之神并没有完全抛弃母亲。因为在母亲生前的最后七年中，我们都长大成人，功成名就，她也过上了不曾想到的舒适生活。
后来，《福尔摩斯》的上演权被哈利·约克先生从弗罗曼戏班买走了，他是布莱克本皇家戏院的老板，于是我们在这个戏班的巡演就告一段落了。新戏班邀上了我们，去更小的城镇里演出，但每人的报酬都降到了三十五先令。
这个新戏班和弗罗曼戏班相比逊色了很多，这让我们十分懊恼。我本不打算让别人知道我对这班子的歧视，但由于被新导演问到了一些舞台技巧，我就急着告诉他弗罗曼戏班是怎样导演的。这引起了戏班人的不快，从此他们就当我是个乳臭未干的自负小子。一个新的舞台管事还多次借机找我的麻烦。
后来，机缘巧合，《福尔摩斯》的作者威廉·吉拉德编了一出叫《福尔摩斯难做人》的开幕戏，共三个角色：一个疯女人，一个福尔摩斯，还有福尔摩斯的小佣人比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吉拉德的管事波斯坦斯先生给我拍来一封电报，问我能否扮演比利这个角色，到伦敦跟吉拉德一起出演这场开幕戏。
我激动极了，但又急得团团转，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戏班能不能在外省找到人，替我演他们这边的比利，好在他们真的另找到了一个比利。
回到伦敦后，我们在西区的一家戏院里演出。这次经历被我形容成自己的新生。我到了约克公爵戏院，会见了舞台管事波斯坦斯先生，他领我会见了吉拉德先生。我还见到了美若天仙的玛丽·多萝，她有着娇嫩的嘴唇，整齐雪白的牙齿，令人心醉的下颏，乌黑的长发和一双棕色的眼睛。这种美丽让刚满十六岁的我惊呆了，我告诉自己不要被她迷住，却还是对她一见钟情了。这一切的经历，几乎让我有些眩晕。
优秀的女演员艾琳·范博朗在《福尔摩斯难做人》里演那个疯女人，出演福尔摩斯的吉拉德只是坐在那听她念着大段对白。我则在剧里说了一句笑话：“您的办法是对的，先生。那儿才是真正的疯人院呢。”
剧评家们对这幕剧里的笑话是欣赏的，但他们批判吉拉德为玛丽·多萝所写的《克拉丽莎》并不成功。于是吉拉德在那之后又开始重演《福尔摩斯》，我依然在剧中扮演比利，又能拿到每周两镑十先令。这让我喜出望外。
排练的时候，我再一次遇见了玛丽·多萝，我告诉自己不要为她倾倒，但对她的爱慕却又在沉默中渐渐加深，我恨自己的软弱无能，觉得她可爱，却又因为无法接近她而觉得她可恨。她演的是爱丽丝·福克纳，我没有跟她合演的戏。但我算好时间，故意在楼梯上遇见她，然后结结巴巴地说句“晚上好”，她也会笑眯眯地说声“晚上好”。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接触了。
《福尔摩斯》一炮走红，我参演的时候，有一次亚历山德拉王后同希腊国王和克里斯琴亲王也去看戏了。
在这部戏结束前两周，巴昔卡先生开了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当时大名鼎鼎的肯德尔先生和太太，希望能让我在他们的新戏里演个角色。那时候他们正在圣詹姆斯戏院里上演一出很卖座的戏，正好快要结束了。我们约好上午十点在那家戏院的休息室见面。二十分钟之后，才看见肯德尔太太远远地走过来。她神情傲慢，一见我就说：“你就是那个孩子啊。我们下一部戏要到外省巡演，我很愿意听你念下脚本。可我们现在太忙了，明天早上这个时间，你再来一趟，好吧？”
我冷冷地答道：“对不起，夫人。很可惜我不能去外省演出。”然后就将帽子稍微抬了抬，出了休息室，雇了一辆马车走了。此后的十个月里，我就一直散漫着，无事可做。
在约克公爵戏院演完最后一场《福尔摩斯》后，玛丽·多萝要回美国去了。那晚我一个人在外面喝到酩酊大醉。两三年后，在费城，卡诺喜剧团参演新戏院开幕典礼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她，依然是那么美丽。她致辞时，我就站在条幕后面看着，但因为演丑角，又已经上了装，所以因为难为情而没让她知道那就是我。
伦敦演出的《福尔摩斯》和在外省的巡演的《福尔摩斯》几乎是同时结束的，所以雪尼和我都闲下来了。不过他在《时代》戏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于是很快就进了查理·马侬的丑角闹剧班。这种戏班演的都是幽默的哑剧，不过配上优美的舞剧音乐，很受观众欢迎。后来，弗雷德·卡诺，最杰出的丑角闹剧班的班主看中了雪尼，邀他去了自己的戏班，每周给他四镑的薪酬。当时那里没有合适的戏让我演，不过幸好我在伦敦演出时存了点钱，于是在雪尼去外省演出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留在伦敦，偶尔去台球室打打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