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路的担心中抵达洛杉矶，住在一家叫大北旅馆的小旅店里。头一天晚上，我去以前演出过的皇后戏院里看第二场戏。检票员认出了我，问我要不要跟森纳特先生和玛蓓尔·纳耳芒小姐一起坐，他们就在后面两排。我十分激动地过去了。大家匆匆地小声介绍之后就一起看戏。散场后，我们去了一家德式地下餐馆里吃宵夜。森纳特先生对我的年龄十分惊讶：“我还以为你要大得多呢！”我想起他的喜剧演员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觉出他对我不太放心，于是有些着急，答道：“只要化装一下，想要我多老都可以。”不过玛蓓尔·纳耳芒的态度却使我的心定了定，其实也不过是我的心理作用罢了。森纳特先生让我在工作之前，先去伊登代尔熟悉一下电影制片厂里的人。后来他用那辆气派的跑车送我回了旅店。
第二天一早，我搭电车去伊登代尔。那是洛杉矶的郊区，还没有发展定型，看不出是要建成住宅区还是半工业区。有些地方堆积着木材和一些废弃的铜铁，还有一些似乎没人打理的小农场，公路旁边有几间木头房子，是商店。我一路问人才走到奇斯顿电影制片厂外。这个制片厂有一百五十英尺见方大小，是被绿色栅栏围起来的一些破烂房子。要走过一条花园小路，穿过一所平房才能到那里面。我站在公路对面向里面呆看了一会儿，犹豫是否要进去。
到了午饭时间，一群没有卸妆的演员从平房里涌了出来，男男女女，还有奇斯顿警察。他们穿过公路，去一家小店里了买三明治和热狗，一路嬉闹着。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赶紧躲远了些，注意着森纳特先生或纳耳芒小姐会不会出来，但他们没有出现。站了半小时后，我决定回去了。当时我觉得没法一个人走进制片厂去面对那些演员。接连两天都是如此。第三天，森纳特先生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去，我只能编了个借口。他说：“快过来吧，我们在这等着你。”于是我去那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平房，说要见森纳特先生。
森纳特看见我很高兴，马上把我带到制片厂里面参观。眼前的景象完全吸引了我：那儿拉着一幅幅宽阔的白色亚麻布，阳光照到那上面，被均匀地分散开，柔和地照到整个场地上，于是那儿的每样东西都蒙上了一种飘渺而神秘的色彩。这种布置是在阳光下拍摄的需要。
森纳特介绍了几位演员给我认识。我对电影的拍摄过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当时那儿有三个场地景，三拨演员分别在那里拍摄，看起来就像是展览会一样。玛蓓尔·纳耳芒正在其中一个场地一边捶着门一边喊：“快让我进去！”然后摄影机停下，一场戏就拍完了。我不知道，原来电影就是这样七零八落地拍出来的。
这时，需要我顶替的那名演员，福特·斯特林，正在另一个场地上拍摄。森纳特先生跟他介绍了我。他快要离开奇斯顿去环球演戏了。他很有观众缘，人们围着他的场地观看，都很热情地对他笑着。
森纳特跟我介绍了他们拍电影的方法。“我们没有剧本，只是按照故事的自然发展去表演，加入随时想到的笑料，最终形成一幅打闹追赶的画面，我们笑剧的主结构就是这样的。”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方法，但就我自身来说，并不喜欢那些打闹追赶的场面。这样会埋没每个演员独特的性格。虽然我几乎不懂电影，但我明白，个性是演员最重要的东西。
那天，我看了好几个场地的电影拍摄。不过让我烦恼的是，演员们似乎都在模仿福特·斯特林，而我和他的风格是刚好相反的。我不知道森纳特打算怎么让我演。他应当知道我不适合演福特所演的那种喜剧，因为他曾经看过我演戏。但是这制片厂里的每个故事、每个镜头，看起来似乎都是为福特·斯特林量身打造的。
看得出，这电影制片厂是由一片农场改建的。玛蓓尔·纳耳芒有一间单独的平房作为化妆室，普通女演员用隔壁的一间。平房对面是一个用牲口棚改成的大化妆室，供一些小演员用。我则跟麦克·森纳特、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这些主角共用一间化妆室，这应该也是从牲口棚改过来的。包括玛蓓尔·纳耳芒在内，那儿有好几个漂亮女孩。整个制片厂有着一种美丑混合的奇妙感觉。
我在那连续溜达了好几天，不知何时轮到我拍戏。森纳特偶尔从我身边走过，却很少注意到我。我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后悔请我来了，于是一直很紧张。如果他注意到了我，对我一笑，又让我有了些希望。其他人对我都持观望态度，但我觉得也有人怀疑我是否有能力代替福特·斯特林。
星期六那天，森纳特十分亲切地让我去办公室领薪水。我跟他说了我急于工作的心情，想跟他谈谈关于模仿福特·斯特林的事，他却打断了我，说这并不着急。
我就这样闲了九天，在紧张中煎熬着。不过福特经常宽慰我，下班后有时候用他的车载我去市里喝酒，见见他的几个朋友。他有一位叫埃尔默·埃尔斯沃斯的朋友，总是半开玩笑半讽刺地问我：“我知道你要顶福特演出了。但你能逗人笑吗？”他当着福特的面这样取笑我，总让我感到很尴尬。幸好福特给我解了围，他说：“你没看到他在皇后戏院演的酒鬼吗？很能逗人笑。”
埃尔斯沃斯却会说：“嗯，他还没能逗我笑呢。”
终于，我期待的那天来了。玛蓓尔·纳耳芒和福特·斯特林的班子都跟着森纳特去拍外景，制片厂只留下几个人。亨利·莱尔曼先生，仅次于森纳特的奇斯顿总导演，要开拍一部新片，让我去扮演一个记者。莱尔曼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总因为自己导演的几部喜剧片很成功而得意洋洋。他扬言，他的影片不需要个性，只要靠机器的效果和剪接的技巧就能逗人笑。
当时拍的是一部讲述印刷厂里故事的电影，没有剧本。我穿着大礼服，戴着大礼帽，在嘴上贴了两撇翘胡子。在开拍之前，我看到莱尔曼还在想笑料。初来乍到的我很是热心，想帮他想些点子，却因此导致了两人的矛盾。在我跟报馆编辑见面的那场戏里，我加入了所有能想到的笑料，还给其他演员出了主意。短短三天里，我觉得拍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镜头。但让我伤心的是，在制作好的电影里，我所有能逗笑的地方都被剪去了。我不知道个中缘由。直到很多年后，亨利·莱尔曼才说出那是他故意剪的，因为他觉得我知道太多了。
那部电影拍到第二天的时候，森纳特他们回来了。那天三个班子一起拍戏，场地上全是人。我没有化装，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这时森纳特叼着一支雪茄，站在玛蓓尔身边，正打量着一个布置成旅馆休息室的场景。“我们现在需要加点笑料啊，”他转向我，“你来扮个丑角吧。扮什么样都行。”
我对装扮有些拿不定主意。我不喜欢那身记者打扮。去化妆室的途中，我突然灵光一闪，决定穿上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紧紧绷在身上的上衣和一双很大的鞋子，拿根手杖，戴一顶很小的圆顶礼帽。我希望每一件东西在我身上都看起来不合适。起初我不知道应该扮成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后来想到森纳特觉得我太年轻，就贴上了一撮小胡子以增加年龄，不过不会挡住我的表情。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性格，我并不清楚。不过一旦打扮起来，这副样子就让我对他的性格胸有成竹了，而上场之后，这人物更是被活灵活现地演出来了。我在森纳特跟前一面挥着手杖，一面大摇大摆地踱着步子，脑中不断涌现出一个个笑料。
麦克·森纳特的成功秘诀就是他洋溢的热情。他看到好笑的地方从来不会吝啬自己的笑声。他看见我之后咯咯地笑到浑身直哆嗦，这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跟他解释道：“你看，这是个有多重性格的人。他是个流浪汉，也是个绅士；是个诗人，也是个梦想者；他很孤单，渴望着浪漫和冒险。他指望别人把他当作科学家、音乐家，或是一位公爵、一个玩马球的人。实际上他只会捡捡烟头，还会抢孩子的糖果。在他异常恼怒的时候，还会看准了机会对着那些女士们的屁股就是一脚！”
森纳特被我逗得笑不停，接着说：“不错，上场去吧，看看你能玩出些什么花样。”跟拍摄莱尔曼的影片时一样，我不知道电影的具体情节，只知道讲的是玛蓓尔·纳耳芒还有她丈夫以及情人之间的纠纷。
在演喜剧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感觉，而感觉也并不是永远都那么好找的。在那场戏里，我感觉到自己应当是个冒充客人的骗子，一个想找到安身之处的流浪汉。我刚走进休息室，就被一位太太的脚绊倒，赶紧转身向她抬抬帽子致歉，结果一回身又被一个痰孟绊倒，马上又跟痰盂抬抬帽子。于是摄影机后面的人都笑了。
这时场地旁边已经聚了一大群人，有离开自己场地过来看我们的演员，还有木匠和管戏服的工作人员。这又让我增加了信心。排练完毕，很多观众都哈哈大笑了。之后，我看见福特·斯特林越过人群张望我们这边。拍摄过后，我知道自己演得不赖。
那天我去化妆室的时候，正遇见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在卸装。没有人说话，化妆室里的气氛充满了矛盾。他们俩一直挺喜欢我，但我能察觉他们此时心里的矛盾。
我那个镜头很长，一共拍了七十五英尺的胶片，而一个喜剧镜头一般是不多于十英尺的，所以森纳特和莱尔曼为是否要全部放映而争论。我说：“既然是要逗观众笑，长度并不影响什么啊。”最后他们决定全部放映。这一身打扮己经让我被这个人物感染了，所以我那时就决意此后要一直穿这身衣服演戏了，不管是什么戏。
那晚，我和一个小演员一起乘电车回旅馆。他对我说：“你这次可是一举成名了啊，从来没有人能在摄影场上那么招大家笑，连福特·斯特林也没能这样呢！”
我抑制住自己的得意之情：“如果上映时，观众也能那样笑就好了。”
几天后，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我又无意中听见福特向那个埃尔默·埃尔斯沃斯说：“看看那家伙，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一双扁脚，你可从来没见过那么邋遢可怜的流浪汉，抓痒的时候就像是在胳肢窝里捉虱子一样，他还真是能逗人笑啊。”
我演绎的这个人物十分独特，美国人不熟悉，甚至我自己也不熟悉。但是，一打扮起来，我能感觉到这是个活生生的人物。他会让我产生种种荒唐古怪的念头，而在我打扮成他的样子之前，无论如何也是想不到那些点子的。
我跟那个小演员混熟了，每晚一起坐电车时，他都会跟我细说那天电影制片厂里人们的反应，他自己也会对我的笑料做些评价。“有一个太妙了，在洗指缸里洗洗手指，在那老头的大胡子上擦擦汗，厂里的人可都没见过这种把戏。”他一件件地评说下去，我不禁得意扬扬。
我跟森纳特合作时总是轻松自在，一切都是我在场地上即兴出演的。因为在拍摄时，演员和导演都不会有绝对的把握，所以我觉得自己懂得并不比导演少。于是我总会提出一些建议，森纳特也很快采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鼓舞，让我相信自己是可以创作、可以编故事的。但当时只有森纳特对我满意了，大家还没有对我满意。
第二部影片又是跟莱尔曼合作。他那时已经打算去跟斯特林的班子了，只是为了答谢森纳特而多工作两周。我照例提出了很多意见，但他只是笑着听我说，一条也不采纳。他解释：“戏院里这样可能会逗人笑，但电影里可没时间去演。拍这种滑稽片就是要打闹追赶。”
我争论道：“幽默就是幽默，电影或是舞台上都是一样的。”但他全然不听，还是依从奇斯顿拍摄的老办法，要求一切动作都要做得很快。我虽然只能遵守他的原则，但偶尔也会加入自己的一点搞笑动作，可是跟上次一样，他总有办法把这些镜头剪得支离破碎。
莱尔曼走后，我又跟着一位叫尼古拉斯的导演演片子，他从电影出现以来就是个导演，已经快六十了，老气横秋的。他在电影里只有一个笑料，就是抓住一个丑角的脖子赶他从一边到另一边。我想要做些细致点的动作，他却一直嚷着没时间这样演。我只是稍稍违背了他的原则，但看得出他已经跟森纳特打报告说了，他没办法跟我这混蛋合作。
就在这段时间吧，市区上映了森纳特导演的那部《玛蓓尔奇遇记》。我夹在观众们当中，十分担心地看着那部电影。他们在福特·斯特林出现后照例哈哈一笑，对我的出场却表现得异常冷漠。而我在旅馆休息室里的那些动作也没法把他们逗笑。但随着影片的放映，人群中出现了小小的笑声，那笑声渐渐大了，而影片快结束时，他们还有一两次哄堂大笑。这次放映告诉我，对于新演员，观众们并没有偏见。
一两天后，森纳特来找我了，跟我说：“他们都在抱怨，说跟你没办法合作。”我尽最大努力跟他解释，说我只是在认真工作，一心想要拍好影片。他冷冷地回答：“只要你能按我们说的来，那我们也就满意了。”但我第二天又跟尼古拉斯发生了争执，而且大为光火地冲他说：“你叫我演的这些，一个每天拿三块钱的临时演员都可以演。我是想要拍出好的电影来，可不只是被你们赶来赶去还从电车上跌下来。我不想就这样挣每周一百五十美金的薪酬。”
尼古拉斯“老爹”（我们给他的绰号）气极了：“我干这一行已经十多年了，你能懂什么？”我无法说服他。班子里其他人对我的看法也不支持。一个老演员说：“他是明白的。他在这一行的资格可要比你老多了啊。”
我大概先后拍了五部电影，想尽办法在他们大幅度的删剪里面保留自己的逗笑动作。随着对他们剪片方法的熟悉，我知道出场和进场的镜头比较难剪切，所以我总把自己的逗笑动作安排在那些时候。与此同时，我利用所有机会去学习制片的技术，频繁进出于冲印间和剪接室里，观察工作人员是怎样剪片的。
这时的我一心要自编自导一部喜剧电影，我把这个计划跟森纳特说了，可他不但不理睬，还让我服从刚开始做导演的玛蓓尔·纳耳芒的指挥。这让我十分气恼，虽然她是一个好姑娘，但我不相信她是个好导演。第一天在洛杉矶郊区拍外景的时候我就顶撞了她。是因为要拍一个我拿着水管在公路上浇水的镜头。我提议自己先踩在水龙皮带上阻断水流，俯身去看管口的时候，无意间抬起脚，那水就直接喷了我一脸。但立刻被她打断了：“我们没时间了啊！我们没时间了啊！你就按我说的演吧。”
这句话让我难以接受，于是我回答：“很抱歉，纳耳芒小姐，我不能按你说的演。我不觉得你有资格来教我怎么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