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戏院休息室的时候，戏院经理从里面走了出来：“查理，这部影片很精彩。”然后他又说道：“我很希望能看到你拍的有声电影，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你呢！”
这句话表面听起来似乎是恭维话，其实不然。我不自在地挤出了一丝笑容，然后走到了戏院外的人行道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那里等我。夫斯是我的经理，向来很严肃，这时说话的语气却显得很轻松：“我认为这部影片所产生的效果挺好，要知道--”我感觉到最后这几个字有些不妙，赶紧很有把握地点了点头，并接着他的话茬说了下去：“这部影片还有一两个地方需要剪辑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如果戏院里座位都坐满了，观众的情绪会更加高昂的。”
这时候我们才猛然想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大家都有点慌神，那就是至今我们还没有为这部影片做过任何宣传工作。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为票房担心，因为以前电影院老板对我的每一部新影片都很感兴趣，我相信自己的名气还是很有号召力的。而我们联美影片公司经理乔·申克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对我说：“现在跟放映《淘金记》时已经不同了，那些轮流上映的大电影院也和我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都抱着观望的态度。而且一般电影院老板现在已经不那么热心了，不会给你以前那样的待遇了。我还接到他们的通知，说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已被预定出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排队等候。”
乔治·M.科汉戏院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是在纽约唯一可以租借到的戏院，但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赔钱的电影院，甚至不配称为电影院，里面除了四壁之外，其他一无所有，就更别提有经理、出纳、引座员、放映师和台上工作人员了，根不本不适合放映电影。而且电灯招牌广告费用，一切都需要自己筹备支付。我想，既然两百万都花出去了，还在乎这些干什么。于是，我孤注一掷地把这家戏院租了下来。我每星期要付七千美元租金，并保证连续租八个星期。
同时，夫斯跟洛杉矶一家新落成的电影院也谈妥了租期，准备在这个戏院首次放映我们的影片。当时，爱因斯坦夫妇也在洛杉矶，也说要去看这部影片，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料到，初映的那天会有那么多麻烦发生。那天晚上，他们夫妇在我家用了晚餐后，和我们一起驱车去电影院。沿途经过的几个街区的街道上人头攒动，戏院附近商店的橱窗被人群挤碎，到处充斥着香水和麝香混杂着煤气灯的气味，让人觉得头昏脑胀，想要呕吐。警备车和救护车试图驶进水泄不通的人群维护秩序。最后，我们在一队警察的护卫下，踉踉跄跄地总算进了休息室。
虽然这个戏院建造得非常考究，但是这家戏院的老板却是个对放映电影一窍不通的人。开始播放影片了。像在一般电影初映时一样，导演和制片人的名字首先出现在了银幕上，观众们也都报以了掌声。接着，终于出现了第一个镜头。我的心快提到嗓子眼了。那是一个塑像纪念碑揭幕典礼的滑稽镜头，这个镜头引得观众们发出了笑声，而且笑声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哄堂大笑。听到电影院回荡着的笑声，我的一切疑虑和恐惧都开始烟消云散。在接连放映了三本的过程中，观众们的笑声一直没有间断过。我想哭，又忍住不跟着观众一起笑，我知道自己抓住了观众的心！
突然，一件让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戏院里的灯光一下子都亮了起来，影片突然中断，观众们的笑声也随之停止。接着一个人的声音从着麦克风里传了出来：“请各位允许我占用五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这个美丽的新戏院的优点，然后再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笑片。”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猛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发疯一般冲向过道：“我要宰了这个****养的混蛋戏院经理！他在哪里？”
观众们又是跺脚又是拍手，表示对我的支持，而那个白痴经理还在唠叨着戏院里各种设备如何精良。直到观众们不断地喝倒彩，他才停止了讲话。接下来又播映了整整一本，笑声才又在戏院里响起。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成功的。
再过四天就要在纽约放映电影了，我必须提前赶到那里去，所以我没有等着看影评，在第二天就匆忙赶往纽约。我到了那里才发现，居然什么宣传工作也没做，只有一则简单的广告启事刊载在报上：“我们又要见到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几条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介绍，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见此情景，我赶紧找到我们联美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明白，平常没有电影在这家戏院播映，而我们又是在这里初映，光凭观众对我的喜爱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广告是必须要做的。”
于是，我用了同样大小的字体，每天在纽约最大的报纸上刊登了占半幅版面的广告，内容如下：
科汉大戏院
查理·卓别林
在《城市之光》中演出
全天各场连映
票价五角至一元
广告费用花了我三万美元，在戏院门口租一个电气招牌又用了三万美元。距离初映的日子没几天了，我们不得不通宵赶工，反复试验放片，决定影片的大小，对一些有差距的地方进行矫正。第二天我又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将我拍这部无声影片的原因向记者们做了一番讲述。
所有的大电影院在播映第一轮影片的时候，最高票价定的是八角五分，最低票价是三角五分，而且它们播映的都是有声电影，演员也会亲自到电影院来跟观众见面。因此联美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定的票价--最高一元，最低五角提出质疑。但是我拒绝降低票价，我有我的想法：正因为我们播映的是一部无声电影，票价就更需要抬高。如果观众们很喜欢这部电影，是不可能在乎这一点差价的。
虽然影片初映很成功，但是这暂时的成绩并不能说明什么。一般观众的反应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直到半夜我都没有睡意，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观众是否会喜欢这部无声电影呢。上午十一点钟，情报员闯进了我的卧室，一脸兴奋地对我喊道：“伙计，你太伟大了！影片火了！从早晨十点钟开始，整个街区就排满了要看电影的人，你仔细听听，那些人都是怎样喊叫的！现在，观众们都抢着要进电影院，整个市区交通也被看电影的人堵住了，维持秩序的警察就有十多名。”
这下子我感到彻底轻松了。我一边吩咐给我准备早餐，一边开始洗漱。我问他：“放映到哪段时，观众笑得最厉害？”
于是他开始认真地给我描绘起来。接着，他对我说：“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看了之后有益于你的心脏健康的。”
一开始我并不想去，但是他那份热情打动了我，最终我还是去看了半个小时。影院里的笑声让我感到心满意足。这部影片又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我兴奋得绕着纽约市区游荡了四个多小时。
放映我们影片的这家戏院的对面是拉蒙影戏院，共有三千个座位，映的是一部有声电影，还有莫里斯·萨瓦利埃亲自登台，一个星期里卖了三万八千美元。而我们这家戏院一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连续三个星期放映下来，共卖座二十四万美元，也就是说每周有八万美元的卖座率。十二个星期以来，《城市之光》一直在不断地放映，将所有的费用都扣除，还有四十多万美元净利润。后来，纽约方面的戏院要求停止在这家戏院的播映，说这部影片已经被它们高价预定了，不希望轮到他们播映时，这部影片已经陈旧不堪。
接下来，我要去伦敦筹备放映《城市之光》的工作。我有个朋友叫拉尔夫·巴顿，才三十七岁却结了五次婚，他是《纽约客》的编辑，最近他正忙于为巴尔扎克《逗乐集》的新版本做插图，但他心情一直很糟糕，曾经吞服了大量的药剂想要自杀。在我待在纽约的这段日子里，我常常开导他，并希望他跟我一起去欧洲，换个环境，也可以换个心情。在我的说服下，他随着我一起登上了我头一次回英国乘的那条船--“奥林匹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