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杜主任带我到董家湾去蹲点。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春天。杜主任穿一件整洁的浅灰色中山服，下巴刮得精光，真是返老还童了。吉普车一出县城，他又念念不忘地询问起董劳姐的情况。当我告诉他董大娘身体不大好，天天夜里咳嗽得难以入睡时，他让司机停了车，要我到一个乡村供销社买了满满一网兜橘子。
车子开动了。夕阳透过车窗，照在老杜微胖的沉静的脸上。他点着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忽然问道：
“我们到了村里，住在谁家呢？”
“当然是住在她家了。”我直言说，“不然她会骂我们忘恩负义的，特别是你。”
老杜轻轻地笑了笑，不再说什么。我也不再言语，从他那不自然的笑容里体味着他的衷曲……
1975年冬天，为了解决社员分红长期不能兑现的问题，县委做出了清理农村超支欠款的决议。老杜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常委，董家湾是他的老点。但他上了几岁年纪，自从家属迁到城内，很少下去。作为他派去的工作人员，我住在董大娘的家里。
董大娘家院落不大，只有三间北屋，院里有棵枣树。外间屋盘着灶台，堆满着日用家具；烧柴熏黑的墙壁上，挂着辣椒、干菜。老两口和一个常住姥姥家的外孙女，住在西屋里。那屋里也很凌乱，衣裳包袱、棉布套子，外间屋堆放不下的坛坛罐罐什么的，全都集中在这里；炕头上还堆着一嘟噜山药干、一嘟噜萝卜片。东屋里收拾得却很雅静，临窗放着一张桌子、一条凳子，炕上铺着一领新席。窗台上一只饭碗里，泡着一盘水蒜；承受着窗外日光，已经抽出嫩绿的蒜苗来了，颇有生气。这是大娘为了美化这间房屋，布置的“盆景”吧？
大娘是个举止文静、性格温和的老人，身体不大壮实，说话有些气短。她把我安顿在东屋里，只说了几句口边话，便悄悄地出去了。住下几天，她很少到我屋里来。每天夜里，东屋的炕却总是烧得热热的，暖瓶的水总是灌得满满的。偶尔谈起闲话，她总爱打听我每日三餐吃的什么。哪一家让我吃得好，她就到街上宣传人家德行好，说人家将来定然儿孙满堂；哪一家让我吃得差，她便挖苦人家“酸”，说人家日后准当绝户头。为了避免她的谴责，社员们好像比着似的，都做好的给我吃。想来虽然好笑，却说明了大娘对待我们下乡干部的一片心意。
可是有一天，大娘和我的关系发生了难以愈合的裂痕。那是一天黑夜，清欠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我开会回来，她正在东屋里咳嗽。她一见我，便低下头说：
“小秀娘一时还不起。”
小秀是她外孙女，小秀娘是她唯一的闺女。她家五口人，三个孩子，丈夫常年害病。小秀娘紧干慢干，还是超支，属于困难户。我拿出县委文件：“大娘，你甭发愁。党有政策，确实人多劳少、生活困难的户，经过群众讨论，可以适当减免的。”
“唉，党的政策好，可在董家湾实行不开。”她低声说。
“怎么实行不开？”
“董家湾的支书霸气。人家说了，谁不还小秀娘也得还，一分钱也不减，一天也不缓，砸锅卖铁也得还。天不怨，地不怨，两年前人家要夺小秀娘的宅基地，谁叫我那不知深浅的孩子顶撞了人家呢……”
“这不行！”我激动起来了，“这是打击报复，这是破坏党的政策！”
她慢慢抬起头来，昏花的眼里闪动着一点光彩，瞅定我说：“你是好人，你讲直理。早先来的干部，谁敢惹他哟。他是县里老杜翻着户口册子选中的干部，他会汇报，他会给老杜挣旗子。老杜大概喜欢旗子。你是没见过，他每逢从县里回来，总要扬扬得意地对人说，老杜请他吃了这个，老杜请他喝了那个。也不知老杜真请他来假请他，这么一说，乡亲们更怕他了。唉，老杜真该下来看看……”
不知为什么，这意外的情况，不但没有激起我更大的义愤，刚才那一点激动也化为乌有了，并且后悔自己不该感情用事。我窘笑着，话题一转，竟然向她背诵起欠款无理、还欠光荣的大道理来……
她眼里的光彩消失了，又慢慢地低下头去。沉默良久，凄然一笑说：“你甭作难，听听就是了。我晓得如今当干部的难处，得罪一百个劳姐，也不能得罪一个老杜呀。天不早了，睡吧。”她说着，到西屋里去了。
那一夜，我失眠了，心里很乱。第二天早饭后，我到县里汇报时，着重谈了小秀家的困难情况。老杜在荷花池旁散着步，听着听着，突然站住了，用一种料事如神的口气，断然说：“你一定向他们讲‘照顾’了！”
我望着他的脸色，一时想不明白：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错了吗？
“你呀，嗨嗨嗨……”老杜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嗨嗨地苦笑起来，“真正的困难户，当然应该照顾喽，但那要放在收超清欠工作的后期。农民嘛，数罢割肉疼，就数着拿钱疼了。你现在讲照顾，不知要有多少哭穷的呢，月底还能拿经验、报地委吗？你呀，嗨嗨嗨……”
在老杜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吃不消他这种笑声。这笑声等于说，草包、笨蛋。我脸一红，正想快快离去，董大娘意外地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一愣，叫道：“大娘，你怎么来啦？”
“拉煤的大车把我捎来啦。”
“大娘，你回去吧，小秀家的事……”
“我不叫你作难。”她眼角里挂着泪痕，乞求地说，“你领我见见老杜去吧！”
我心里怦怦跳起来了。老杜给我们订立过一条工作纪律：群众来访，任何人不得泄露常委们的住址和行踪，以免干扰领导的精力。我红着脸说：“大娘，你回去吧，领导上的时间是宝贵的……再说，他下乡去了……”
“他到哪里下乡去了？”
“到……不晓得。”
“同志，你晓得……”
“不清楚。”在一旁的老杜抢着说，然后两手一背，向厕所里走去了。
大娘外表文静，却是个心性刚强的人。一天早晨，她带了两个玉黍饼子，又要去找老杜。我忙拦住她说：“大娘，你甭去了。杜主任决心很大，指示我们五天解决‘钉子户’的问题，十天完成清欠任务，月底拿经验、报地委。小秀娘的事，以后再说吧。”
“不，我一定要见老杜！”她坚决地说，“我虽没有见过老杜，可我听人说过老杜。当年县大队里有老杜，土地平分有老杜，办社也有老杜。共产党起事，扎根立苗就有老杜。只要我摸着老杜，把情况说明了，看哪个小子再敢欺侮我！”
我听了，心里泛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我不能再看她徒劳往返了，脱口说：“大娘，你已经见到老杜了！”
“什么？”她睁大眼睛，好像耳聋。
“那天……我们……领导上的时间确实很宝贵……”
她一下子怔住了，脸失色，眼走神，嘴唇微微颤抖着；愣了半晌，回到房中，闩住屋门哭了起来。那哭声时断时续，细弱而凄婉……
那天傍黑，办完“钉子户”学习班回来，我觉得院里空落落的。呆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那棵枣树没有了。细一打听，为了帮助闺女还清欠款，大娘不只刨了枣树，还偷偷地卖了一缸麦子。我听了，那天没有去吃夜饭。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更不符合“不动超支户口粮”的原则啊！
从此以后，她一天比一天地瘦了，脸色变得灰黄，头发又白了许多。她看见我，低头来低头去，冷冷的没有话说。我屋里那碗水蒜，因为没人浇水，也慢慢地枯萎了。
一天傍黑，她从磨坊磨面回来，突然来到我屋里，身后好像有人追赶她似的，变颜变色地说：“你快去看看吧，大街上贴了一片大字报！”
我听了，并不觉得吃惊。当时，那场“大辩论”的恶风已经扑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县城。县委的九位主要领导同志，都去参加什么学习班；上面派来工作组，县委门口也糊满了大字报。那几天我的心境很不好，懒懒地说：“那又不是给你贴的，你怕什么？”
“不管给谁贴的，我一看见那物件，腿肚子就哆嗦。”
“你哆嗦什么呢？”
“十年前……唉，你没见过吗？那物件一出来，伤了多少好人哪。老百姓没了领导人儿，日子也过不太平。快去看看吧，这回是给谁贴的？”
“给老杜。”我心里明白，信口说。
“怎么，老杜要挨整治了？”
“嗯。”
“怎么整治他呢？”她舒了一口气，嘴角里露出一点笑纹。
“炮打，火烧，油炸，谁晓得呢！”
她眉毛一紧，慢慢变了脸色。愣了好大一阵，才出去了。那以后，我发现每当有人问起她找老杜的情形时，她总是把脸一沉，钢嘴铁牙地说：“没那事。”
一天中午，我正躺在炕上看书，听见小秀叫道：“姥姥，有人找你哩。”我从窗缝向外一望，只见小秀领来两个陌生男女。两人全是干部打扮，手里都拿一个又黑又亮的公文包。他们盯住大娘盘问：
“老婆，你姓董？”
“我姓董。”
“你叫董劳姐？”
“我叫董劳姐。”
“我们想通过你了解一个问题！”那男的很傲慢，“黄世仁逼债的问题，明白吗？”
大娘没有言语。那女的却很和气：
“大娘，我们是了解你的。在旧社会，你家三代受苦，你是童养媳妇出身。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你说我们能容忍黄世仁再来逼债吗？”
院里静了一会儿，大娘说：“你们是说老杜吧？”
“对了。”女的笑了，“我们想请你打个材料，你说我写，代笔不代意。好吗？”
我看见，那女的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硬纸夹子、一盒印油。大娘迟疑了一下，灰冷的脸上忽然现出生动的笑容，显得十分热情。她放下饭桌，端来茶壶茶碗，还让小秀到邻院借了一点茶叶。我闭了眼睛，屏住呼吸，心里好像吊铅块一样沉重。如果县委开门整风，我一定鼓动她去提意见；但此时此刻，我却不忍看见农民的狭隘自私和善于报复从她身上发作起来……
“提起老杜哇，”她说，“董家湾没有一人不骂他的！你们晓得，董家湾是他的老点儿，可他一点也不为老百姓着想。多少年啦，有的人骑着新车子，听着话匣子，就是拿吃粮款。社员们辛辛苦苦一年，落秋分红不见钱。老杜呢，就是不管！一直拖到今年冬天，他才管了一下，如今呢，欠款还没收清哩，他又不管了。同志你们说，社员们对他能没意见吗？”
“你别说了！”男的邪了，“你这是揭发老杜呢，还是给他们涂脂抹粉？”
“我一个乡下老婆子，晓得什么叫涂脂抹粉？”
“大娘，”女的依然很和气，“形势变了，你不要有顾虑。”
“我一个乡下老婆子，晓得什么叫顾虑？”
“那么，你为什么要刨枣树？”男的粗声问。
“还有，你为什么要卖麦子？”女的做出一副惜老怜贫的样子，“你把麦子卖了，过年吃什么？”
我看见，大娘直盯盯地望着他们，很像个傻子：“枣树？我这院里哪有枣树？卖麦子？谁卖麦子？我正想买一点麦子呢！”
那女的终于忍不住了，把纸夹砰地一摔，说：“你是真糊涂，假糊涂？他们逼得你差一点寻死上吊，你还不觉悟！”
“寻死上吊？”
“你们支书说的！”男的一拍桌子，女的婉然一笑，“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大娘？”
大娘不言声了，猛烈地咳嗽起来。咳嗽了一阵，大声叫道：“小秀，还不快到保健站给我拿药去！”
“拿什么药呀，姥姥。”
“开胃的、败火的、治咳嗽的，大夫晓得。要是有那去忧的、消愁的，也给我拿点来！”
小秀应了一声，咚咚地跑去了。
不一会儿，小秀回来了。我又向外一望，那一男一女不知什么时候走了。大娘坐着蒲团，手托着腮，正自闭目养神。小秀没有拿回什么药来，天真地问：“姥姥，你真没有刨枣树？你真没有卖麦子？你撒谎哩！”
“大人的事，你甭管。”她显得很劳乏，气短地说，“我虽没有摸着老杜，可我听人说过老杜。当年县大队里有老杜，土地平分有老杜，办社也有老杜。共产党起事，扎根立苗就有老杜。他不好，兴老百姓骂他，不兴他们苦害他……”
“姥姥，谁要苦害他呢？”
“傻妮子，他们把他比成黄世仁了，那还有好吗？唉……”她长叹一声，又猛烈地咳嗽起来了。
当时，我的眼睛潮湿了。她和老杜只有那样一次接触，关键时候却是这样对待，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在她心目中，老杜是党的人，是老百姓不能缺少的领导人；可是，在老杜的心目中，她占据着怎样一个位置呢？想到这里，我祝愿我的上级平安无事，又希望他自省自责……
去年十月，在那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老杜时，他的眼睛也潮湿了。我想，今天到董家湾，当他见到只有一面之缘、却是患难相交的董大娘时，将是怎样一个局面呢？我觉得车子开得太慢了……
我们来到董家湾，天就黑下来了。送走司机，我们搬着行李来到董大娘家。大娘拿着水瓢，正在浇那棵新栽的枣树；小秀和几个女孩子正在院里玩耍。我上前叫道：
“大娘，我又来啦！”
她抬起头，瞅了我一眼，继续浇着枣树说：“好呗。”
“这是咱们杜主任。”
“我不认识他。”
“杜主任是来整顿领导班子的。”
“拿经验、报地委呗。”
“我们还要抓一个帮助困难户变分红户的典型大队哩！”
“再挣一面旗子呗。”
“大娘，我们……”
“小秀，”她忽然嚷叫起来，“你光耍呀，那点活做不做呀？”
小秀仰起下巴颏，想了半天才说：“什么活呀，姥姥。”
“把西屋的药干子、萝卜片子，收拾到东屋的炕上去，叫我眼前清净清净！”
我一听，心里凉了，一下子凉到脚跟。我真没有想到，在危难时刻她曾尽力保护过的、在胜利当中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杜主任面前，她竟采取这种态度。这也是农民的狭隘自私和善于报复的一种表现吗？夜色中，我看不清老杜的表情，只听他说：
“大嫂。你忙吧，改日我们再来看你。”
“不送了。”
夜色渐渐重了。我提着那一网兜橘子，呆呆地站在大娘门口，心里酸溜溜的，又有一种不便在老杜面前流露的快意。站了好久，我说：“她不留我们了……”
老杜没有立时答话。他仰望着天上刚刚出现的几颗星斗，若有所思地说：“现在不留我们不怕，好在是和平环境嘛。我们住到学校去，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吧，反正我们不再另找房子了。”
他说着，向村南口走去。他那甘苦自知的话语、坚实有力的脚步，又给了我一种信心……
（发表于19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