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想了想，觉得这问题并非与今天的写作毫无关系，从某些名着的传世，其实是能引出一些启发的。应该看到，若从漫长的历史时空来看，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但文学的历史终究不是进化的历史，而是变化的历史。从古及今，文章变化万千，各擅其妙，难分高下，故而，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硬要互相攀比是不明智的。古典名着再传世，也取代不了当代小说的需要和地位，当代正在发展中，谁能说当代小说中的杰作就一定不传世呢？
不过，现今的学者一般认为，小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生活故事化阶段，人物性格化阶段和人物内心审美化阶段。这大致是不错的。可这并不意味着，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的扬弃，后者一定高于前者。故事化也好，性格化也好，心灵审美化也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或发挥各自优势，或三管齐下，没有必要过分地抑此扬彼。读者的层面很复杂，需要也极多样，几乎任何一种审美形态的东西，都能在今天的中国找到它的对象。
就说《水浒传》吧，它传世的一个重要秘密，是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强烈的民间性，那些英雄的故事早就在老百姓口头上流传着，连呼保义、玉麒麟之类的诨号，也早已有之。它的人物、故事、价值立场，已跟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焊接在一起，化为血肉，无法拆解了。它不传世谁传世？《三国演义》、《西游记》亦然。（《红楼梦》的情形略有不同，它不是在民间传说基础上加工的，它的个人化色彩浓厚，鲁迅先生曾说，自《红楼梦》以来，传统的写法被打破了。）现在把这些作品改编成电视剧的人一定要清醒，你是站在文化传统的肩膀上轰动的。人们一面骂，一面忍不住还是爱看，原因是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宋江、曹操、孙悟空，他要看你改编得像不像。由此使我想到，今天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编都编不出来的故事，我们的作者不也可以利用它们重起楼阁，搞深加工，从民间土壤上建起大厦吗？弄得好，虽未必传世，却也能赏心悦目。有时我看某些公安题材小说，编得人很吃力，但并不动人，比起某些罪犯的想象力，不知逊色了多少。我当然并不主张照搬生活，而是主张把根子深深扎进民间，充分吸吮民间生活本身的戏剧性资源。
这几年创作上的一个趋向是回归故事，影视业对文学的索取又在助长着这种倾向。这似乎是大势所趋。听故事是人的天性，小说的基本层面本来就是讲故事。问题在于怎么讲，会讲不会讲。古典名着的讲故事，一是突出人物，二是饱含细节，三是富有意蕴，这是它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源。人是魂，没有被平添几个不朽的文学形象更令人神旺的了。世事无论多么新鲜，转眼即逝，惟有人物，可以长期存活。现在的某些小说，故事之内无人物，人物身上无细节，故事之外也无可供咀嚼的意蕴，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个事件过程的空壳了，作者怎样玩叙述也掩不住平庸的实质，这自然就谈不上流传与否的问题了。现在讲故事的人和机会越来越多了，可惜好故事并不多，不妨多看看古典名着，或能让人清醒，故事的骨头上该长什么肉，该能撑起多大的审美空间。
一九九八年六月
6.美丽出自痛苦--读《高窗听雪》致刘兆林
兆林兄：
您好！
今天是周日，北京的天阴晦着，我的心也沉悠悠的，忽然就想起你的散文集《高窗听雪》。这本书我放在枕边多日，不时地读几篇，怕复杂的感觉消失，有些篇我还想再读。我的心已是结了厚茧，一般的书很难撼动，我甚至养成了坏习惯，总爱找写作者的弱点，总想讥诮虚饰的矫情，可是，读《父亲祭》，眼泪滴湿了枕巾，几次喉头哽咽，读不下去。这哪是赏心悦目，怡情养性的美文，这是人生的悲歌，充满了惨烈与创伤，悲恨相续，如泣如诉。外在的苦难与人性本身的冷酷、自私所造成的苦难怎么就没个尽头？哪里才是人的自救之路？读这种文章，我直想冲到屋外去，希望面对的是一场纷纷扬扬，铺天盖地的大雪，只有这无边的豪雪才能发抒我深深的积郁和迷惘。马加老前辈评你的《父亲祭》“在抒发父子感情方面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为过分。他有他的道理。
我觉得，由于你生长的东北的人文环境，由于严寒多雪的天气和你对贫穷与苦难的记忆，也由于你敏感的同情心、自尊心，还有直刺真实的坦白，使你的作品有了一种痛苦的美丽，一种几乎与写作技巧无关的原生态的素朴魅力。在你不顾完善，一任心灵宣泄的一些篇章里，我真是读出了生之幸福与悲哀；人之庄重与无奈，读出了总是与特定的生存相伴随的雪的凛冽、悲怆、纯洁和凄迷，读出了北中国特有的广漠和苍凉，那意绪袭卷心头，令人难忘。
你的有些文字，常能使人骤然安静下来，有种“停顿”感和沉着力，仿佛浑身燥热者忽然沐浴清凉的雪，打个激灵，清醒起来。现在的人，出书赶得急，开会赶得急，发表赶得急，要人写文章赶得急，写作有如炒股，作品像高速公路上你追我赶的汽车，好像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我也不例外。这只是就写作看，其实整个生活何尝不如此。据说这是因为生活的节奏加快了。于是在一片加快的节奏里，我们全被一种无形的吸力裹了进去，越旋越紧，像没头苍蝇似的。我有时非常迷茫，不知道“加快”到最后会有个什么好结果。为社会的进步加快速度是有价值的，倘若为了物化和功利的加快，等在前头的大约只能是虚无。明知虚无却又无可逃遁，实为人的悲剧。然而在你的作品里，每遇人生的困境，天会下雪，雪的品格是真实，无言，纯洁，宽容，厚爱，冷峻。下雪声其实是听不见的，有人听到，那是错觉。可是真进入了那种静谧至极的情景，就可以驱除躁急、忙迫和实利的算计，就有可能躲开烦嚣，跟历史、命运、境遇和自我呆上一小会儿，就可能用心灵谛听到下雪的声音。这可否叫做澡雪精神？这样的机会不管多短暂也是好的。你的书给予我的感受正是如此。
你的作品里回荡着反思和拷问的声音，有种雪的品格。我指的主要是长达三万字的《父亲祭》。看你写你的奔丧，我就想起了我的奔丧，你写你的父亲，我想起我的母亲，不由自伤身世，万千感慨涌上心头。我一直想写关于母亲的文字，却总觉准备不足，临事而怯，没有心力完成。但这种沉重的题目你却完成了，完成得惊人地好。《父亲祭》是一首长歌、悲歌，它是对父亲灵魂的审视，其实是对我们民族的苦难、劣根的追问，它以第二人称与亡父对话的形式，直逼灵魂。你劈头第一句就说：“你终于死了吗，父亲？你那日夜消耗也经久不衰的生命之灯真的突然熄灭了吗？我不敢相信这喜讯是真的。”称此噩耗为“喜讯”，的确使人难以接受。但一步步写来，写足了恨，写足了爱，再写足了精神奴役的创伤，我们也不得不长吁一口气。
它是一篇解剖书，无情地解剖父亲、家人，无情地解剖历史，你不但在审父，更在自审。它是歌哭，是号叫，残酷而复杂，对人性的揭示无隐无讳，很少看到如此彻底的文字了。你写弟弟小瑞之死，姐姐大芬之死，母亲的发疯，父亲的漠然，以至精神失常，一路写来，惊心动魄，毛骨悚然，就其达到的人性深度而言，一般的虚构性作品实难达到。我读过你的不少得了奖的小说：《船的陆地》、《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等等，在对人的拷问深度上，似不可与此篇类比。你对父亲的爱恨交织的感情实在是太复杂了，你说你恨他，我相信，你说你爱他，我也理解，当你悲叹“安息吧，我可怜的灵魂被撕扯了五十九年已经分裂为原子分裂为中子分裂为质子分裂为核子的爸爸呵”时，直觉得你有五内俱焚之感。你写道，“那年的雪也很大，怎么在我的记忆里，一件件不幸的事都以雪为背景呢，冰冷的雪，无情的雪，美丽洁白但像孝布一样的雪啊……”如果有一种作品读了让人更浮躁，有一种作品读了让人更安静，那你的《父亲祭》属于后者。
我认为，你的某些篇章之所以写出了大的真实，无隐的真实，雪一样冷峻的真实，根源在于真诚。说你写出了痛苦的美丽，并不是说你的一本书里尽是些哭天抹泪，痛不欲生的东西，其实你的书中更多的是欢乐和幽默，只是这一切都建筑在直面人生，直面自我，袒露灵魂的基础上。没有痛苦就没有真欢乐，没有沉重就没有真幽默。我完全赞成散文的生命在于真实的说法，不过真实有外在与内在，深刻与肤浅的区别。对真实更不应作太狭隘的理解，尤其不能理解为一丝一毫都照搬生活的那种机械的真实，有时营造假定性的情境还是可以的。对散文而言，应该紧紧抓住情感的真实这个灵魂。当然，散文的情感的真实与小说的情感的真实还是有区别的，散文更注重个人化，心灵化，意象化，它虽不绝对化地反对任何虚构，但情节化的虚构和无中生有地编造故事还是要反对的。散文这种文体似与人的天性、气质、禀赋有极大关系，极大地取决于作者本人的人格魅力，学是学不来的，任何人在散文面前都无法把自己的灵魂遮掩。你有一颗富于良知的滚烫的心灵，你有种来自生活的而非从知识到知识的那种幽默感，这是你最大的财富。在《没有寄出的信》、《道歉的力量》、《应与秋菊为伍》、《朋友都是镜子》诸篇中，在在见出你的赤子之心。你不是一个技巧型的作家，而是一个本色型的作家。
如果把散文分为“文”与“质”两大路，我想你当属于“质”的一路。如果把创作主体分为“外窥的主体”与“内省的主体”的话，我相信你是属于自审型、内省型的。我在这里大力肯定你质朴的倾诉式的写法，绝对不是要排斥优美、纤巧、浓丽的写法。现在我明白了，任何一种写法几乎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人的需要真是太多样了，有高级的灵的需求，也有低级的肉的需要，不然就不成其为人了。看到有人卖力地抨击小女子散文之类，我就想起“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只是，有些不一定非要通过散文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主体不同，描写的对象不同，接受的主体各异，于是造成了散文写作万花筒般的杂多。现在人们都喜欢说自己写的或别人写的是“大散文”，倒使我不甚明白什么叫大散文了。不过依我看，敢于打破一切形式框范，不顾一切传统陈规，突破既定题材界限，跨越旧的体裁门户的，敢把宇宙万象和人性的复杂拿来作材料的，表达了新鲜的或尚未被别人表现过的情调的，且能融会百川，独抒性灵者，恐怕就接近“大散文”了。不过，粗陋，简单，不打磨，不淘筛，不锤炼，不精心概括者，冗长，烦琐，不知所云者，不该成为“大散文”的借口。
看了你的《高窗听雪》，为你所动，写下这些即兴感想，寄你求正。
祝好！
雷达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
7.批评家的胆量
对近些年来的文学批评和书评，人们有颇多不满意，这自然不是没有道理。有人曾发一声冷问：“评论究竟写给谁看？”问得好。在今天，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评论和评论怎样才能吸引读者，确乎变得日益尖锐了。有人径直指出批评的人情化、广告化、消费化趋向，对批评界的“精神无能”痛下针砭，也并非全然无的放矢。但另有些论者就未免出语刻薄了，如说现在的批评家保持着可耻的沉默，现在的评论是自产自销，只有小圈子中人互相唱和一番，或只有一个人感兴趣，那就是被评论的作家本人，旋即又说，连作家本人也未必买账--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我总觉得，在批评的实践和建设方面，有些人的热情并不高，但在嘲笑批评或奚落批评家方面，则一向很大方，也很机敏，永远无所顾忌，永远痛快淋漓，好像文学批评永远是一种可笑而尴尬的行当，好像骂骂评论是最安全不过也最时髦不过的事。更可怪者，是批评界中有些人，素有自轻自贱的毛病和解不开的“自卑情结”，同样的事，发生在作家身上，他就竖起大拇指，发生在批评家身上，他就要撇嘴了，他的主要工作是跟在作家的屁股后面打打圆场。据说全国的“评论奖”多少年都设立不起来（某些社团和刊物倒坚持了“评论奖”），原因是批评界有人不赞成，不晓得究竟害怕什么。当然，这些不正常心态的产生，良有以也，或与文学批评走过了一条特殊的曲折道路，以及某些时段不够光彩的历史有关，或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历来不弃不离，却又心存芥蒂有关，或与“文人相轻”的伟大传统有关。
但依我看，评论的情形并没有坏到如此地步，它始终艰难地成长着，发展着。它为推动文学的繁荣作出过巨大贡献，也为建设自身独立的审美系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现在，它又因时代生活的急遽变动面临着更重更难的新课题，所以，它固然需要理解时代，但它本身也亟需时代的理解。仅仅就评论言评论，或把它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和批评家个人的行为来看，那是不大可能扯清楚的；只有把它放到流转的大时代中去观察，既注意到批评本身的得失，也注意到批评的环境、条件、氛围的微妙变化，批评工作者的烦恼和需要解决的困难，庶几可能接近事情的本相。目前对文学批评的呼吁声又起，特别是关于开展健康的、说理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文艺批评的呼吁，颇能引起共鸣。我也要说，我们太需要健全的批评精神和刚正的批判品格了。可是，具体到批评实践，大家主要的不满，倒似乎是集中在对批评家的不敢批评上，也即批评家的胆量问题上。这个胆量问题抓得准不准，以及由此会引发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倒也耐人寻味。
其实，批评家与常人并无两样，有胆子大一点的，也有胆子小一点的，一律说批评家胆小，恐非事实。去年关于人文精神的大争论，就很是沸沸扬扬，卷在漩涡中心的几位，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不能视为胆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片面的深刻，泼辣的辩才，滔滔的语汇，决不揖让的姿势，至少说明，他们的心态是自由而无惧的，似不存在敢不敢批评的问题。当然，平心而论，辩论的双方之所以如此投入，如此激动，如此大胆，恐怕既与窗户纸已经捅破，火力点已经暴露，客套话已无必要，谁不正面答辩谁就有可能被动挨打之情势有关，还与所争论的问题十分“形而上”有关。倘若不是这样，而是有个具体对象摆在眼前，又是关于作家作品，关于孰高孰低的评价，那么可以说，批评家的不敢批评，胆子小，倒也是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