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人，其性格特征之一的狂，最为非文人所关切。
但大多数非文人，通常都能接受这个现实，好像文人的狂，是理所应当的。鲁迅先生对于魏晋时期文人的狂狷，持一种很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尤其对于带头狂狷的阮籍和嵇康，抱有好感。所以，这世界上的文人，狂者多；不狂者少，绝对不狂心如止水者，几乎没有。因此，狂，也就成了文人的标志特色。
不过，在中国，太过正经的道学先生，对于这种文人的性格特征，反感，抵触，看不惯，很恼火的。其实，大多数文人的狂，不妨碍别人，也则罢了。因为狂是文人膨胀的结果，是成就感难以抑制的发泄，只要对别人不构成观瞻上的不舒服，感觉上的不自在，心理上的不抵触，精神上的不讨厌，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人家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良好，而狂一下，狂两下，第一，无伤大雅，第二，无可厚非。不必马上把眼睛立起来，面皮紧起来，像灶王爷那样严肃无比。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史，涌现出来许多优秀的文人，同时，也产生出来更多的灶王爷。这些道学先生，有点像日本农民种西瓜那样，为了运输装载的便利，非要把本来圆形的西瓜，硬憋在方形的盒子里，让它长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一代一代，一朝一朝，就将文人的“精气神”桎梏如方西瓜似的，自敛，自锁，自囿，自封。想来想去，数千年来，孔夫子《论语·颜渊》所说过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四勿”，是把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的思想和行为捆绑起来的戒条。
因此之故，我对于提倡小孩子读经，非常反感。我不禁想，那些先行者们干吗要进行一次“五四”运动呢？
对文人而言，若笃信孔夫子的“四勿”，成天子曰诗云，只能写八股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想也别想，即使写出来，绝对有一股木乃伊味。而木乃伊，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四勿”样板。文人在这种盒子里，去圆就方，循规蹈矩，削足适履，按部就班，恐怕也就无以为文了。其实孔夫子的原意，并不要求大家做木乃伊。而是他的学生颜****他：如何才能做到“克己复礼”？老夫子才想到形而上的东西，对这些晚辈来讲，大概难以把握真谛，但是，端肃自己的言行，制约个人的欲望，总是能够逐渐做起来的吧？于是，颜回拍拍脑袋，说，老师，我明白了，实施“四勿”，方可“克己复礼”，是不是？老夫子很高兴，觉得孺子可教。这种本质上属于师生之间道德修养的方法探讨，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手里，却成了钳制老百姓思想的得力工具。在中国，什么事情就怕绝对，就怕极端，就怕过头，就怕大张旗鼓，加上道学先生拿住这“四勿”，所谓“拉大旗作虎皮”来对付知识分子，就起到了使西瓜由圆成方的成长盒作用。
这也是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起“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原因。因此，如今再拾儒学，张扬孔孟，会不会又把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沉渣，重新泛滥上来？真是很令人感到寒栗不已的。
大概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1925年，在湖南的******，那年他32岁，写了《沁园春》一词。这首早年的诗，很有振臂一呼，呐喊自由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中“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句，更道出知识分子奋斗追求的紧迫感。“方遒”，用白话来说，就是“来劲”，按诗意推论，“方遒”对意气风发的“书生”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么，文人的“方遒”，也就是“来劲”，则更属理所当然了。文人的来劲，在非文人看来，就属于“狂”了。其实，这首词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当年的道学先生眼里，肯定是百分之百地“狂”了。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讲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个狂狷时代，“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深知其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自曹操起，到曹丕，曹植，曹睿，鲁迅先生总结成为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所以，他认为：“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大概文学运动的发展规律，也是循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原则。曹操的“尚通脱”，与他以前以后的统治者，让圆西瓜长成方西瓜，出发点不同，结果当然也就不同。试想，任何一个蛮正常，蛮自然的中国文人，其禀赋，其脾胃，其意趣，其蕴涵，在盒子里，被拘束，被收缩，被制约，被扭偏；不在盒子里，能延展，能舒放，能开拓，能自在，肯定会有迥然相异的差别。这差别，表现在文章之外，便是魏晋文人的狂狷。
狂狷，有两种，一是可以接受的狂狷，在太正经的人看来，或可谓之“轻狂”，“张狂”的狂狷；一是不可以接受的狂狷，属于的的确确的“傻狂”，“猖狂”，在统治者眼里划入“疯狂”，“丧心病狂”的狂狷。说到这里，你不能不感慨曹操的厉害，鲁迅就很崇拜他，他声明：“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因为这位统治者，既能把狂狷从魔瓶里释放出来，也有办法将文人的这种性格，收拾得干净彻底。
典型的例子，便是祢衡和孔融两位“狂”得可以的文人。
汉末，平原德州的祢衡，史称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尚气”，亢奋浮躁，“刚傲”，盛气凌人，“矫时”，针贬是非，“慢物”，悛愎自任，这当然不是什么好的评价。一个人养成这样难以恭维的毛病，便不大容易得到别人的尊敬了。这位年青才子，自视甚高。“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无刺字漫灭。”
古代的“刺”，即今日之名片。汉代造纸业处于始创阶段，极金贵，祢衡怀里揣着的这“刺”，其实就是一块刻有自己姓名、籍贯、学业、履历的竹简。但是，有得狂的狂，或许还会为人所重，无得狂的狂，便不会有人买账了。他到处送“刺”，可没有人接受。这块竹简，老是派不上用场，也就休想当时许都的政府机关，文教团体，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了。可“刺”老是在口袋里磨来磨去，刻上去的字迹，都快光秃到辨别不出来了。这位年青人即很失落，很郁闷，长时间的失落和郁闷，就憋出一肚子火气。
有火，就要发作，而且是大发作，击鼓骂曹，这是中国文人史的惟一。只此一例，再无第二。
如果在唐朝，还是这个祢衡的话，顶多对圣明的天子，发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怨而不怒”的呻吟，打死他也不敢击鼓。
如果在清朝，如果仍旧是这个祢衡，只能“臣罪当诛兮”地诚惶诚恐跪在丹墀之下，磕头如捣蒜口号“吾皇万岁万万岁”，别说击鼓，连想都不敢想的。
呜呼，五千年来，中国文人的性格，在孔夫子的“四勿”调教下，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基本上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西瓜矣！这也只能说是历史的进步，文人的进化了。
祢衡若在今天，很可能在省市作协有份固定收入，外加出书版税，日子应该过得去，不算殷实，但绝不致有冻馁之虞。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凋零，他的家乡遍地饿殍，哪里养得起一个作家，便来到天子脚下，谋份差使，混个公职，有朝廷俸禄可吃。虽然要求也并不高，但当时曹操政权，刚刚创建，百废待兴，虽然也在网罗文人雅士，可他属于无名小辈，谁知道他是老几啊，有关部门不一定好好安排接待，到处碰壁，这火也就越憋越大。
鲁迅在文章里说过：“曹操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到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然而，百密一疏，曹操竟把这一个有点儿刺儿头的祢衡给疏忽了，于是惹出一场麻烦。当时，有人向祢衡建议，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首都文艺界会列队出来欢迎你吗？你既然得不到曹公的罗致，那你就去投奔陈群、司马朗这样的大人物，庶几能在许都政界，谋一份立足之地。
他眼睛一翻，陈群是谁，司马朗是谁，我在许都能看得上的人，只有两个，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口气之大，出言之壮，让人咋舌，这就是曹操那个时代不以为奇的狂而且妄的现象了。年青文人通常缺乏自控能力，轻则失衡，重则颠错。于是，给人留下来的印象，就剩下一个字--狂。这也是稍稍有点子本钱的文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年青朋友，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能头脑发热，都可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跳将出来的。那些上了点儿岁数的老者，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那些有把子年纪的前辈，认为自己怪不错怪有能耐的，也难以幸免“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表演一番。在文坛上，这班老少两类狂徒，可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老的，以老大自居，口含天宪，作领袖状，少的，以才子身份，口发狂言，作霸主状。主席台，雄踞其上，麦克风，抢在手中，发言时，口吐飞沫，走路时，目中无人。当然，文坛没有他们不热闹，有了他们，那热闹也真教人受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