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同中央党校领导谈到对学员的要求时说，我们党需要有一批“踱方步”的人。所谓“踱方步”，就是迈着四方步考虑党和国家大事的人。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一生当中也要有一定的时间来“踱方步”，思考自己走过的路程当中的正误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这对于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显然，习近平同志的“踱方步”，除了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考虑国家战略问题外，还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反躬自省。习近平同志的“踱方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不但考虑国家大事，同时要求反省自身。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勉励党员领导干部要经常反省自己，加强思想修养，而且这种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党员领导干部战略思维水平的高低，除了与其知识含量有关外，与自身的政务经验的积累，道德品质的优劣，理论素养的深浅，有着紧密的关系。经验愈是多样、丰富，一个人的眼界也就会愈加宽广，谋略也会愈深远。经过不断反省，政务者思想品德境界不断提高，则有益于把握好战略思维的正确方向，有助于政风廉洁，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使社会安定繁荣。
自我反思需要勇气，需要毅力，更需要实践。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自我反思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古人云：“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过，安能改过？”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身居何职，官拜何位，都应“一日三省”，常对照党性和廉政要求思过改错，正派做人，踏实做事，当好人民公仆。
诚如《把信送给加西亚》和《沉思录》这两本书，书中洋溢着哲理的光芒，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实乃开卷有益、终生受用。特别是其中关于知止尚行的哲思，更是让我们看清了人生和事业的深度内涵。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做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行止得当，方能人有进步，业有所成。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孙中山
【释义】国家的根本，是在于人民的。
孙中山先生这句话告诉我们：人民大众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基础。只有基础得到了巩固，国家才能真正巩固。因此，为官者不论其职位大小，都应当是人民的公仆。也就是说，国家政府下属的各级官员都是受人民节制、为人民办事的公仆。孙中山先生奋斗终生，其根本都是为了人民，他说的这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充分表达了他的立国为政的政治理念。因此，当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他才不允许任何人向他进行政治膜拜。孙中山先生在接受已宣布独立的各省革命党人代表在南京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给当时已经独立的各省都督发去电报，其中一再向他们强调：各省代表们一致选举我担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乃认文为公仆，自顾材力，诚无以当”。也正是如此，孙中山先生才会得到全体中国人民永世的爱戴。
孙中山先生对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作了重新定位，彻底否定了过去封建社会官民之间那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他的民本思想的基础是建立在共和政体的基础之上的，他对人民如此重视，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社会的****政体，建立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政体的国家。所以，孙中山的民本主义思想蕴含着鲜明深刻的政治意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焦裕禄是新中国从政为民的优秀楷模。1962年12月，焦裕禄被调到河南的兰考县担任********，他上任之后，针对兰考县恶劣的自然环境，开始带领全县人民进行封沙、治水、改地的艰巨斗争。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艰苦斗争过程中，焦裕禄总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当风沙肆虐的时候，他就带头亲自去查风口，探流沙；当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就带头亲自踏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走向；当风雪漫天盖地的时候，他就亲自带领着干部访贫问苦，嘘寒问暖，登门为人民群众送救济物资。他时常钻进当地农民的草庵和牛棚，同普通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还把人民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积累总结出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有力武器。焦裕禄对人民群主总是满腔热情。他常对县里的干部们说，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在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在人民群众最需要帮助时候，去关心帮助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他的心里时刻装着全县的人民群众，却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犯有肝病，经常肝区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县委强行送进医院。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在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焦裕禄的事迹可歌可泣，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所作所为，真正维护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真正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对人民群众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的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在工作中认真履行职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要保持社会公仆的政治本色，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让人民当家做主，是增强公仆意识的根本所在。人们是国家的主人，所以我们才会把“人民”这个极庄重的词语用在太多的地方。谁不把人民时刻放在心上，人民也就不会把他捧在手心里。谁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人民当然不会为他着想。这是多么浅显明白的为官之道，可现在还有的人一旦认为自己可以驾驭人民的时候，往往就会忘记自己也是来自人民，这样的官怎么会认为自己是公仆呢？
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好好学习我们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民本思想，让执政理念深入人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受到人民百姓热烈爱戴和拥护，执政的基础才能够牢固。我们也要学习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焦裕禄式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人民真正的公仆。
政治良否，视人与法
——孙中山
【释义】政治的好坏，要看人治和法律。
古往今来，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离不开人这一主要的因素。吏治是联系法律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律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被应用于社会生活当中去。因此，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行效果。中国从战国到秦汉，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逐步确立和不断发展完善，吏治也越来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例如，法家虽然一向都是强调“法治”而反对“人治”的，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就完全忽视人的积极作用，相反，他们也是非常强调官吏应当“奉公执法”。韩非子曾把官吏和人民的关系比喻为枝叶与根本的关系，他认为“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也就是说，英明的君主通过加强吏治，就可以达到治民的目的，官吏是君主用以统治人民的一个重要工具。
法治是以法治国，人治是以德治国，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法制变成法治，就要以人们的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司法、立法和执法相互独立作为前提，不然法治就难以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标准和道德制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还是要看国家治理者的道德素质和水准。
包拯是北宋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廉明官吏。他曾担任开封府知府一年多的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一向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开封府的人民安居乐业，纷纷赞颂包拯的廉明无私。包拯在任上敢于惩治那些权贵们的不法不轨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官吏的骄横霸道之势，并且能够及时惩办无赖刁民。由于包拯在开封府铁面无私，严明执法，敢于碰硬钉子，就连贵戚宦官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平时也不得不有所收敛。相反，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大名，并亲切称呼他为“包待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执法的铁面无私。
因此，一个国家是否治理得当，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适当根据国情、人民的道德水准去构建人治与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适应范围。从理论上来说，一定存在着一个最佳的人治和法治结构使得在所定目标社会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从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治与人治并无好坏之分，好坏只在于它的比重结构和适用范围如何。只有贤德兼备的人作治理者，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如果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都是极其低下，弱肉强食，形同野兽，那么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其人治也就无效。
无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是一种推动生活和社会发展一种方式，但这样的方式是无法实现完美无缺的现象，因此从人类的思维中，就定下了思维定势，在发展和完善自我中追逐一种人性王国里的最高境界。现在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应当全面正确认识司法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既要树立健全的法律意识，又要养成正确的政治意识。司法工作者既然都生活在政治社会之中，就不可能不受到各种政治因素包括政治观念和政治意识的影响。只有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养成正确的政治意识，确立正确的政治立场，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司法工作者既要注意法律效果，又要注意政治效果，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的密切统一，处理好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关系。既要理性去面对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力，又要注意全面维护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必须积极面对和回应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力，要能够充分利用其正面价值，降低其负面价值，防止可能出现的弊端。这就必须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设定严格的适用条件，构建政治与法律良性互动机制，实现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社会事务中，法律永远是被动的、保守的，它规范着人们行为的法律底线，而不是抑制大家的创新热情，即“法无允许皆不行”。
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法治和人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体系，它们治理的原则大不相同，实现的目的迥然相异，赖以生长的社会基础完全两样，因此法治不是在人治的树上嫁接，而是要在新的土壤中长出新苗。法治需要的新土壤就是多元化社会。
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
——《文子·上仁》
【释义】先王的律法，不要把湖泊的水抽干来捕鱼，不要去烧毁森林来捕猎。比喻不要只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
为了让动植物能够繁殖不息，古代渔猎要求人们“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因此人们在狩猎的时候，三面驱赶野兽，一面张网，逃跑的不禁止，迎面奔向网的才捕获。通过这句话我们知道，在秦国初期的时候，先祖们就已经懂得不要只贪图近利，而是要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急功近利，贪得无厌，往往是害己又害人；世间万物，取舍有度，这才是长久之道。《吕氏春秋》中已经将竭泽而渔的后果说得非常明白：“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同样的道理，如果把经济增长比作是活水，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是水里的游鱼，是应该“涸泽而渔”还是“放水养鱼”呢？纵观历史的发展过程，治国理财是一直在“涸泽而渔”和“放水养鱼”之间摆动。涸泽而渔，或许会一时变得强大，但却绝对不能持久，可是当手中缺钱时，一些为政者总是按捺不住“增收”的冲动。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国富民穷的国家，强大如秦朝，富裕如隋朝，莫不是因为“涸泽而渔”，随即就土崩瓦解的。而历史上那些被后人称为“盛世”“治世”的，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等等无不是为政者采取“放水养鱼”的政策，轻徭薄赋，让老百姓先富起来，藏富于民。太史公在《史记·循吏列传》也有“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类似的思想。其实古代杰出的政治家都明白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所以治理国家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藏富于民”的政策，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样的政策的英明伟大。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民穷的基础上实现国强。一个民穷的国家，最多只能构筑起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
比如当年的日本，之所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爬起来，快速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走上了一条民富之路，把民富的政策放在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1960年12月27日，日本政府通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计划大大改变了日本的国运。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了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了。日本在1970年时，由于民富，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到了世界第二位。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未能再继续走民富之路，日本也因此未能延续之前的发展神话。由此可见，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正是藏富于民的一个借鉴案例。
两千多年来，老祖宗的为政理念一再告诫我们“涸泽而渔，与民争利”是不能够长久的。古人的智慧，确实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其实管住政府就是最好的经济改革。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应该在实践学习和应用，小河涨水大河满，只要人民收入持续增长，经济有旺盛的活力，政府钱包也就能随之鼓起来了。在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危机和转型升级的新挑战下，面对当前的经济复杂的形势，究竟是要“涸泽而渔”以解一时只需，还是要“放水养鱼”从长计议，应该是不难做出理智的选择的。无论从眼前的和谐稳定和从长远发展来计，“藏富于民”的政策显然都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藏富于民，放水养鱼，功在国家，利在百姓。
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长计议，从大局着眼，在“涸泽而渔”和“放水养鱼”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蒸蒸日上，百姓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礼记·中庸》
【释义】当一个掌握政权的人活着的时候，他的政治主张便能贯彻；掌握政权的人不在了，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消失了。
根据《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在人”，政事的兴废，完全取决于当权者个人是否贤明，贤者当政，政治自然会清明，奸邪当道，政治必然昏暗。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只能寄望于道德高尚的当权者，而不在于法律制度的有无和好坏，这是孔子“人治”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