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绿色革命》自序
一位历史学家在他的着作中论及他的历史观念，对“如实地说明历史”的命题提出怀疑。历史是历史学家加工处理过的事实材料，必定不能排斥历史学家个人的加入。它不可能是与个人无关的，因为历史有了这样的加入，从而便不会有完全客观的“历史真实”的品质。同时人们还认识到，确定那些基本事实的必要性一般不在于这些事实本身具有什么特殊的性质，而在于历史学家“既有的”决定。所谓的“事实本身就能说话”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事实本身的说话是被动的和后天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这正如一位着名的剧作家说过的：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其实我们所读的历史，虽然是以事实为根据，但严格说起来它并不合乎事实，它“只不过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而已”。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意思是说，历史主要在于以现代的眼光，根据当前的问题来看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载，而在于评价。这样的历史观念是我们乐于接受的。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特殊处境给我们以历史性的冲动。我们希望自己写出当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来谈活着的历史。与其让后来的人把我们当历史来读，不如我们向后来的人提供历史。对比几代人，我们不想隐瞒我们的幸运感：我们有幸经历过黑暗，有幸争取过光明，并获得了一定的光明；我们有幸受到过窒息，有幸争取过自由，并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尽管那争取到的光明和自由都是有限的，但对比那些未曾拥有过和不曾获得的人，我们依然是幸运。这样我们就有了描写历史的条件和可能：我们了解中国新文学作为一种理想从无到有的成功实现；我们亲自体验它的被取消和可怕的变态；我们亲自经历了这一濒于灭亡的文学的再生；我们又亲自观察到获得自由的文学以令人目眩的方式安排它的新秩序，于是我们又不得不跟着它进入艰难的认识的旋涡之中。
我们不再哀叹文学的贫乏，而是惊呼文学的丰富让我们目不暇接，让我们感到判断的困惑。从前我们感慨作为批评家缺少的恰恰是对象，如今我们感慨作为批评家缺少的是能够把握和驾驭那些对象的思想、方法和语言。两种感慨我们宁取后者。我们宁愿让人嗤笑贫乏和无能，而不愿在极端贫困的文学面前重复那些重复了千百遍的空洞说教。现在进行的研究是上述愿望的实现。我们希望用历史学家的个人眼光贯串我们所触及的全部当代文学的事实。我们将在那上面留下最具个性的判断，而不愿鹦鹉学舌。很难排斥它将产生谬误，但将断然排斥个人见解的重复。所以，我们将开展的讨论与其说是专门性的学术论证的展示，不如说是作为历史见证的个人感受的传达。要是在以下几点上令人们失望，那却是我在进行这一工作之前就定下来的：
一、这里不进行文学创作技艺的具体剖析和切磋；
二、这里不打算对当代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成败得失进行具体的评价；
三、这里甚至也不作准确而科学的当代文学实质的理论概括的尝试。
我们进行这一课题的目标并不宏大，只是想就中国当代文学（这里指的是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以来，也许着重是1976年“四五”运动以后）的重大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通过历史对比作出一个粗略的考察。它不准备对每一个涉及的艺术现象作深入而详尽的探讨。阅读的有限和缺乏创作的实际体会限制了这种可能。这种泛泛而论和夸夸其谈可能让人厌倦，但也并非毫无价值。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希望给读者留下一些切实的印象：
一、了解我们处身其中的文学环境，包括已有的变异和正在扭转的局势；
二、判断和预测正在展开的文学势态，设法理解并适应逐渐形成的文学新秩序；
三、熟悉一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特别了解那些具体而形象的材料被抽象和被概括的过程，希望了解并非作家的学者对于文学的观念和思维的特点。
我们还要回到历史的话题上来。我们希望此刻就面对我们的历史发言。我们希望这只被充填的“袋子”能够作为一个痛苦的见证，站立在后代人的视野之中。关于文学，人们已经说了很多，要是换一种角度，则我们依然有许多话可说。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历史的角度。我们的话题产生于历史的忧患。更具体一些说，是一种世纪末的忧患。作为中国的知识者，尽管我们向往着更为自由的、不受其它事物约束而依附的文学，但似乎很难摆脱传统的文章匡时济世的观念。当我们发觉文学失去自由时，我们希望文学自立，希望它和社会现实拉开距离，乃至“脱钩”，于是，我们尖锐抨击文学的狭隘功利观；当我们发觉社会衰颓时，我们又像许多哲人和学者那样，希望文学能够拯救社会，于是，那种传统的对于文学的期待，又自然地成为我们的期待。我们作为中国的知识阶层，总是处在这样的两难的境地之中。我们一身兼有觉醒的批判者和自觉的皈依者的双重人格。
在我们身上，矛盾地并存着魔鬼的叛逆和天使的温顺的品性。在我们这里，批判文学的失去自身与期待文学的失去自身，批判它的附庸性与期待它的附庸性，怪异地共时并存。我们希望文学是文学，我们对文学的不是文学表示了愤激的情绪；但我们又自然地把改造社会与期待社会的振兴责任，寄托在文学身上。当我们为社会的停滞和后退揪心时，我们心中的屈原和鲁迅一下子都醒了过来。我们于是自然地回到了儒家所一再强调的那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上面来。中国知识界对文学的异化引起思考的积极的后果，是对于中国社会积习和弊端的自然联想。无休止的文学悲剧和无休止的艺术苦难，引发的是对于这种社会的病症的困扰和忧虑。对近百年的民族生存状态的忧患感，因为对文学历史的反思而显得益为深重。文学的病态是社会病态的反映、缩影和直接后果。社会的病态又每每要求文学承担责任和付出牺牲，如此循环反复，使我们的悲哀似乎无边无际。正因为我们总是把文学的思考和社会的思考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这就使这种思考充满了庄严的使命感。文学似乎随时都因我们的参与而变得十分神圣。我们显然是由于特殊意识的加入而把文学神圣化了。这现象当然也只能产生在中国。中国的思维惯性能够坚定地拒绝一切它认为不适合的文学的异端实践。而且能够把这种实践予以政治化的解释。这就使在其他地方可能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事件，在中国产生不平凡的、戏剧化的效果。
中国易于大惊小怪，特别当他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产生的时候。这种大惊小怪当然加重了文学的“重要性”和“献身感”--亦即王蒙近期说的那种“轰动效应”。这是不正常的。但我们显然已十分适应这种不正常，而且我们现在和将来也乐于在这种非常态中思考。无疑的，当这种本应是十分正常的思考笼罩上一种不正常的氛围时，我们自身也受到了“鼓舞”。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易于从自己认为是哪怕一点点不人云亦云的独立的思维活动中得到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满足，我们当然也难以避免。这里进行的思考，显然是以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历史思路为契机。全部思考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将利用一些实际的材料和现象总结历史。我们将在历史倾斜和文学异化的大命题下进行历史的批判回顾。我们显然十分重视这里出现的批判意识。因为具有这种意识，不仅说明勇气，而且也使我们的思考活动具有活力，它能给予十分陈旧的话题以新鲜感。
这一部分的讨论主要包括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下产生的社会和民族自卫需求而导致的特殊策略的涵盖，以及这个社会和这个民族的传统思维惯性对文化性格产生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强化了文学的悲剧现象。第二部分，我们将从文学历史批判出发，讨论历史批判产生的反抗。批判意识的萌醒开启了文学思考的灵智，使我们的文学活动获得了空前的自觉精神。文学对于秩序的反抗是这种自觉精神的完整体现。中国文学最近十年所产生的巨变，其间的让人心迷目眩的诸种现象，我们都愿意并有长足的理由把它归纳到反抗这一点上。具体一些说，反抗的动机大抵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禁锢的反抗，一是对于规范的反抗。为了反抗禁锢而导致文学走出第一步：疏离化；为了反抗规范而导致文学走出第二步：无序化。第三部分，以反思和反抗为基础，使中国文学的视野和领域有一个革命性的开拓，终于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到陌生、新异，同时又是更加合理的新秩序。我们力图以前进的甚至超前的观点来解析这个秩序。我们希望证实这一秩序出现的必然和合理，当然也期待着全社会的认可和适应。我们已为自己确定了目标。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
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