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月亮》是一本颇为特殊的书，它涉及18个国家大约70位不属于正常状态死亡的诗人。编者进行这一工作，想必是有感于此事当引起正在延续的世界的关注，并认为这些与逝去的生物相联系的诗篇有值得后人阅读的价值。死亡按其物质本性来说是纯粹的生理过程，它只触及人的肉体，并不触及由于劳作的成果而获得独立存在的人的价值，因而我们才不仅用眼前的功利的有限或局部的尺度，而且用超越生死的完全和彻底的尺度来衡量人的品行、言论和行为（在诗中，则是诗人及其作品）。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中流传下来的道德原则之一是斯多葛主义哲学所表述的me-mentomori（拉丁文--记住死神）原则，这原则实质上不是要我们考虑死亡，而是要我们考虑生命的无限性，从而激励我们承担起自己的事业。对于诗人来说，诗的恒久性就是他们生命的证实，他必定在不同程度地遵循这一原则。
当死亡与诗和诗人加以联系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坚持人生和人身的一次性的和不可重复的观点。人生不仅无限，人生还是对人们所完成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不依赖于意志的认识--这些行为在人的物质和精神活动的产物和后果中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存在，并使人的生命内容超出生理的界限。也就是说，这些行为创造着个人不死的条件，这样的行为，自然包括了我们如今面对的这些诗人的价值。死亡是诗歌永恒的话题。原因之一是诗人并不惧怕死亡。叶芝就曾这样确信：
“死亡不过是从一间屋子跨进另一间屋子。”
那些描写死亡、沉痛地哀悼这种丧失的诗人，还要继续面对充满变化的生活，继续灵与血的体验；那种丧失的惨痛，确是一种精神折磨，而且令人耿耿于怀，伴着光阴的流逝和情感的迁移，它会在不知不觉间得到平复。然而更加惨痛的是，诗人还必须忍受内心冲突带来的无尽折磨。死亡是有意义的。
作为生命、肉体和名誉的终结，死亡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生命之河永远流动，死亡彼岸亘古不易，它可以被赋予超验与神圣的意义。尽管它可以使人心中对此充满不寒而栗的幻觉。读本书中的许多诗，我们常会从字里行间获得刹那间惊喜，然而它却又迅即消失在充满节奏感的律动中。诗人曾在尘世享有欢愉、烦恼和悲哀，但他们终于再也不能触及那片寂静的墓地或死神的领地--他们无法真切地领略那地老天荒的遗憾。读者面对这些诗篇会发问，那些通过诗篇给予人们的喜悦和爱因何宣告终止，难道它们本来就属于空无？然而，寂静的墓地或死神的领地继续保持缄默。我们不想让情绪停泊在这一状态。我们注意到，这些诗行无疑记载了诗人的心通往死亡的过程。
那颗心也许没有死去，它活着，并记述着死的全部感觉，而死的全部感觉又是生之一切体验的化石。这些感觉变形为精神和肉体的怪诞的图画和行动。诗歌的功能之一正是对这样的图画和行动进行文字符号的组合。我们并不期待读者只是从这本诗集中获取麻木的默许、沉重的悲伤感觉和令人惊悸的苦难意识，诗人真实而强烈的生活感受，富于个性而真切的心音，隐含于诗中的情感氛围，生命之流的绵延，坦荡坚守的艺术良知，都不难从这本诗集中获得。他们以自身的伤痛创造艺术，我们相信读者会珍惜这种以悲哀换取的审美价值。真正的艺术或诗歌的审美效果一定不会在震惊的伤恸和悲愤激情的兴奋状态中产生。因为死亡的剧痛使心灵失去鉴赏的宁静，因而真正的诗歌或艺术也一定是死亡的哀伤和痛苦从心灵中艺术化的转移或解脱的结晶。唯有这样，诗歌或艺术才会让我们感到过去成为现实，时间成为永恒，已有或能有的一切不断成为实有。
在这个时候，死者的生命与自然的秩序真的融为了一体。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诗，才具有了非个人化的普泛意义与非短暂性的恒久价值。《丢失的月亮》是一部高品位的蕴含人生哲理的诗集，它的出版，为广大读者的文化阅读增添了新鲜内容。处在20世纪最后几年，或者说，处在两个世纪之交，读一读这部相当独特的大部分为本世纪诗人所写的诗集，对诗人不啻是真挚的纪念，对读者，则提供了关于人生的另一番感受。而对于编着者徐江、夏天阳，他们作为过早辞世的诗人戈麦的朋友，他们要求于我们的，也许是：理解。而我们也不吝惜必要的赞许：这是一本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的书。
1994年8月（此文系与马相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