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章永磷是一种之死靡它的烈火般的爱。他要拥抱你，你说：“还是念你的书吧”；他不能克制一时的冲动，你说：“那会伤身体”；他要怀疑你的忠诚，你说：“你把它拿去吧”；你发出过这样令人颤栗的誓言：“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然而，你并未真正理解章永磷，就象他并不真正理解你一样。你的爱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他的爱则“不过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激之情”，是“我过去读过的爱情小说，或艺术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描写的返照”。你并不是他的“阿哥的肉”；他也不是你的“狗狗”。尽管章永磷出于感恩、“义务”和改变血统的自我劝慰，表现出尽可能高的热情向你“求婚”（这“求婚”因你尖刻而清醒的笑声变得多么可笑），但可悲的“差距”依然无情地横在你们之间。这样的描写，的确达到了严酷的毫不窖情的真实，或表示激赏。但或还是要回到那个令人阚惑的问题上来：章永磷和马缨花，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其实，质言之，这是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与筋肉劳动者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有人说，《绿化树》描写的不过是被张贤亮多次重复过的“一个并不新鲜的‘落难’知识分子与一个善良、多情、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的爱情故事”罢了。这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读了《绿化树》，我们难道不会感到我们过去对劳动人民的认识太肤浅了吗？难道不觉得过去对于人民创造历史这个千古不移的命题缺乏真正深刻的感受吗？难道不会遗憾于我们对人民中蕴蓄的非凡耐力和韧性认识不足吗？资产阶级的“优生学”家们总是斥责人民群众是最不讲理的，疯狂的，野性的，因而也是智力低下的。他们甚至认为“个人一到群众里面，他的知识程度就不能不骤然降低”。事情恰恰相反。章永磷正是来到“农场一分队”，生活在这个靠“捎日子”计算日月的荒村以后，他那麻木钝化的心才得到了复苏。这自然只能发生在特殊年代里象章永磷这种特别身分的人身上。但是，正象吕淑湘在《文明与野蛮》一书的后记里所说的：“所谓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文明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许多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的”。
读者想必记得小说开篇不久，海喜喜的民歌给章永磷的心灵震撼力吧？“我可以说，没有一首歌曲使我如此感动。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民歌的曲调糅合了中亚细亚的和东方古老音乐的某些特色，更在于它的粗犷。这种内在的精神是不可学习到，训练不出来的。它全然是和这片辽阔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这片土地，这片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地唱出来的歌”。--这议论也精辟。显然，作者在强调劳动者与大自然的血缘关系这个美学问题。可是，有的论者却指责作者“对这种毕竟是不文明的、落后的东西加以无限赞美能是适当的吗？”这恐怕是迂阔之论。文明与诗意毕竟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狄德罗痛恨贵族的虚伪矫饰，就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愈文明，它的风俗习惯就越没有诗意”，“诗需要的是一种巨大的粗犷的野蛮的气魄”。大画家高更自称是“幼稚而粗鲁的野蛮人”。这些话自然经不起社会学家的“逻辑推理”，但你能说，作为一种美学见解，这样的说法就没有一定道理吗？
事实上，张贤亮完全无意于从社会学的角度辨析马缨花们的“智商”和文化水平，他要发掘和赞美的是那种带着原始色彩的、与披着左的革命外表的虚伪“革命”相颉颃的人民的伟力。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这叫做“人民意识”--“文学是人民的意识，它象镜子一般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在文学中，象在事实中一样，可以看到人民的使命，它在人类大家庭中所占的地位，以及从它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精神历史发展的契机。人民的文学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刺激或外在的推动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观。”
正是这种“人民意识”不但恢复了章永磷的筋肉，而且启发了他的智慧和生活信念。就拿马缨花来说，她是作者在荒凉的边陲，在人们目力不及的地方，所发现的一个奇异的存在，通过她展开了一个陌生的、充满诗意的道德世界。虽然她有个“私生女”，她是个轻浮的风尘女子吗？虽然她开“美国饭店”，她牺牲过自己的人格吗？有许多人对她挤弄着贪婪的目光，但她不是西北高原上的“宝贝儿”，她的唾弃和峻拒也是令男人们畏惧的。她似乎很天真洒脱，其实机智果敢。她的生存方式和手段都带着野性的真诚和洞察人情世态的机警。最妙的是作为劳动者她却又瞧不起同是劳动者的海喜喜，她更喜欢读书人。她没有“政治觉悟”的偏见和等级观念的尊卑意识，她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关系，由于撒马尔罕后裔的血统，也没有内地女子的宗法观念，她是一株“喜光、耐干旱”的野性之花。她的意识和生存方式，不就是一种对抗吗？如果拿她和张贤亮笔下的“卡门”（《吉卜赛人》）、乔安萍（《土牢情话》）、李秀芝（《灵与肉》）、韩玉梅（《河的子孙》）加以比较，我们要说的话也许就更多了。至于海喜喜的野蛮、粗豪、重义、慷慨，谢队长的骂声中的“良心”……这一切，都绝妙地体现出如上所说“人民的世界观”。
表现强烈的“人民意识”，讴歌淳朴的野性美、畸形美，可说是张贤亮美学理想的基调，也是形成他的作品的雄奇深沉，刚健浑脱，悲怆婉转的“高原风格”的重要基因。在小说里，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的文学中，在哺育我的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中，这样鄙俗的、粗犷的，似乎遵循着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但却机智的、智慧的，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的体力劳动者，好象还没有占上一席之地。”这个看法，至少对中国当代文学是适当的，至于欧洲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则不尽然。但不管作者自己怎么说，就《绿化树》来看，马缨花的确如巨大的底盘，支撑着章永磷踏上崎岖的人生之路。
“自我限定”与“左”的胎痕
也许，读者会认为我对《绿化树》过分地偏爱了。其实，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张贤亮一面在不断痛切地批判着“左”倾思想的危害，一面无形中流露出他身上残留的左的胎痕。这几乎是任何一个从五十年代走到今天的作家都无法完全克服干净的精神负担，这并不奇怪。如果要穷根究底，左的思想根源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不无关系，是一种“胎痕”。例如，张贤亮更多地强调了章永磷的“内省”，而回避着对外界的批判剖析；他否定流行的“思想改造”的悖谬的一面，却又在整体构思和人物布局上，逃不出这个大致的框架和途径；他充分描写了章永磷的精神一度崩溃，却忘记了这个新中国的青年教师不可能不保留建国初期所受的革命教育和争取投身革命（哪怕他理解得很单纯）的冲动；他赞颂人民的淳厚和不怀偏见，却忽视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也不可能在人民中毫无反应--到处都是温情；他描写了《资本论》对章永磷个人精神的启迪，却忽略了假如真正对《资本论》心领神会的话，章永磷的反抗意识和怀疑心理要比现在大好几倍。何况，正如作者也写到的，脱离了对外在世界的改造，内在世界的改造也是靠不住的；他既然要写一个“苦难的历程”，章永瞵的“超越自我”的“自觉性”诞生得是否仍然轻易了些；他写的是劳动人民对章永磷的感召，但在具体描写中章永磷真正接触的似乎太限于马缨花的小屋了；总之，章永磷的心理过于阴郁了些，我们有理由要求章永磷哪怕葆有一点儿象王蒙《青春万岁》里的青春气息的残痕也好。
关心张贤亮创作的同志可能早就注意到了。张贤亮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感兴趣，并在其它作品中多次引用。这无可厚非。问题是，黑格尔的“美是理念在感性事物中的显现”的美学原则，他的“艺术清洗论”--“概念完全贯注到符合它的实在里”的原则，实际上对张贤亮的创作有着一定影响。他很强调理性在创作中的作用，这一面固然增强了哲理意识，另一方面也致使作品中拥塞了较多的抽象概念。这就不时出现艺术形象与自我概括的矛盾，心理描写与哲理表述的矛盾，其结果，反而限制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的广阔内涵和外延，变成了一种“自我限定”。因为任何“理性”都不可能完全数清生活之树究竟有多少叶片。当然，我们不会也用不着受他那越来越多的谈玄说理的眩感，重要的还是看他描绘出了什么，而不是说明了什么。
《绿化树》已不仅是作为系列中篇之一的片断意义存在着，且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独特现象，留给人们以众多的话题和有价值的争议了。也许这是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的“视觉误差”造成的吧，那么，就放它回到时间和空间中再受检验吧。
1984年国庆假日写于京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