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的发现的呼声回荡在当代中国的天空的时刻，蛰伏多年的人们骚动起来了。这里，又一幅图景呈现在眼前：喧嚣的都市，开放的潮流，蛊惑的红颜，自爱的君子；古老的灵魂踱着方步去赴幽会，大胆的****披上爱的伪装；“官本位”的盘算暗暗嘲笑虚假的清高，灵与肉的分离把女性意识的觉醒化为笑柄；曾经为了拯救灵魂牺牲过太多尘世的欢乐，如今追求起尘世的欢乐却又发现灵魂依然故我；立足未稳的“自我”，又迷失在白色的涡流中了……这就是小说《白涡》展示绐我们的缤纷意象。要问：这部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报告，究竟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
当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即使在新时期文学短短十来年中，也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迁和幻化；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审美眼光投射到他们身上，他们也就象“化身博士”似的，会凸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大体脉络还是理得清的：最初是洗去脸上的污垢，恢复他们的传统正剧角色，后来，稍稍多样的形象改变了表现知识分子的单一化模式，却也还是在社会历史的向度上，勾勒不同的政治化人生态度，再后来，忧患意识和忏悔意识的参与，使他们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变得敢于正视自身的历史痛苦和传统负担了。可是，若从揭示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若拿知识分子形象与农民形象比较，不能不说，知识分子在文学中的表现要咯逊一筹。好象“自我”最难认识，自己总写不好自己。我以为，其薄弱点在于，对于从古代的“士”衍变为近现代的知识分子--这传统极深厚的相对独立自足的群体，群体中的各色人物，还缺乏从文化形态和心理结构意义上的深刻揭示。我们似乎总是习惯于依傍一般社会价值来评价人物，总在本体世界的周围打转，很少从自我异化的角度把握人物。《白涡》在社会相的展开上当然不及许多作品来得广阔，但在谛视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和本体矛盾上，在寻找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自我上，却显出一种独特的深度。据我所知，近来它的读者很不少，不胫而走。这与它着力写了两性关系的变态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伸向了隐匿在无意识状态中的灵魂的无情真实。
正如《白涡》这略感拗口的题目所暗示的，主人公周兆路与华乃倩是在****的漩涡里陷溺着，挣扎着，掩饰着也暴露着，他们既想在性的狂热中认清对方的真实面孔，同时又在不尴不尬的境遇中返观自身。虽然，他们始终不敢正视真正的自我，但借了作者的眼睛，我们还是看到许多隐藏很深的东西。由于大量篇幅涉及到婚外两性关系，容易造成误解，以为它只是一部社会性淡化，仅仅诉诸道德伦理的消遣读物--果真如此的话，我就不想研究它了。应该说，它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社会心理小说，在不戳露外在评价的叙述风格中，暗藏着咄咄逼人的“拷问”性质。它写的不是“性”，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某类人的文化性格。透过一场爱欲的骚乱，一个又一个疑问旋锤而至：这里的一切，究竟曲折显示了新人格的苏生，还是隐伏着千年不变的士大夫人格原型？究竟是“爱”的萌动，还是爱的能力的丧失？究竟是自我实现，还是“自我”的迷惘？究竟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披着现代服饰却更可悲，更不堪的“物化”？究竟是锐意改革；积极进取，还是“官本位”幽灵的复活？一旦从对爱欲的善恶判断超越出来，我们会感悟到一种较深沉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四周流溢。
《白涡》不是那种任何时代都不缺少的********。注意到这一点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它写的是经历了长久封闭、抑压之后突然开始了个体意识新觉醒，也就难免萌发了情性骚动的今天这个特定历史时刻的事。女主人公华乃倩吃过不少苦，“她觉得青春被耽误了，想捞回来”；男主人公周兆路，这“稳重了半生的正人君子”，则忽然发现自己“骨子里早就积压了罪恶的快感”。小说里有一细节是耐人寻味的：华乃倩与周兆路的“偷情”场所是华借用她的同学--一位老姑娘的房间。他们在这个无辜者的床褥上做爱，偶然瞥见“相框里的老姑娘正用凄楚的目光望着他”。这一笔委实太残酷了，写出一瞬间无情的历史。假如老姑娘得悉她房间里的一切，说不定会晕倒，然而，在今天，“老姑娘凄楚目光”的道德威慑力显然愈益微弱了。男欢女爱自古皆然，但以如此“积压的恶”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与商品经济俱来的某种“恶”一样，都带有今天的鲜明时代印记。这就是小说《白涡中的“时间”。
为了强调“现在时”这个前提，小说还在环境描写上故意采取一种“反小说”的笔调。时间、地点、背景事件，似件件可考；公共汽车线路，单位名称，甚至公园、街道、饭铺的位置，也与时下的北京城无不贴合。这让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者的口号：“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去”。这种“类摄影”手法既在诱使读者进入情境，又在提醒读者：这一切虽系隐私，却全是真的，我不过照实纪录而已：因为，生活比戏剧更有戏剧性。当然，作者强调“现在时”的根本意义，还在于“现在”无论对小说中的男女抑或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个精神上骚动不宁，价值指向不无紊乱的活跃期、多变期，而对小说作者来说，却又恰恰是洞入知识分子灵魂的良机。就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真实”面前，作者拿起了他的手术刀。
事实上，作者对他的人物并没有流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也没有出于传统道德的谴责；相反，作者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承认态度，承认这就是某些知识分子的生态与心态，这是一种断难改变的、既成的文化性格。存现实的、理性的、公开的层面上，作者甚至也承认周兆路是各方面堪称优秀的人才，他的步步晋升，稳操胜券带有与社会心理密契无间的必然性，他是我们社会最乐于接受的一个角色。在小说里，周兆路“为人谦谨”，任何场合也不骄傲。他懂得“谦虚的最大受益者就是虚心者本人”。在事业上，由于他的业务本领，更因为他的做人本领，他是破格捆升的研究员：在私生活上，“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丈夫”，若无华乃倩的闯入，他的确是“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对他来说并不困难的人”。重要的是，他比谁都清楚社会需要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于是，他“干什么都不露声色”他知道本领高强性格怪癖的人决不是他的对手。最后，他几乎含着微笑就击败了那个直率、躁动的竞争者“老刘”，踌躇满志地登上副院长的位子。就职演说赢得了一片掌声，他有种“身轻如燕的感觉，想飞到哪里就能飞到哪里”。的确，在现阶段的社会里，他取得了某种“自由”。但他果真是一颗自由的灵魂吗？他的“自由”究竟是建筑在什么基地之上的呢？
从这里，我们发现了作者的真正命意。一方面，他是承认作为一种“过程”的现实的，另一方面，他对此提出了深刻的怀疑。《白涡》的全部题旨，就在于打破这种虚幻、麻木的自由感，搅乱这种高度和谐、稳固、中庸的气氛，摘下周兆路们已经戴了几千年的、无比沉重的“人格面具”，超越肤浅的善恶评价，探究古井般的文化心态。“人格面具”这个概念不愧是心理学家荣格的绝妙概括，它的作用是，“保证一个人能够扮演某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性格。它是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荣格还指出，一些中年的社会上流人士，往往是人格面具过份膨胀的人，他们为此付出昂贵代价，牺牲了自然活力和创造精神。周兆路的情形不也如此吗？当然，中国自有“国粹”，周兆路全力揣摩、仿效、宝爱，使之得以畅行无阻的“人格面具”，也只能是中国式的，且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作为一种面具，周兆路得益于它，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和心理积淀，它是超个人的，远非周兆路个人负载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