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也正是这样。首先，与以往的同类型作品比较，在苗长水的小说里，具体的时空没有变，但内在的时空变了，也就是说，物理的、实存的时空投有变，精神的、心理的时空变化了。一种结构就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一种现实。在苗的小说里，这种结构和集合变化了。举例来看，如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这篇优秀小说，剑拔弩张，惊心动魄，人物与行动、人物与环境紧紧结合，在正面的、残酷的战斗考验中，不断展现小陈（主人公）为掩护“我”而表现的钢铁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英雄的豪气通过强有力的行动贯注全篇；而在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虽然形势是同样的严酷，虽然李山也在掩护八路军的女干部，但可明显感到李山与环境之间的“间离”。随着情节的每一次推进，小陈（《黎明的河边》）的特点是剧变，李山的特点恰恰是不变。在小说中，李山先后接受了三个难度极大，又毫无报偿的“任务”，每个任务最终都撕心裂肺般地牵动了他的深层情感。先是要他掩护、调养某政委的患童病的年轻妻子何青（何青在调养到容光焕发后回到丈夫身边），继而是要他的妻子代为哺乳某团长的婴儿（自己的孩子瓦罐儿病饿而死，团长的孩子倒活了下来，且终被其姥姥接走），最后是要他饲养军需的六匹骡驹子。每次变化，他都是说句“有啥行不行的”，接受下来，报偿不过是“喝一盅酒”。这是一个多么博大、宽厚的灵魂！他永远怀抱着无私的爱，他永远需要爱什么：爱战友，爱战友的孩子，甚至爱着灵性的牲畜。没有爱，他才会感到空虚和痛苦。在这里，时空的变幻，人事的更替忽然变得无足轻重，孟良崮战场上的史实和细节人们也不太关心，真正令人神往的是李山身上的仁爱之美，这是更为久远，更为恒定的。本来，文学中的时空意识就有“长”与“短”之别：写当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急遽变动的，是“短时空”；写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动，基本情感模式的变化，则是相对缓慢的“长时空”。“短”与“长”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一切取决于题材的需要。不过，苗长水调整自己作品的时空意识，却不能不说是出于当代读者的精神需求。
也许通过一个典型情节的处理可对时空意识的变化之妙看得更清楚。还是在《冬天与夏天的区别》里，尚未娶妻的单身男人李山与单身的年轻女人何青在一孔窑洞里共渡了整整一个春秋。类似的情节我们在《红嫂》《白雪的赞歌》《柳堡的故事》《归心似箭》中都见到过，尽管男女位置或异，尽管不可能绝对相同。在后面这些作品中，男女难免相爱相悦，但他们都以服从当下的政治和纪律为指归，都具有一种直接的现实品格。或者全然抛却私情，或者克服瞬刻的动摇，或者暂且压住爱火走向战场，决心等待“十年八载再回还”。《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可说与之全不相同。李山与何青并非没有****，但它是潜意识的，深藏不露的，何青那“小兔子嘴”每一声“哥”的叫声，都使李山心灵震颤，觉得美妙无穷。何青换上李山为她改制的新衣，李山是如何心花怒放，不能自己，却又不形于色。李山为何青唱小曲，两人进入了一种无比纯真的境界。何青要走了，李山黑着脸，心里发凉，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作品要表现的，不是那种生硬的概念化的“革命感情”，“阶级感情”，也不是浮露的“爱情”或本能的“****”，它是极其含蓄的，又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的我们民族特有的某种情感方式。所谓“发乎情止乎札义”，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便是。不可否认，它的核心是传统文化中的“仁”。这种“仁”、“仁爱”是否还有现代价值，能否实现创造性转化，正是苗长水（也包括某些山东作家）探索的重心。
我们还发现，苗长水在应该写到战争场面，应该写道强烈行动的时候，总是巧妙地加以回避。那么，他到底回避什么，又追求什么呢？此中有什么审美意识的变动可言吗？我们所说的传统的创化，归根结柢无非是个怎样研究人、挖掘人、把握人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动，对同样一个人，文学关注的层面会发生转移，审视的焦点会变。如果说，同类题材和人物的作品，在过去因为过于关注战争的意义和胜负，顾不上停下来认真审度人自身，审度人性的世界和情感的世界，那么在战争已经远去的今天，回避战争场面本身，凸现人自身的冲突，走向心灵化，内在化，精神化，就变得十分合理了。苏姗朗恪说，艺术就是有情感生活投射成空间的和时间的结构：只有创造出与特定时期生活方式相对应的生命形式，才是真正有意味的艺术。这些话很耐人寻味。我感到，苗长水有种回归和寻根的强烈欲望，不过，他关心的不是史实的细节，他渴望揣摩历史上的活生生的心灵，渴望还原当时的男女的情感生活。为此，他把那些因战争而耽误了青春的人，那荒芜的不结果实的爱情，写得很美，构成了一种缺憾美。
请看《非凡的大姨》。还很少有人象苗长水这样，如此动人地写出：有爱的渴求却无爱的环境，爱找不到对象，爱得不到回应，但爱更顽强地在荒原中生长，永远在期待，因而永远在绝望中闪射青春的光采。大姨--李兰芳，原是沂蒙山的一个农村姑娘，妇教会的干部，她和姐妹们用健壮的身躯搭设“人桥”接运部队过河以后，有位副营长为了不忘记她们，便在沿途的石头上陆续写下她的名字。这个人是谁？不知道。大姨渴望知道他，等待着他。等待什么？也很朦胧。其实，是在潜意识中等待爱情。在那个戎马倥偬的岁月，这等待是何等虚妄。不久，那字迹也湮没了。然而，大姨不管在怎样的繁忙和劳碌中，仍不忘含羞去打听那个人，甚至得知他已牺牲，大姨“还在默默等待那个人”。小说有这样的冲击力：惟其渺茫，惟其艰难，惟其无希望，这种“等待”便使人倍感其美。荣誉、职务、嘉奖都不能安慰大姨，都无法代替一个姑娘的特殊需求。这种美我们还比较陌生，只能称之为缺憾美。正好象这些支前的姑娘到了上海去洗澡，一个个都发现娇嫩的肩膀上有个擦洗不掉的黑印子，--千里挑担磨出的厚茧，它恰恰象征了这些姑娘人生的辉煌高潮。过去，面对这样的爱，牺牲，还有“黑印子”，我们总是一脸严肃地感叹人物的革命精神，停留在一个给定的理性概念上，有多少人想到过要把它转化和上升为美呢？
创造性地处理传统题材，重新叙述一个老故事，成功与否，全在有无“新发现”。李山这个人，不象传统的革命英雄，不象苦大仇深的支前模范，也不象老式农民，更不象阿Q式的麻木的魂灵，他是一个新的人物。他是那样善良，深沉，厚道和幽默，那成套的冲口而出的俚曲映现了他纯良的天性，他是民族文化染缸里染出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大仁大爱源自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他是相对独立的，也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谁说今天的生活中就一定没有李山呢？同样，永远在等待、在寻找的既刚强又柔弱的沂蒙山姑娘“大姨”；从污水中站起来的染布世家的女儿润儿；经受过大摧残、大灾难的心性刚烈的农村妇女素盈，都是作者新的发现。《染房之于》中有一个场景，在赤热的天字下，在遍地蝗虫的赭色世界中，一切都被毁坏，突然有一小畦绿豆荚顽强地放着光彩。这情景多象苗长水的小说--在严酷生存的底色上开放的人性花朵！他主要不是致力刻划完整的性格，也无意于再现历史生活的宏伟场景，他躲着走，把浓郁的笔墨全都倾洒在人情和人性的领地，他要努力发现的是穿越历史烽烟的沉重而坚忍的民族灵魂，他吟唱的是一支艰难岁月中民族的、乡土的青春赞歌。也许，在他看来，政治上的波诡云谲，战场上的惊雷闪电，富于传奇色彩的智勇双全，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平凡外貌下潜藏着的精神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内涵。他的小说，有意淡化实用性、功利性和娱乐性，大力突现精神性的因素。我说的“新发现”，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他在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上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改造、转化的尝试，由于特色还不甚显著，我们就不细加讨论了。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倒是：苗长水是否仅仅是个追摹历史情态的被动角色？所谓传统题材的转化，焦点的转移，时空的变幻，人性的发掘等等，是否只是一个理智的、技术性的过程？作家站在历史之外是否就能完成这种转化？苗长水回溯革命历史题材，究竟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还是出于对现实的兴趣？他倾心赞美的传统型的道德人情，究竟有无当代性，它们是否也需要经历一种转化。
我以为，尽管苗长水沉缅在对往事的遐想中，但他决不是一个站在革命历史图书馆里的仰慕者，一个频频感叹的旁观者或惟妙惟肖的复制者。在他的作品中，最重要的决定性人物就是他自己，他和他的主人公生活在同一时空中。这不仅是说，每部作品都离不开作家的主体精神，都深深打上了作家主体的烙痕，而且是说，这些作品其实是苗长水个性的显现，传统题材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作家个性的呈现过程。在这里，作家本身就是历史，历史就存在于作家自身，那种能够把历史与现实浇铸为一体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作家的心胸。看苗长水的小说，我们时时会感到有一种强烈的脉搏跃动，一种冲力。它是什么？它就是作者对沂蒙山，对汶河，对故乡大地，对人民母亲，对这片土地上特有的精神气候，文化性格，民间口头文艺的刻骨恋情。逃亡的游子刘成四十年后回来了，隐约听到渔鼓的声音，“立时叫他热泪横流，这才是家乡的音乐，沂蒙山的魂灵”“在家乡的村庄面前，再伟大的人也会成孺子，再自信的人也会感到自卑，它比父亲更尊严，比母亲更柔慈。你的血肉就是它的泥土制造的，它向每个儿女投来的都是怜悯目光”（《犁越芳冢》）。于此可见苗长水情感活动的一斑。象这样的描叙，浸润在每篇作品中，并不是外在的，是贯注在每个人的命运中的。我们知道，苗长水是个青年作家，作品中的情事他不可能经历，借助传闻史料所得材料对一个今天的青年未免隔膜，那么他依恃什么把历史写活了？回答只能是他本身就是历史铸造的结果，就是一个“沂蒙山的魂灵”。他的写作，当然是源自当前生活和情感的需要。正如有位哲学家所说：“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页）从这里，我们应该悟出，苗长水不是为言情而缘情，他实际上要把自己所坚持的情感价值通过艺术形象汇注到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去，换句话说，他力图把历史的情感转化到滋润现代人的情感上去。这就无法回避他的这种“转化”是否具备当代性的问题了。
其实，何止一个苗长水，一个时期以来，用艺术之犁重新翻垦历史生活土壤，作为一种价值寻求和审美追求，正在小说领域拱动着。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古船》，后来矫健的《快马》，尤风伟的《诺言》，全都把目光重新投射到了“抗战”、“土改”等历史生活。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诚然，描写历史生活的作品在文坛上从未间断过，但谁能否认他们的写法是陌生而新鲜的呢？除去莫言，其他几位山东作家尽管个性殊异，但在价值取向上，似乎都在推崇重义轻利的人格，儒家文化的仁爱、入世精神。那么，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是指向未来的，还是指向过去的？它们具有充沛的当代性吗？我想，当代性决不是现实题材的别名，当代性应指不论何种题材，只要与我们此时此际的生存密切相关，井有助于当代人灵魂铸造和精神发展的一种审美品格吧。它的内涵是广阔的，丰富的，其中应含有对传统的转化吸收。就拿《犁越芳冢》里的素盈来说，她的身份与《古船》里的茴子一样，但她们两人是多么地不同（关于素盈与茴子的对比分析是可以单写一文的）。素盈的性格让我们想到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模式，她坚忍、善良、安贫乐道、节俭、寡欲，在千辛万苦中抚孤成立，是忍受大苦难的化身。她是节妇？孝妇？好象都不是。作者极力表现的，是顽强的生命力，是自尊自重的气节，是一种韧性精神。这样的性格和心灵，当然并不先进（她是苗长水的人物中最传统的一个），但她对当代人的精神仍有某种间接的熏浸、陶冶，补充的意义。至于更深入地评估、判断类似人物的行为意识，已超出了文学的疆界，属于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的任务，本文就难以承载了。
苗长水的方式，只是多样化的当代文学中的多样化的审美方式的一种，而且是甚为奇特的一种。我们无需夸大它的能量，要求群起仿效；但也不能因其题材的传统而忽视它的当代性格，抹煞其创造价值。文学的天地无比广阔，充满了无量的可能性，有多少真正独立的创作个性，就会有多少种把握生活的途经。远的不说，就以曾同写革命历史题材又同属山东的作家莫言与苗长水来比较，莫强化生命、灵性，苗强化命运、情感；莫奔放不羁，苗不动声色；莫写意；苗写实；莫是红色的，是血的意象，茁是绿色的，是澄碧的水的意象……难道不是吗？顺便指出，苗长水有些作品失之散漫，交代叙述太多，具体描绘少，未免拖沓、迟钝，这是有待克服的。当然，比起我谈论的问题，这些都是枝节。由于苗长水的创作碰撞到转化传统的大问题，也由于我们谈论割弃传统甚多，谈论转化传统甚少，才引出了我的这些文字。但愿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89年12月15日
